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已有研究综述

第二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已有研究综述

本章要研究的是人民币升值长期因素(出口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也就是考察东道国吸收直接投资和其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下文将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来考察当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本节先介绍吸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影响的相关研究，包括一般理论研究综述以及具体针对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两部分。

一、理论研究综述

从理论模型层面来看，研究贸易与直接投资总体相互关系和影响的一般模型不少，但专门针对一国吸收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却并不多。然而很多学说和模型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一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现简单整理如下: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标准化阶段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应随直接投资增长而上升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56)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等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产品的特异性或垄断优势，价格的需求弹性低，企业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并向技术后发工业国家出口，以对外贸易的方式满足国外市场。在产品成熟阶段，由于技术的扩散和竞争者的加入，成本因素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为避免贸易壁垒、接近消费市场和减少运输费用，对外直接投资比产品出口更为有利，因而企业倾向于到海外需求类型相似的地区投资设厂，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在产品标准化阶段，生产厂家所拥有的垄断技术因素已消失，竞争的基础变成了价格竞争，因此企业倾向于把生产业务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弗农的理论，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应当出现出口增长。

2.内部化理论——跨国公司内部交易可能带动东道国出口增长

英国学者巴克莱和卡森(1976)在其专著《跨国公司的未来》中系统性地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某些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势力的存在致使企业交易成本增加。而国际直接投资正是通过将外部市场交易转化为公司内部的交易，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根据这一理论，在东道国设立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利用自身的内部化优势与母公司进行大量内部交易，这会带动东道国出口的增长。

3.国际生产折中论——基于生产的区位优势可能使东道国出口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著名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和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前两者思想体系与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基本类似，同时，认为东道国具有的区位特定优势是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一国的区位优势取决于其关税和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根据这一理论，如果跨国企业是被东道国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吸引而进行投资，则其在东道国的投资企业就类似海外生产和销售基地，很有可能增加东道国的出口。而如果跨国企业是为打开东道国市场，绕过贸易壁垒而进行直接投资的，则其产品将大量在东道国国内销售，对东道国的出口带动就不明显。

4.直接投资动机差异论——成本导向型投资可能促进东道国出口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帕特瑞提出的FDI动机差异论将跨国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成本)导向型、贸易促进型三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指的是为了绕过东道国严格的贸易壁垒，为了更好地占领当地市场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其投资对象是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和地区。成本导向型直接投资指的是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其投资对象是拥有一种或多种廉价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土地等相对难以流动的生产要素拥有国。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指的是跨国公司出于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的出口贸易活动的目的、提供各种服务所进行的直接投资，一般认为出于这种动机的直接投资比重较小。帕特瑞的这一理论对东道国出口影响的分析与国际生产折中论中的区位优势类似，即生产(导向型)、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会带动东道国出口增长，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增长没有明显作用。

5.边际产业替代论——东道国基于被直接投资所增强的比较优势可能导致出口增长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边际产业就是投资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但对于东道国来说，却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该理论认为，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贸易)，而是补足(互补关系)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的，而美国则是逆贸易型的。该理论对这两种直接投资进行了解释:从边际产业开始进行投资，可以使东道国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等未能显现或未能充分显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或增强起来，从而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实现数量更多、获益更大的贸易创造条件。显然，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吸收了旨在扩大其比较优势的直接投资，并应积极地与投资国进行互补性质的国际贸易，其出口必然会被拉动。

6.Markuson和Svensson的贸易投资互补模型——直接投资流入出口部门带动出口增长

Markuson和Svensson在其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论文中提出的贸易和投资互补模型认为，如果资本的流入不是关税所致(即蒙代尔的贸易投资替代模型所反映的问题)，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而不是进口替代部门，则东道国吸收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就将呈现互补趋势。他们还考察了导致贸易投资互补关系的5种情形，即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等等(然而这几种情形分析的都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而非吸收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7.克鲁格曼不完全竞争国际贸易理论——投资流入创造新的垄断性贸易比较优势

克鲁格曼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假设，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视角来看贸易和投资问题，认为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无法完全消除国际间资源禀赋差异，即使实现了要素均等化，替代了产业间贸易，但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垄断优势也会导致新的竞争优势产生，从而带动东道国出口，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出口。

除了以上理论外，还有一些理论和学说对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却不是针对东道国接受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的关系，例如Mundell(1957)提出的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以及Bhagwati和Dinopoulos(1992)的补偿投资模型、Hirsch(1976)基于企业成本核算角度建立的赫奇模型等，主要分析的都是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国出口的相互替代关系;各类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例如刘易斯·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等也都是分析作为投资国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行为，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和接受直接投资的关系。

可见，已有理论对东道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出口贸易的关系的结论是不确定的。例如生命周期论中，当产品处于成熟阶段，直接投资倾向于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销售以减少成本并避开贸易壁垒，这个阶段东道国吸收直接投资和出口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进入标准化阶段后，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的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成本进行生产并出口，因此会带动东道国的出口增长;又如帕特森的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拉动作用不会太明显，而生产导向型投资则直接拉动出口;其他理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内部化理论中企业之所以进行内部跨国贸易而不直接向东道国出口，是害怕中间产品的商业机密泄露，因此其投资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在当地销售，因此与东道国出口没有直接关系;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论则认为直接投资增加和培育了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会带动其出口增长，等等。可见这些经典理论对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出口的关系的结论并不确定，需要根据东道国各自的特点和投资产业的阶段进行具体实证分析。

二、实证研究综述

基于这些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种角度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体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但其中也涉及到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绝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是我国吸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总体的关系。例如张谊浩、王胜英(2004)使用格兰杰非因果检验对我国吸收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二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具有显著带动效应，且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本身出口额的扩大以及国内外向型企业由于管理效仿、技术扩散和竞争压力引发的效率提高导致的出口增加两方面;向铁梅(2003)运用协整模型分“八五”时期前和“八五”时期、“九五”时期三个阶段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其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根据时期不同而呈现不同方向。例如在“八五”时期前我国吸收直接投资对贸易(包括出口)起到替代作用，而“八五”时期吸收直接投资对贸易(包括出口)则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我国吸收直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谢冰(2000)对我国1981—1998年吸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则说明:我国吸收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方面都起到正面促进作用;张小蒂、李晓钟(2001)使用1983—200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结论与谢冰十分类似。

除研究吸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整体关系的实证研究之外，少部分学者从其他更为直接的研究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例如钟晓君(2009)、史小龙(2004)、利用协整技术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对我国商品出口、进口的作用。陈继勇、秦臻(2006)运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胡求光、黄平川(2008)分析了浙江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许和连、赖明勇(2002)、王晨钟(2004)则单独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几乎所有研究得出的结论都类似，即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还可在方法和细节上进行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模型自变量可突破简单化

上述许多实证研究简单地将出口作为因变量，而仅将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或最多加上其滞后项)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这样的简单模型说服力很弱。因为出口或进口的决定绝不仅仅由外商直接投资决定，还包括很多相关变量(下文将叙述)，不能仅仅因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就直接将其单独提取出来进行分析。否则，即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经济数据时间序列(只要其是同阶单整序列)也可能成功地进行协整回归，这会使得模型本身失去意义。

2.模型中一些变量的选择有待改进

首先，一些研究除了将外商直接投资列为决定出口的自变量以外，还将他国GDP作为外国购买力的代表，作为自变量。但事实上，我们还可计算出比GDP更合适的代表外国购买力的自变量，也就是外国吸收或说外部市场容量。其次，就因变量而言，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将货物出口贸易作为我国出口的代表，没有考虑到服务贸易的作用。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约占总贸易额将近10%的比重，而世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到约30%。并且由于本研究将外部市场容量(外部吸收)作为自变量，而外部吸收是包括外国居民对货物、服务两方面需求的，因此本章的研究中将货物与服务贸易总体作为因变量。第三，许多研究在选择汇率指标的时候，往往选择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或是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因此更合适的汇率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

综上所述，我们将总结前人研究的长处和不足，重新设计一个包含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在内的出口决定模型，以分析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