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结算系统

第二节　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现状与前景

既然本币国际化(具体指的是国际结算/支付功能)可以消除对特定储备货币的不对称升值压力，我们就应当将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问题纳入考虑，包括目前人民币是否满足国际化的基本条件、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以及发展前景问题。

一、当前人民币是否满足国际化条件的讨论

在分析人民币是否满足货币国际化条件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货币国际化的定义。

(一)货币国际化的含义

所谓货币国际化，指的是指一种货币的使用超出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非本国居民使用和持有(Kenen，1983)。货币国际化意味着货币的几项固有机能，即储藏手段、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全部或部分国际化。表9－2显示了国际货币在这三项基本机能方面的国际化。

表9－2　国际货币机能概述

资料来源:岩田健治.グローバル化，地域統合時代の国際通貨論試論.2005．

此外，许多学者还指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关键性标志在于其“第三国”性，也就是不仅仅在本国与他国的贸易、投资活动中使用本国货币，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都在一定比例上使用该种货币(木下悦二，1979;岩田健治，2005)。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界货币史上真正意义的国际货币仅有英镑和美元两种，日元和欧元相当程度上仍大部分限于在本国(地区)与他国投资贸易时使用。但由于欧盟已经包含27个成员国，成员国大部分放弃了本国货币，在相互交易中使用欧元这种统一货币，且其范围还可能不断扩大，因此一定程度来说欧元也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国际货币。

(二)货币国际化的条件综述

货币国际化需要一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性、障碍和今后发展途径的基础。刘群(2005)认为:一国货币是否能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世界各国对自己所需储备货币的选择，这又取决于下列4个因素，即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货币发行国的进出口数额、货币发行国的资金融通数量、货币币值的稳定性;Christian Thimann(2008)强调国际货币是基于发行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和状态，该发行国金融市场规模和状况以及与该国货币相关的金融工具的规模;袁宜(2002)认为，除了货币应当自由兑换以外，一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和规模对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起到决定作用。同时，货币发行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货币国际化起到推动作用，也就是说要求货币发行国在世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吸收投资方面占据一定地位。其次，金融市场的开放是货币能够实现国际化的必要保障，因为随着外国居民和官方持有该国货币的增加，客观上要求该国开放金融市场，以为其手中的该国货币提供价值储藏、投资增值的场所。最后，政府对货币国际化的支持也影响货币国际化的成功。他还用美国、日本、英国在各自成为国际货币时期的经济规模、贸易与资本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金融市场开放情况以及政府的支持政策进行了具体分析;黄达(1998)认为，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满足三方面的特点，即可兑换性、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的相对稳定性。

王思程(2008)在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过程中，强调了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国际货币流通量，即需要通过贸易逆差或资本输出等方式向世界提供流动性。他还提出了英国、美国、日本分别在各自的时期通过资本输出、经常项目逆差和大规模跨国投资来向世界提供流动性;Krugman、Obstfield(2000)认为，是货币可兑换性使得美元首先成为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国际货币，它还促成了美元进一步成为国际经济中的计价货币和支付手段。同时，美国相对于欧洲、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只有美国才能供应的紧缺商品和劳务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很乐意接受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宋建军(2007)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要满足5个条件，即政治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他认为关键是贸易规模)、允许境外非居民用本币存款账户结算(即实现自由兑换，但又根据日元国际化的实践认为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是必要条件，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不一定是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实行对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杨小军(2008)在货币自由兑换这点上也同意宋建军的看法，即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并不是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可以在成为国际货币之后逐步开放;但余永定(2009)却认为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就不是完全可兑换的，也就不可能是完全国际化的，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何慧刚(2007)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弹性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他指出在国际化初期，由于对货币价值稳定性的需要，应当采取固定汇率制，随着货币国际化进程再逐渐加强汇率浮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则认为，一国货币在资本和贸易等方面的强盛并不能立刻使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还需要一定时间来让别国投资者对货币建立信心等。他还举了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中期就超越了英国但直到二战后才成为国际货币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时滞的存在。

综上所述，总结上述学者对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的表述，不难得出一个当前学者普遍接受的指标体系，即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应当满足下面条件:

a.其产品和服务在世界的地位，或说其贸易地位要足够大;

b.其资本流入流出规模，即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要足够大;

c.其经济、政治规模在世界上要具有足够影响;

d.货币应当是可自由兑换的，资本项目应自由兑换(可以稍有延迟);

e.金融市场应当具有足够深度和广度，需对外开放;

f.要为世界通过适度贸易逆差和(或)资本逆差等方式提供足够流动性;

g.汇率应自由浮动，且长期内保持稳定或升值(要求有外储支持);

h.政府的支持推动;

i.要有一定过渡时间完成国际化。

可以看到，这个指标体系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本研究进一步将上面的条件精简为:(1)货币的国际需求量(包含了a、b);(2)货币发行国需具备较大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c);(3)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或说可获得性(d、e、f);(4)作为储存手段的安全性(g);(5)政府的支持推动(h);(6)必要的过渡时间(j)。在这些条件中，货币的国际需求量最为核心，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贸易或投资方面的国际需求量大的货币，才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其余的条件作为必要的辅助条件而存在。试想一个小国的货币，无论其汇率如何稳定、政府对国际化有多支持，它国对该国出口的产品和(或)对该国进行直接、间接投资毫无兴趣，则该国货币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岩田健治(2005)则从国际金融和银行间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和投资金额规模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认为使用某种货币进行结算的国际贸易与投资金额量越大，银行将这种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媒介货币的成本就越低，也就越倾向于使用这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这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存在滞后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尚未完全具备货币国际化条件

下面我们依据上文的标准来简单考察中国人民币是否具备了国际化的条件。

1.货币国际需求地位尚需提高

从最基本的货币国际需求量来看，也就是贸易和资本需求量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口与吸收国际直接、间接资本流动确实已经出现显著增长，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拥有了能和美欧等国比较的地位。图8－24(右)已经显示了从1950年至2009年中国在货物出口方面占世界比重的变化情况，下面用表9－3给出中美日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变化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之前规模相对贸易而言很小，因此贸易需求可以基本代表货币需求)。

表9－3　1930—2010年中日美欧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世贸组织(http://www.wto.org)、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 org)数据整理计算(2010年欧盟出口数据为27国数据)。

由表9－3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代表了世界对中国人民币潜在需求越来越大;也可以参考中国外部市场变化趋势)，但从当前来看，2010年中国出口占世界比重(约10%)仍然未能达到美国成为国际货币的1950年前后所达到的比重(16.6%)。而1948年，美国出口占世界22%左右(世贸组织仅提供1948年以后的数据)，如果再往前追溯至20世纪前30年，美国出口占世界比重更大。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口和需求规模，美元在二战后成为储备货币才有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出口绝对规模尽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国，但从相对比重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当年的水平。而如果从直接资本流入产生的货币需求来看，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1》的数据，2010年中国吸收直接投资1 057亿美元，占当年世界直接投资流出的7.98%，而从存量来看2010中国吸收直接投资存量5 788亿美元，仅占到世界存量的3.02%。这也离国际货币的要求甚远。而从短期资本流动角度来看，由于存在大量管制，我国短期资本流入规模要远小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从银行间国际支付的角度来看，中国贸易与资本交易规模的不足使得银行间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潜在成本很大，因此人民币在目前尚不具备马上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

2.经济规模尚未能“技压群雄”

货币发行国经济总量规模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主要代表，也是该国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基础、吸收外部资本的诱因。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必须在世界处于绝对优势，才能使其他国家拥有对该种货币的信心。反观美国和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世行只提供1960年以后的数据;此时西欧诸国和日本经济已经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来)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GDP占世界比重如图9－2(左)所示(德国数据缺失):而2010年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GDP比重入图9－2(右)所示。

图9－2　1960/2010年各国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可见中国在当前的经济规模仅仅占到世界9.39%，远远不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38.52%)，这还是日欧充分发展之后得到的数据，如果能够找到二战后初期的各国数据，美国经济规模所占世界的比重更大。

3.人民币国际流动性输出渠道较少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承担作为本国和他国之间以及第三国之间交易的媒介货币机能，就必须通过各类渠道使得世界各国能够拥有足够的该种货币用于交易和储存。其中最主要的渠道就是贸易和资本渠道。而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前文已经探讨过，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这意味着如果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和支付货币，世界其他国家手里所能持有的人民币将不断减少，最终难以承担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职责。美国在20世纪中期刚成为国际货币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即二战后初期所谓的“美元荒”。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增强国际货币的流动性，使其流出国际货币发行国。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要实现这种“国际流动性供给”无非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主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在不损害本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减少贸易顺差、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另一种是被动增加，即本国的贸易和投资地位被其他国家超过，从而使得本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被动式流动性供给增加会导致本币币值和币信下降，从而失去作为国际货币的根本条件(也就是所谓的“特里芬两难”)。例如美国在1948年曾经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等国提供经济援助，从而输出美元流动性，亦即主动式流动性供给;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就因为西欧和日本的高速发展使得国际收支尤其是国际贸易出现大幅度逆差，即被动式流动性供给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布雷顿森里体系和美元单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应当采用第一种主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式来增加流动性供给，即采取如前文所述的放宽间接资本流出、同时主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办法，在尽量较少损害国内经济的前提下为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流动性创造条件。就本研究看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或者是较小规模逆差是最合适的。

4.未来人民币币值的安全性存在潜在风险

所谓币值的安全性，指的是作为结算/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国际货币的价值应当稳定，对主要其他货币汇率变动幅度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国际货币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的储备货币，如果出现汇率大幅度波动(主要是指贬值)，就会使各国政府和民间储备资产的实际价值出现大幅度缩水。典型例子就是近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已经使得中国等累积了大量美元储备资产的国家面临储备严重缩水的困境。以中国为例，据外管局透露，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一直占绝对的优势，基本在60%以上，而在2004、2005年的最高峰时，占比更达到约68%。^[2]这种储备货币资产缩水可能造成政府和民间部门逐渐“抛弃”该种货币而转而储存币值更为稳定的其他货币，这样原先国际货币的基础就会受到损害。

而汇率的稳定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1)当期经济基本面和经济发展预期;(2)国际收支情况及其变化趋势;(3)充足的外汇储备以作为政府进行应急干预之用;(4)完善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就人民币而言，表面上看这些条件都可以满足——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货物出口、自2000年起连续10年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等等经济基本面数据确实十分理想;国际收支连年处于双顺差状态，同时也造成了外汇储备大量累积，3.2万亿美元的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而中国金融体系中曾经饱受不良债务困扰的国有商业银行借由1998年财政部2 700亿人民币国有资产的注入、1999年4家国家金融管理公司的成立、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2004年股份制改革等契机，不良资产比率已经大幅降低。2004年至2010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15.57%、10.49%、9.22%、8.05%、2.81%、1.80%、1.35%;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由2003年的6家上升至2009年底的239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00%，不良资产风险明显下降;^[3]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也是确实出现了强烈而明显的升值趋势，且根据本研究前文的分析，具有倾向性、复合性和不对称性。目前来看如果没有各方面资本流出、入限制，人民币将是国际投资客最愿意持有的货币之一。

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在光鲜的数据之后仍然存在很多深层次的潜在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无论在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各方面都会出现变化，从而对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造成影响。这些问题包括:

(1)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保障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如本研究前文所分析的一样，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尚未完善，导致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农村和城市、东部和西部以及整体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直接导致中国消费率偏低且逐年下降，并由此导致经常项目大幅度顺差、人民币升值、闲散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过度膨胀等。

(2)经济发展中外资作用过高问题

如前所述，至目前为止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约30%左右，雇佣职工人数大约在5%左右且仍在上升;外资企业货物出口占到中国总出口的大约一半等等。这说明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未来由于金融危机或中国投资环境出现问题，大量外资撤离，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从而对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

(3)经济增长以环境资源的消耗为代价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高产出高能耗的基础上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程度也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立法等方面也很不完善，这使得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

图9－3，9－4分别显示了近20年来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地区)人均排放二氧化碳的重量(公吨)和各国每年能源消耗占国民收入(GNI)比重的变化情况。

图9－3　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排放二氧化碳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图9－4　主要国家和地区每年能源消耗占GNI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从图9－3可以看到，中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重量在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明显增长趋势。并且，即使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而言，2007年欧洲、日本、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8.19、9.81、19.34公吨，分别是中国(4.96公吨)的1.65、1.98、3.89倍。因此有读者可能会认为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算多，但如果考虑到2007年欧洲、日本、美国的人均收入分别是中国的14.5、15.2、18.8倍，这个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很高了，远远超出了中国应有的数字。而过多二氧化碳等物质的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而从图9－4则可以看到，在列出的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地区)中，中国年均能源消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最高的，2008年达到了将近7.0%，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却很小，例如日本仅为0.02%，欧洲地区为0.27%，美国为1.93%。这充分说明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中使用和消耗了太多的能源，而发达国家在节约能源方面却做得很好。

(4)经济结构中国内消费比率过低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带来的。2009年底中国消费率仅占45%左右，远低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对GDP的带动程度为4.1个百分点，远逊于投资的8.7个百分点。这种过低的消费率一方面未能发挥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低消费高储蓄直接造成经常项目顺差，并引发外汇占款和通货膨胀问题。此外低消费率导致多余资金进入房市股市等资产市场，导致金融市场和房市风险增大并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率低下。以上机理本研究第8章第1节已经分析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5)资本项目管制放开对金融业的可能冲击

诚然，近10年来中国金融业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出现大幅度改善，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幅度加强。但一方面，这种进步是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扶助下(包括大量公共部门资金的注入、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等)完成的，商业银行自身的竞争力和制度管理水平是否已经提高还有待检验;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规模与经验相比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还远远不足，应付国际性资产冲击的能力尚待验证，不排除在资本项目管制完全开放后，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

以上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这些潜在风险都可能在未来使得中国经济出现波动，可能会影响到作为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6)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惯性”

所谓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惯性”，指的是以一种或几种核心货币为主的货币体系变为以另一种或几种核心货币的货币体系所需要的过渡时间。例如20世纪前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转化为二战后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就花费了将近40年的时间。光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规模就已经是英国的2.5倍，但美元仍然未能动摇当时英镑的地位(永田雅啓，2001)。这个过渡期间经历了美元集团、英镑集团、法郎集团三个货币系统的混战，最终在二战结束后才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新体系。这种惯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旧的核心货币国政府为了维持本国利益进行阻挠;其次，它国已累积一定量原先的储备货币，为了保持其国际购买力，主观上有维护原先货币体系的意愿;第三，银行系统进行国际结算时已经有了庞大的旧国际货币交易网络，使用新货币进行结算成本将增加;第四，新国际货币体系对应的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协调需要时间。因此，就当今人民币而言，尽管由于贬值和经济发展趋缓美元地位出现动摇，但当前美元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储备货币中。例如根据IMF的数据，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世界各国政府已分派的储备(Allocated Reserve)总额为54 457亿美元，其中美元储备33 604亿美元，仍然占据61.7%的比重^[4]，各国贸易和投资以及银行进行跨国结算支付时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媒介货币。因此，即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并且国内经济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人民币想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也需要相当长的过渡时间。

可见，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流动性输出渠道、未来人民币币值的安全性等具体情况，以及考虑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所需的时间，本研究认为当前乃至短期之内中国尚未具备成为如同20世纪之前的英镑或者二战后美元一样的国际货币。在这一点上，许多学者与本研究持同样观点，即认为中国目前尚没有具备国际化的全部条件，还需假以时日。例如丁志杰(2009)认为目前人民币的影响和流动性仅限在亚洲和周边国家，还没有真正走出去;潘英丽(2009)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消费占比低、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缺乏流动性良好的资本市场等，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不大;袁宜(2002)认为我国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过分谨慎、已经过大的外贸依存度、对外投资规模过小、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和开放等问题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阻碍;宋建军(2007)认为，虽然我国政治经济稳定、进出口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础，汇率也是在稳定中逐步升值，但由于我国经济中存在短期资本——外汇储备——货币政策三者的联动关系(蒙代尔不可能性定理)，因此不能开放非居民的人民币账户，这就使得当前人民币还不能国际化;熊仁宇(2008)认为我国薄弱的金融机构和并不那么市场化的金融监管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障碍;陈炳才(2009)从进程的角度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经历4个步骤:学者在涉外经济和金融前沿的设想、政策部门制定战略、本国商业银行和企业有所行动、实际履行货币的职能，这个过程会相当长，现在还不可能实现(他的这个观点与魏尚进非常类似);张群发(200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总量、贸易发展、外资变化、外汇储备、周边国家的人民币存量、政治实力等进行了考察，但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等等。

综合上述对人民币国际化条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学者们大多同意当前我国已经在经济总体绝对规模、外汇储备规模等方面部分具备了国际化条件，但在资本项目开放、对外投资规模、金融市场稳定和开放、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输出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还需要一段过渡时间。而事实也说明，人民币当前仍然只限制在中国边境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行使结算、储备、支付等部分国际货币职能，以及在自国与他国贸易和投资中开始实行结算货币的职能，而尚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被用于第三国支付、储存和结算。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前景

上文分析了人民币当前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结论是目前和近期人民币尚未具备成为与英镑和美元一样的国际货币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即使短期内不能像美元一样成为广泛用于第三国之间国际交易的国际货币，在利益驱动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仍然在缓慢而有序地展开。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周边国家中人民币的影响和作用逐步提高，周边国家之间自发实现人民币结算甚至支付，作为储藏手段。这一方向的进程是由周边国家贸易商人基于与中国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及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所自发进行的。目前，人民币不仅在中国香港及一些周边经济体自发性地流通，而且已经在越南、泰国和巴基斯坦成为支付或结算货币之一。在中国台湾、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当地居民和机构均可开设人民币储蓄账户(张宇燕，2010)。

第二个方向则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第二个方向的进程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努力推动的，近两年内中国政府在国内、国际上采取了以下多项举措推动人民币结算进程。

(1)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4月8日，国务院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7月2日、3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被推荐并通过审核的试点企业在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贸易时，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此外，为满足实际要求，试点企业还可以将出口人民币收入存放境外。

(2)2009年3月，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布《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建议拓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用途，以创建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受到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欧盟、俄罗斯、印度等也相继发出呼吁，要求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的时代。2009年4月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也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提出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意见。

(3)2010年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等六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增加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西藏、新疆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试点地区。广东省的试点范围由4个城市扩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这样一来，已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的交易)实行人民币结算。

(4)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11月23日在访俄总理普京的会晤后达成一致，双方决定在今后贸易中改用自己的货币结算，即决定在中俄双边贸易中放弃美元，改用人民币和卢布进行结算，用普京的话来说“是为两国经贸创造良好环境迈出的重要一步”。^[5]

(5)2011年1月13日傍晚，央行发布2011年1号文件《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投人民币结算试点开闸。

(6)2011年8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明确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省、自治区的企业可以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企业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范围，从毗邻国家扩展到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至此，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特别要提出的是(1)、(3)、(5)、(6)，鉴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规模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政府在短短一年里推出这两项举措体现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决心。鉴于我国是目前第一出口大国，在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意义更为重要。主要进展见表9－4。

表9－4　2009年7月/2010年6月中国政府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举措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政府在不断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但具体落实到每一笔国际交易，其计价和支付货币的选择权仍然要由进口商和出口商协商解决。在我国当前人民币处于升值大趋势、境外人民币存量少、顺差下获取人民币途径少、国内又缺乏吸收境外人民币回流的投资环境的大背景下，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的实施存在很多困难。例如汪洋(2011)指出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如出口采用人民币结算，意味着外国进口方的外汇风险增加，不利于交易成功;郭田勇(2011)、阎小娜(2011)则表示由于人民币升值趋势加上受到境外人民币存量和换汇手续的限制，当前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呈现进口大出口小的局面;殷剑峰(2011)则进一步指出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和我国出口产品结算货币选择能力低下的背景下，企业出口(仍然大多被迫接受美元)面临的汇兑风险并不能降低，而出口以美元结算进口以人民币结算则将导致外储规模比原先更快增长。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驱动

从以上政策举措来看，中国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决心和步伐都很大，其原因当然是人民币国际化之后能够带来的各方面利益。除了本研究所新提出的“消除不对称升值压力”的利益外，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可得利益。

首先，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效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例如王思程(2008)、焦继军(2005)等。一些国外学者虽然没有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贸易投资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进行了许多货币国际化对贸易影响的一般性研究，例如Andrew K.Rose(2000)使用引力模型，利用了186个国家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了两个国家使用1种货币将大大促进其国际贸易;Kiminori、Nobuhiro、Akihiko(1991)使用了一个随机错配博弈框架来分析国际货币对两国经济的福利效应，并得出该博弈存在多个均衡，包括两种货币都被双方接受作为储备货币、各自使用本国货币、使用一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等均衡，并得出在国内发行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一国让自己的货币变为两国贸易中通用的货币可以有效提高本国福利等等。此外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对汇率与出口风险的缓解作用，本研究第十章也将有所论述。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缓解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例如焦继军(2005)、童年成(2007)认为作为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流出可以缓解中国目前外汇储备增长与国内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即辅助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起到所谓“泄洪减压”的作用。但余永定(2007)对这类说法予以了驳斥，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性、结构性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反周期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解决累积大量他国储备货币的负面收入效应。这是特里芬两难的延伸效应。由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无法进行国际支付，需要储存储备货币资产，而储备货币资产价值受储备货币币值变动影响会出现波动。近年世界经济不均衡导致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近年美元贬值已经使得其资产出现严重缩水，即所谓“被美元绑架”。而这种储备货币贬值可以是由储备货币国家政府和货币当局根据经济需要而控制的，例如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大幅度降息、购买政府债券等行为都会加剧美元的贬值，造成中国等积累大量美元资产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减少。这是差别地位货币体系对非储备货币国家的一种变相剥削。例如张群发(2009)认为非主权货币债权国的“高储蓄错配效应”(实质是核心储备货币汇率变动的收入效应)会造成货币政策的两难(其本质是Mondell和Krugman发展起来的三元悖论)，实现货币国际化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同时，拥有较大数额美元的非储备货币国家还要积极设法协助美国稳定美元汇率，防止其大幅度贬值造成本国储备货币资产大幅度缩水。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分享国际铸币税的好处。焦继军(2005)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也可以通过向国外发行人民币来筹集资金，以抵补使用外币而被外国无偿占用我国资源所遭受的损失。钟伟(2002)和刘群(2005)还分别进一步粗略地估计了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国际化后可以获得的铸币税收益;顾丽姝(2009)利用美国的例子说明了国际货币发行国家攫取铸币税的机制;陈雨露(2005)甚至采用量化方法估计了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铸币税收益以及运用境外储备投资的金融业收益，例如若2010年实现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则10年内可获得近7 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国际化收益。菊池悠二(2001)则在其分析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中认为货币国际化后的广义铸币税，即对非居民短期借款和对居民或非居民的长期贷款的利率差是日元国际化的一大收益。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低成本使用别国人民币国际储备。因为对于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居民或政府而言，将储备货币存入国内银行既无利息又不利于对外支付，因此大部分存入相应的发行国银行，这样发行国银行便可借用这些资金转而进行其他投资。换句话说非储备货币国家通过辛勤劳动和出口换取的大量资金却不能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焦继军(2005)、陈雨露(2005)等都持此看法。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加国际经济活动发言权等观点也是被理论界广泛接受的。例如童年成(2007)认为我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不匹配其国际经济地位，应当通过货币国际化提升国际经济政治发言权;张宇燕(2010)认为人民币应当在金融领域获得与中国经济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权重相适应的地位;顾丽姝(2009)还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好处，例如有助于东亚各国维护储备资产摆脱美元依赖，有利于东亚经济合作和金融安全等等。

最后，在本章开头也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潜在收益，即通过国际化来缓解在外部市场占有率结构性上升的背景下人民币对储备货币的不平等升值压力问题。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展望

从以上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分析来看，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依然被限制在国际货币三个机能中的“结算货币”、“支付货币”两个，人民币还远未能成为其他国家政府官方储备货币。且更重要的是，仅仅只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时尝试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支付，换句话说仅是在努力实现国际交易的“自国货币化”，还未能对国际货币的关键性标志——“被第三国间的交易中使用”。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当前在经济规模、贸易与投资规模、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货币国际流动性、金融系统的安定性等方面尚未能完全具备足够条件，因此如国内外学者所指出的，短期内成为美元那样的、在第三国之间广泛进行结算、支付、储备的国际货币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即使在亚洲周边国家中国际化都存在一些政治问题，阻挠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有学者指出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张宇燕，2010)，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中国与东盟各国、中国与印度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军事矛盾，而即使亚洲各国使用另一种新的统一货币都意味着这些国家要不同程度放弃自己国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主权，更不用提让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的代表了，这绝对是许多亚洲国家所不愿意接受的。例如2009年11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美国访问期间就提出希望“美国应被尽快纳入东亚共同体以制衡中国的发展”，等就是一例。^[6]

第三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旧货币体系的受益者对新的国际货币，尤其是亚洲货币的崛起是持反对和阻挠态度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议成立“亚洲货币基金”，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上达成的“清迈协议”都提到亚洲货币合作问题，但美国总是缺乏积极的态度，更不用说支持，导致至今难有突破。而2009年G20峰会前周小川提出建立新的“超主权货币”体系的设想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回应称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等等。种种态度都说明美国是不愿意看到出现一种可以挑战美元的新的国际货币，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的中国及其人民币——这正是国际货币体系惯性的体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未来几十年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或将成熟:从经济规模来看，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再假以时日可望在二十年后赶上美国(日本外财务省估计);从贸易和资本流动来看，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出口国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资流入国，且由于外部市场占有率等的结构性提高，今后出口还有继续增长的可能，这些都减少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支付货币的成本;从国际流动性提供来说，资本管制的放松、汇率市场化程度的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大(及其带来的可能的出口转移效应)都增加了人民币流出的渠道;从人民币币值的安全性来说，中国金融系统的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外资流入的转型都是利好的改革，如果在消费储蓄结构、收入分配、利率市场化等方面能有所突破，外国对未来人民币币值的信心必将大大增强。届时市场力量加上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努力，必将把人民币推上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