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增长方式是否到了转变的时候

农业增长方式是否到了转变的时候？^[1]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否自给自足，这个问题举世瞩目。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研究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他发现：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这些国家耕地大量流失，粮食大量依靠进口。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他早在1994年就预测：在1990年到2030年间，中国的谷物产量将减少20％，降到2.72亿吨，国内市场将出现2.07到3.69亿吨的缺口。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进口国，并大幅推高世界粮价。布朗进一步推断，粮价上涨将加剧某些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的贫困问题，有可能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其危害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

布朗先生把上述发现写成长文《谁来养活中国》，刊登在1994年第九、第十期的《世界观察》杂志上，立即震动了世界，一度为信奉“中国威胁论”的人提供了又一个版本的内容。

15年之后的现实与布朗当年的预言大相径庭：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中国国内的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大幅下降，而且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趋势。国内粮食市场保持了总量自给自足（但是每年进口数千万吨），没有对外部世界造成冲击。布朗的预言不仅没有成为现实，而且在可预计的将来，也不太可能成为现实。

这并不是说布朗的预言没有意义。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研究认为：到2030年，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会达到7.04亿吨，比布朗计算的6.41亿吨还要高。布朗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及时提醒了中国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粮食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才会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的粮食供应才能够基本保持自给自足。

持续提高粮食产量是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注的最重要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划出并且全力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退让，又逐渐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和粮食收购价格，免征农业税，并且不失时机地加大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强力保障了国内粮食产量。从提高粮食总量的角度来说，政府农业工作取得了成功。

但是，在成功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其他代价。首先是粮食品质依旧低下。同样都是大米，又放在同一柜台上销售，周边国家出产的大米价格明显高于中国大米，有的甚至高出几倍（其他农产品价差也是这样），却同样被消费者接受甚至受到欢迎。其次，国产农产品的普遍低价导致国内工农业收入剪刀差仍旧维持，近几年没有缩小的迹象，制约了农民务农收入的增长。农民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外出打工。

粮食质量问题大多是体制造成的。由于有关农产品质量的信息不透明，消费者往往无法鉴别产品质量，因此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第三方。然而，作为政府部门的第三方从来没有强制执行过粮食质量标准。一些农牧地区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大企业收购当地产品，因此大企业在当地“大得不能倒闭”，即使生产、销售了有害产品，地方政府也不敢对其进行应有的惩罚。地方政府一旦开了“宽容”的先河，大企业更加有恃无恐。于是2008年封存的毒奶粉一年多以后会再次流入市场。

另一方面，广大而且分散的生产者也知道“法不责众”，生产有害农产品也经常得不到惩罚，因此毒鸭蛋、毒大米等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事件在农产品市场上屡有发生。如此法治松懈的社会当中必然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一些地区的农田被周边工业废物污染了，当地农民本来是受害者。但是他们没有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己利益，却把自己不吃的粮食卖入市场，成为害人者。

农业产出的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绝不能说是农业的进步。只能说是为了确保粮食供应数量，中国不得不以降低粮食质量甚至卫生指标额为代价。这是过去十多年延续的农业工作路线决定了的：农村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粮食生产总量，维护中国社会（甚至其他国家）的稳定，其次才是发展中国农业，富裕中国农民。

现在，如果粮食产量基本有了保障，是不是到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粮食质量的时候？

【注释】

[1]2010年2月3日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