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标准需要不断摸索
龚方雄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
前面几位演讲者都讲了非常好的观点,我作为最后一位发言的嘉宾,先回应一下前边提出的一些观点,然后再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龚方雄
刚刚张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跟一般的企业同样的高,这个观点很新颖。我想讲的首先是我赞成巴塞尔协议Ⅲ,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的方向,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而且中国的银行和金融行业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我们现行的标准实际上比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还高,刚刚前面几位也都提到了。但是为什么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按照现在的标准,昨天刘明康主席讲了,中国银行业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2.2%,现在对大机构、所谓系统性重要的机构充足率的要求是11.5%,中小银行可以低一点,10.5%,但是刚刚张教授提到一般企业的资本充足率都是50%以上,如果20%的资本充足率就太低了,我们要不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呢?
我是这样看的。不同业务所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巴塞尔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监管的要求是不是已经太高了,还是说将来会更高,这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客观标准。这是要大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经济体系的变迁去摸索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银行业跟一般的实体经济公司不太一样,它的资产负债表的性质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跟其他的不一样。大家知道银行业,比如说一个主要的负债就是存款。刚刚我们讲了巴塞尔协议Ⅲ有一个方向,尽量把存款分散化,而不是集中化。分散化的存款对银行的负债来讲,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从资产上也是一样,向各行各业进行贷款风险很小。危机在市场经济里总是会出现的,不能说巴塞尔协议Ⅲ把资本充足率提高了以后,将来就一定会避免金融风暴和金融风险,因为发展市场经济是有周期的。
各行各业的周期都有特定的属性。银行业由于向各行各业贷款,资产是非常分散的。所以说银行和金融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的性质和其他实体经济行业不一样,相对风险较低。保险业也是同样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10%以上,但是保险业的资本充足率一般只有5%左右,5%—10%,它的杠杆率就更高了。保险业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和实体经济一样吗?不可能的。所以资本充足率的设定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相关系,这个很难一概而论。我想首先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
另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受巴塞尔协议Ⅲ标准的影响相对较小。对我们来说应该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标准已经比别人高了,而且我们的时间表方方面面都走在别人的前面。这次中美对话里面,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受到美方很多的好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看任何的问题还是要结合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延续,这就决定了中国银行的资产增长速度很快。在金融创新方面,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从我们中国的银行资产的结构就能看得出来,资产结构相对来讲还是很单纯的,金融创新不足,所以说未来还是要大力推进金融创新。由于这两点,一是高速成长,二是金融创新,决定了我们的资本要求一定要比巴塞尔协议Ⅲ高一些,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特性所决定的。金融创新有很多是要有高杠杆率的,风险也是相对高的,相对要有一些比一般标准高一点的资本充足率,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从市场角度来讲,市场经常问的问题,中国高速的发展带来高速的资产成长,银行要在市场上不断地补充资本金,从市场的角度好像对我们上市银行的股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很多分析师经常拿这个事情说事,说银行经过几年高速成长以后又有补充资本金的要求,有向市场集资的要求。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认为在中国还是应该按邓小平说的那句话,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成长是关键,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把这个成长和金融创新想透想清楚以后,银行要在市场上补充资本金是非常容易的。我想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境外的中国上市银行,它拿到的市场估值比境内的A股高20%—30%。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境外的资金成本和利息环境,跟国内的资金成本和利息环境现在有一个差异。怎么讲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银行业ROE一般来讲都高于15%,很多银行的ROE是20%甚至更高一些。你们看看我们银行的估值,一般是低于2,很多是1.5左右。所以对一般投资人,银行能给他带来的回报也是很好的。即使最低,也是很好的,把存在银行里的钱给银行当做资本金给的回报,要比存款多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融资是不成问题的。在境外更简单了,在境外利息更低,投资者愿意把这个钱交给银行,让他们去花,因为资本回报率更高,比存在银行更高,比拿现金会更高。
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还没有把成长性放在里面,中国经济每年8%、9%的成长,银行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带来的回报率会更高。所以论点就是经常讲银行不断地向市场要钱,补充资本金,还要看银行的估值,现在银行的估值是非常低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看好中国银行板块的一个原因。如果把这个原因牵涉到巴塞尔协定Ⅲ和资本金框架来讨论的话,这个论点也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凌华薇提问: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正想问关于资本金的问题。在座几位嘉宾把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介绍得非常详尽了,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资本金补充的问题。龚先生刚刚提到资本金的问题,认为资本市场可能是需要一个更开放的态度。我想问一个问题,也许不是很对,现在到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01.2万亿元,在过去几年间,我们的GDP是10%的增长,所以每年银行业的资产增长速度是15%—20%。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未来4年我们的GDP还是以这10%的速度增长,我们银行业的总资产要再次翻番,意思就是说资本金要补充多少呢?是不是先请龚先生说一下。
龚方雄回答:
我的观点很明确了,随着经济的成长,你刚刚讲的前提条件是经济成长,经济成长会带来财富的成长,比如说银行的存款,方方面面流动性都会改善。在成长环境中,银行由于成长的需要,带来补充资本金的需要,在成长环境中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我强调一点,刚刚我讲的利息是关键,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成本跟利息环境有关系,利息环境跟整个通货膨胀的前景有关系。现在境内和境外的投资人,可能对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前景还是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境外给我们银行的估值会比境内高20%—30%的主要原因。
凌华薇提问:
未来3年至5年,中国的银行业是否还可以以现在的速度来成长?请杨副行长回答一下。
杨琨回答:
昨天中国证监会尚福林主席在主会场演讲时讲了一个观点,中国目前直接投资的占比还是偏低。刚才主持人问到,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十二五”期间还是保持这么一个高速增长的话,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也是肯定的,但是信贷需求不一定是按照100万亿银行资产同比例的增长,尚主席说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我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再一个随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可能也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凌华薇提问:
对于农行来说有一个问题,前面几家大行已经上市了三四年,他们保持了好几年的高速增长,我们也对农行比较关注。
我想再问问范主任,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例问题。间接融资大家都觉得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作为监管者的唯一代表,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范文仲回答:
这也是长久以来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时间相对起步比较晚一点,现在直接融资跟间接融资相比,间接融资还是占主体地位。结合巴塞尔协议Ⅲ,在未来如果中国经济一直高速成长,银行业要成为经济增长主力的话,信贷方面要有足够的信贷支持,会对资本有一定的压力。
这个问题解决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从银行业本身来讲,我们有多种渠道,可以来补充这样的资本。除了内生之外,在外生方面也在考虑,国际上也在考虑,为银行业补充资本有更多的机制、更多的工具。从目前来讲,中国银行业跟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距。新的监管出台,近期不会对银行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从远期来讲,伴随着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信贷支持。在新的资本监管规则下,就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持,这是很必然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融资过程将会是平稳和有序的。
另外,我们现在是拿现有的情况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大部分都要靠信贷支持。从长期发展来讲,中国也会慢慢过渡到直接投资会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整个全国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也会日趋合理。几方面的因素结合考虑,银行业的前景还是稳健的。稳健的前景,同时结合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支撑中国未来平稳的增长前景,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凌华薇提问:
说到补充资本金,我看现在银行办法挺多,比如现在所发次级债也好,发其他的债也好。我注意到一点,现在银行理财产品发得非常多,非常迅猛,据说工行一家就有5万亿。银行让理财产品多发一点,买银行股的增发,或者说参与买一点次级债,这种做法监管部门怎么看呢?
范文仲回答:
理财产品具有创新性的业务方面,我们也非常关注。理财产品的发展,是有自然的一些需求,但是从监管部门来讲,这样一个发展,我们不希望造成特别多的潜在金融影响。在理财方面,前一段跟表外业务结合出了一些产品,但由于金融的管理能力从银行角度并没有完全到位,因此从监管方面对并表的要求在未来也会日趋严格,理财产品在今后发展会越来越规范。同时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后,大家会发现,它对表外这一块,现在给予了更多的一些关注,在这方面会有更多严格的规范。
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些严格的规范会不会扼杀一些新兴的、创新的市场。我们想,如果监管的规则发展能够跟得上创新的发展,这才是平衡的状态,才有利于创新业务的发展。上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一旦单方面推动创新,而整个风险管理体系没有跟上的话,这样一些新兴业务最后可能会栽跟头,反而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包括理财的一些业务,如果加强一些规范管理,其实是为了呵护这样的金融业务健康、平稳地增长。
凌华薇提问:
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评级机构,比如说惠誉和标普都先后调低了对政府的评级,但是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没有动,他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可能政府要为银行的坏账买单,银行因为有政府的外部支持,所以风险并不大。我想先问一下标普的Ritesh MAHESHWARI先生,我这个描述是否准确。
里特·马歇瓦立回答:
谢谢。其实我们是上调了中国政府的评级。如果把中国跟美国或者说其他发达市场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危机对中国跟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大部分的发达市场当中,危机的负担是由政府来承担,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提高杠杆率,在爱尔兰这个国家就引起了危机。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假如看整个系统,把政府跟银行一块来看,中国政府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中国政府总的评级实际上是上调了。而这些银行,因为他们现在资产风险率提高了,所以他们现在的评级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的银行增长这么快之后,还是保持着稳定的评级,这已经是个好事情了。
凌华薇提问:
杨副行长,银行是不是这么想的?政府对银行的外部支持力度很大,那些大家所担心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杨琨回答:
关于政府融资平台,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话题,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过去在经济学领域里好像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范主任怎么“发明”了这么一个平台。银监会在部署我们检查的时候,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没有这个科目,没有所谓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因为我们都是放给企业的。可能这个企业是有政府股东背景的,比如地铁之类的项目,不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办的,像机场,也都是用公司化的名义在做一个项目搞建设,但是股东中可能更多都是各级政府的投资公司。
我们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已经弄了好几轮,就政府融资平台内的贷款,按照风险度不断地排查,按照全覆盖、无覆盖、半覆盖这几个风险识别的监管标准。我们做的压力测试从目前看,就我们银行,因为在政府融资平台领域里面的量我们是最少的,而且都是给二级市以上的,比如说省会城市、直辖市、省属市这一级的,更多在土地储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比较有还款的保证。我们80%以上都投在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也就是在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市场比较好,另外政府也比较有钱,目前看我们不是特别担心这一类贷款潜在的风险。
凌华薇提问:
范主任,您在银监会之前担任过多年的经济学家,也有挂职锻炼的地方经验,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比如说银监会希望把银行保全做在前面,希望发生危机地方政府可以多分担一点,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范文仲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从监管的角度看,会更多考虑风险这一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虑,更多可能就是发展。非常有幸我既在监管部门工作过,也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过,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如何能找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平衡点,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
说到政府投融资平台,一个大的背景大家都很清楚。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都在采取一些经济复苏的政策,采取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中国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大大推进了,各个地方的信贷量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信贷增长中有一部分是跟政府有关联的。每一个省市都有一个跟政府有关系的投融资公司,投融资公司靠一些固定资产来进行抵押、进行信贷、进行融资。所以把这一类跟政府有关联的投融资公司,又将以政府信用作担保的公司,作为一个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概念提出来。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审慎的背景的。一方面我们对这种类型的风险要从几个方面看,光有政府承诺,我们不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风险抵御手段,未来要看一个信贷活动风险,要看一个工程完成之后的现金流,是不是能够覆盖还本付息的成本,同时也要看抵押的资产,是不是能够覆盖这些风险。所以从专业的角度考量,对目前增长很快的这一类贷款要有审慎性的一些监管措施。
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某一类贷款在过去几年特别集中的话,从集中度的角度考量,也要对这一类贷款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这就是最近我们对这一类政府投融资平台性的贷款,大幅度提高了风险权重,最高甚至到了300%。权重的确定也要根据现金流的覆盖能力,担保资产的情况,对整个信贷从集中度方面采取一些前瞻性的措施。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对这些监管的措施都有不同的解读,作为监管者——银监会,我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既能够支持经济发展平稳地增长,同时要把金融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这个工作非常困难,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各种工具的摸索,有了一些体验。这几年监管的进展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同,包括对政府投融资平台方面的监管措施,这个得到了不论是国家还是国际上的肯定,也非常感谢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积极配合。
凌华薇提问:
现在基本上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都化解了,是否不存在一个潜在的很大的风险?
范文仲回答:
中国很多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我们有很好的监管措施,相信在未来这种贷款能够更加规范。我们也并不是把某一类公司所有的贷款都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贷款,还是要从经济风险本身看它的指标,看它有没有现金流的覆盖,有没有足值的风险抵押。
凌华薇提问:
对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怎么监管,是不是全球范围内对这个问题都束手无策,请里特·马歇瓦立先生回答一下吧。
里特·马歇瓦立回答:
通过很多并购,的确有一些机构越变越大,但是这样他们也会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一些风险。银行大而不倒,就是说一些大的机构破产会造成大的影响的话,那些大银行对政府肯定是造成了风险,是不是说政府就不得不去救助大银行呢?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愿意不愿意,如果大银行真的有麻烦,这时候不得不去把一些其他的法律、规则的东西先抛置一边,不得不把这些大银行先救起来再说。现在政府救银行,不光是为了银行家,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公众。
接下去美国也会在法律上做一些调整,政府也不见得非去支持大银行或者救助大银行。但是万一危机再次爆发的话,情况会怎么样?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因为对管理当局来说,他们的选择的确非常困难。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不得不给公众造成代价,但是为了能救公众,也不得不去救大银行。
凌华薇提问:
对系统性大银行实行差别资本充足率的政策,这个是不是范主任也介绍一下?
范文仲回答:
目前国际上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列入到今年监管改革的重要议题。近期就会确定,什么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国际上有可能确定在30家左右。针对这些确定的银行,从哪些方面加强监管,一个方面可能在资本方面会适当地把标准提高。第二个,标准提高以后,对于它能够满足标准的工具,可能进行一些考量。另外对这些全球系统性银行会建立全球同行评议的机制,这些机制都会加强对国际上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指导意见中明确,对国内的系统性重要银行机构,会在资本充足率附加一个百分点的要求,这是从审慎的角度考量。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能够在资本的基础方面更加坚实。同时也会在日常给予这些金融机构风险更多的一些监管资源的分配,这是国际上和我们的一些考量。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并不是太大而不能倒,比如雷曼兄弟,它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就是一个例子。另外出过问题的很多银行,比如说北岩银行,也出现了很大的系统性的影响。所以未来除了关注系统性重要机构,我们对中小银行机构也要进行一些管理。这些管理可能更多要从结构性的、从中国比较有效的资本监管工具出发。我们认为,资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中国采取的很多拨备的措施,我们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对未来防范中国的银行业风险,将会是很好的补充。谈论到风险的时候,我们知道系统性重要银行是重要,但是要看到其他的小的银行、中等银行一样会出大问题。另外在监管工具上,除了资本之外也要看到其他的工具,比如说拨备、杠杆性,对传统的银行都很重要。
现场听众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范先生,银监会在去年就提出“腕骨”(CARPALS)的监测指标体系,现在运行情况怎么样?您刚才也提到所有的指标都是很重要的,会不会把这个体系扩大到中小银行的监管范围。
范文仲回答:
“腕骨”是我们监管部门针对大型银行的特有特征所设计的一个监管评级体系,我们采用它已经初步对大型银行体系进行评级,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小银行可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以前有一个路透评级体系,跟“腕骨”都是有关联的。针对全部的中国银行体系,有没有一个全面合理的很好的风险评级系统,这个也在摸索。我们相信“腕骨”是我们第一步,因为大型银行相对来讲信息量更充分,同时也更加重要,所以从大型银行开始。我们未来对整个中国银行业体系,不论大中小的风险评级体系都会加强,大家在将来也会看到这个结果。
现场听众提问:
我是台湾大学教授,我姓黄。巴塞尔协议Ⅲ这个部分,是不是在风险权属部分,我们把表内和表外业务分开做。中国的银行现在在世界上也是“走路有风”,各方面都不错的。我想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在巴塞尔协议Ⅲ里面有发言权?是不是可以常保强势,能不能主导议题,使风险权属对银行更有利。虽然现在的银行获利还不错,有20%以上,但是我想看3年、5年以后的情况怎么样?杨副行长,请教您一下,您心里面应该承受很多的压力。
范文仲回答:
今天有很多学术渊博的嘉宾,很多问题他们都可以作很好的回答。就这个问题来讲,我想谈几点。
第一,从风险权重、表内和表外的关系看。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的根源就是我们对表外的风险忽视了,所以这次监管改革的重点,也是真正实现全面并表的监管,使表外的业务同样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现在初步考量,包括在国内的一些考量也是,一方面表外转到表内会有一些风险转换系数;另一方面如果一些资产留在表外,但是有风险的话,将会受到同样相似的资本规则来约束,所以叫参照表内的资产进行管理。对表外可以通过合适的比例转进来,要不然待在表外就要用同样的风险管控措施。第二个权重,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在现阶段的一些基础工具,在未来如果中国银行业能够全面实现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进入高级的一些资本管理方法,可能不光是权重,每个银行都会有自己的PB(市净率),有自己的LGD(违约损失率)这样的测算,这样的测算也都要体现风险审慎的原则,现在看到是调权重,未来是调全套。
第二,中国这么多的监管、这么多的要求下去,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在今后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这是一个短期跟长期的考量。短期之内,你看到更多的是成本,这样的严格监管可能使发展速度慢了,但是长期之内要看,在一个比较严格的监管标准下,我们能够保证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使银行实现稳健的发展,虽然每一步走得慢一点,但是在长期内走得更稳,更有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的竞争力反而大大上升了,就是因为前几年监管相对比较审慎,我们的银行经营比较稳健。短时间内慢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长时间内能够稳健、有序地达到我们的目标。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我们是有信心的。
杨琨回答:
对于巴塞尔协议Ⅲ,执行起来作为银行的高管,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会影响我们的业务拓展、市场的扩张,对利润的增长带来一些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就是范主任讲的观点,长期来看一个审慎的原则有利于我们打造百年老店。另外巴塞尔协议Ⅲ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是一个世界金融的准则。如果各个国家的银行从业者都按照巴塞尔协议Ⅲ来执行的话,我相信资本市场在衡量每一个上市公司的时候也会有变化,也会被整个市场所接受。
现场听众提问:
我是来自于私募基金的,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龚老师,请他展望下半年的宏观经济以及交易策略。第二个问题问杨副行长,面临通胀高企、贷款规模下降、对于政府投资的担忧,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盈利的可持续性。
龚方雄回答:
今天主要是谈到巴塞尔协议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银行界的影响,时间非常有限,我简单回答一下。下半年宏观经济环境确定性会比上半年好得多,不管从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的通胀,下半年会开始至少同比见顶回落,其实环比中国通胀已经见顶回落,所以下半年中国总体的经济环境会比上半年好很多。全球也是一样的,日本地震之后下半年进入重建期,会有复苏,美国复苏态势也是非常好的,就业改善也在持续当中。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不管是全球还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确定性都会比上半年好很多。
杨琨回答:
谢谢你提这个问题。CPI的上升导致目前存款进入负利率时代,为什么银行现在发了很多理财产品呢?实际上给存款人一些补偿。换句话说,也是利率市场化在银行间的一个前哨大战,各家银行在发理财产品,现在已经竞争非常激烈。今年下半年市场信贷紧张已成事实,特别是前几年为了拉动内需,启动了政府的大量投资,2009年投放了9.6万亿的贷款,后续反映目前渐渐出来了。今年中央银行采取一个非常科学的方式,用了一套模式来计算各家银行放贷所持的比例,但是不管怎么说,信号肯定是下降的。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思想准备。
一个是细分市场,细分客户,特别是前几年我们都有一些承诺,我们承诺的一些项目第一期项目支持了,但是第二期、第三期2010年和2011年不断涌现出来,我们还是有一个资金的保证。但是就信贷下降这个趋势,是国家调整宏观经济所必须采取的一种经济手段,短期内可能会对企业有比较大的影响。对银行的影响我想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现在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越来越高了,民间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尽管利率现在也越来越高,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趋势,对经济发展的平稳,我个人还是很有信心的。
现场听众提问:
我是来自《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有两个问题问一下范主任。第一个问题是巴塞尔协议Ⅲ中并没有拨贷比的指标,但我们中国的条例里有这项指标,有银行说拨贷比的指标有一刀切的嫌疑,对资产负债控制比较好的银行来说是不公平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平台贷的说法,能不能透露一些数据,比如说一季度末,平台贷的数据是多少,对于银行报上来的平台贷的数据,您怎么看?
范文仲回答:
很感谢大家对监管的关注。巴塞尔协议Ⅲ我跟大家介绍了,是资本和流动性的监管方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目前国际的监管界还在对动态拨备进行研究,这个方案可能会在未来出台。中国也是根据国际监管改革,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我们自己的拨备要求。这个拨备要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拨备覆盖率。我们的要求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明确了,拨备覆盖率为150%。这次执行巴塞尔协议Ⅲ的时候执行了总体拨备率的要求,是拨备比上全部的贷款余额,这是审慎的指标,现在标准定在2.5%。
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讲,银行拨备离这样一个总体拨备率的水平比较接近,这方面的压力并不大。这两个方面是涵盖风险不同的特征,拨备覆盖率是针对坏账风险,有多大的覆盖能力,拨备率是针对如果这个坏账本身,目前标准我们觉得它不准确,或者说在未来这个坏账率有可能反弹的话,从总体的贷款也提一个指标。这两个指标,我想是相辅相成的,在坏账率比较低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总体拨备率指标好像过于严格。但是坏账率一旦反弹,就会发现拨备覆盖率的指标,变得更加严格。这两个指标在不同的阶段,控制着风险的不同特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实际上在动态拨备方面我们也正在做研究,中国是在前瞻性方面走出第一步。
对于数据很抱歉,相关数据都在整理过程中,而且是由我们专业的职能部门进行整理,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准确的数据,但是大家请放心,我们银监会会适时地把这些信息跟大家进行交流,进行汇报。
凌华薇总结:
大家跟我一样,希望这些技术性的规定不是建立在一个沙漠之上,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任重道远,感谢嘉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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