隋唐时期的徭役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徭役

隋初，文帝接受苏威的奏请，轻简课役，男女18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课服役。60为老，免课役。开皇三年(公元5年)，改成丁年龄为21岁，受田仍是18岁，负担兵役却减少三年。又改每岁30日役为20日。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令百姓年至50岁，可纳庸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纳捐数尺，20日不过数丈，对老年人也是一种宽政。课役的减轻，有助于生产的发展。隋炀帝即位(公元604年)之后，虽然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改男子成丁年21为22岁，比隋文帝时又宽了些，但是由于隋炀帝广征徭役，大兴土木，如营建东都洛阳，修浚运河、修筑长城等，使得劳役过度。特别是征发高丽，公元610年征调民夫200万人，从事运输，公元612年，调水陆大军113.8万余人继续进攻高丽，男丁不足，其或役及妇女，也出现了“扫地为兵”、“举国就役”的情况。^[17]过度征调民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天下死于役而伤于财”，从而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最终隋王朝被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

唐代在赋役制度上的突出变化是表现于丁庸制度，这是一种灵活管理徭役的财政形式。唐以前，徭役是皇差，无论有事无事，成年男丁都得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服徭役。这种徭役制度，致使官府不能高效率地使用劳动力，也影响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严重。唐朝将隋朝免兵役收庸的办法推广到力役，并且把年龄范围扩充，只要应役人不去服役，或国家无事不需要力役时，都向应役人收取庸布、庸绢，而对在服役中超过规定天数的则给予优待处理，超役15日者免户调，超役30日者租调全免。以庸代役的普遍化、制度化以及加役免税，不仅体现了赋役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了对不同民户的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减轻了政府对民丁的人身束缚，从而有较多时间从事生产、促进了唐代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丁庸制度，也有利于统治阶级节约和合理征调使用力役，是统治阶级加强实物剥削，增加财政收入的又一手段。而且应服役天数的明确规定，使农民的徭役负担比前代有所减轻，可以说是赋役制度的一个进步。因此，实行折征代役的丁庸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向现代财政迈进了一步。

当然，唐朝的徭役也是很频繁的。按理正役折为庸后，在全国范围内，20日役制应该不复存在，但自唐朝前期起，征发现役的事例很多，后来发展为名目繁多的杂徭，即所谓“丁谓正役，夫为杂徭”，规定服役杂徭每年不得超过39天，逾期折免相应的徭役，杂徭之外仍有丁役，农民的徭役负担往往很重。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上疏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18]希望唐太宗简徭役。但是，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汝州(今河南临汝)西山建离宫时，役工190万，用去大量杂费。公元701－709年，武则天统治期间，“西幸东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岁月不空”^[19]。直到唐玄宗年间，土木之功，亦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