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挑战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挑战？

货币是“面纱”的中性观点是值得我们怀疑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真实经济中的问题往往总是伴随着货币危机和崩溃以及货币政策的扭曲和转变。每个时代所产生的许多重要政治争端，都和货币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也是政治家、学者以及普通老百姓本能地赋予货币极端重要性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大规模的经济萧条问题，而变成了通货膨胀问题。这一现象伴随了整个战后重建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很快，人们的工资提高也很快，所以，人们对通胀的痛苦并不敏感，人们甚至觉得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是一对无法分开的双胞胎。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却变成了“滞胀”，经济增长停滞但是通货膨胀却停不下来，人们一下子感到了通胀的痛苦，反对通胀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于是货币主义应运而生。

货币主义的牵头人是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当经济研究对货币的兴趣普遍处于低谷时，货币主义学派重新将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放在学术研究的中心，并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弗里德曼一方面沿袭了凯恩斯关于货币是一项资产的思想，借用这个思想他把古典的“货币数量论”改写成货币需求函数，从而将货币理论融入了资产组合理论。与古典学派将货币看成一种纯粹的交易媒介相比，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很相似。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了“货币数量论”的长期结论，就是中央银行供给的货币只能影响总体经济中的名义量，比如物价、名义利率、名义收入，但不能影响实体经济的真实变量，比如就业、实际收入、实际产出、实际利率和生产率，等等。在一般均衡的资产组合结构中他又特别强调货币量的关键作用，因此又很近似于古典学派，于是被人们称为“新货币数量论”。［12］

“货币数量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休谟，甚至更早的著述。在历史上，“货币数量论”曾是关于货币理论和政策分析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凯恩斯革命的深远影响，该理论一直停滞不前。正是弗里德曼及以他为首的货币主义者，用货币主义这个新名词使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复苏。

凯恩斯也许是我们引用得最多、了解得最少、误解得最深的一位经济学家（除了凯恩斯之外还有斯密、马克思），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宏观经济进行解读时都将货币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上，而弗里德曼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重新提出了货币是重要的，甚至惟有货币是重要的观点，虽然在货币为什么重要、货币的哪些变量是重要的等问题上仍是争议很大，但我们不能否定弗里德曼的这个巨大贡献。

至于货币主义最后有没有在货币是重要的这一观点上重建成功，仍然值得我们怀疑。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货币主义尽管引入了货币但它仍然可能是‘真实分析’而非‘货币分析’。”

按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以来的货币理论，要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要让中央银行下调指导利率，以使整体利率下降，要控制物价上涨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提高指导利率。因此凯恩斯革命以来，利用利率杠杆来调控经济增长、控制物价已成为各国的基本做法。但弗里德曼作为哈耶克领头的“奥地利朝圣山学社”的社员，一直秉持古典自由主义（或称保守主义）的传统，他对国家干预主义非常反感。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重大调整，战后重建的经济繁荣似乎走到了尽头，石油价格高涨、产业升级改造等许多问题层出不穷，再加上“庸俗凯恩斯主义”（并非凯恩斯本人）政策的滥用，各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弗里德曼通过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现代解说，把当时的“滞胀”局面完全归罪在中央银行头上，这正好迎合了当时要求放松管制的自由主义浪潮，其学说也是盛行一时。

弗里德曼通过研究美国货币史和货币政策，认为实际货币的长期需求几乎完全由实际收入决定，利率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他通过实证经济学研究或者说“用数字说话”的方法（实证经济学似乎也是从他那里开始盛行起来的，以致矫枉过正），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经济现实重新进行了理论构造。他认为价格普遍上涨或通货膨胀绝对是由于货币的供应量多了，在短期内通过扩大货币供应能够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解决就业的问题，但等到货币传导完毕、物价又回到原来比例的时候，失业率就会上升，至少从较长一段时间来看，“菲利普斯曲线”的“失业率和通胀率两难”问题是不存在的。

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不应该是一条向里凹的弯线，而应该是一条笔直的竖线。或者说不存在“是要就业还是要通胀”的问题，至少从长期来看失业率跟价格水平没有多大关系，就业只跟技术、教育、效率等真实因素有关。他还提出因为存在结构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失业率”是不可能用货币的方法消除掉的，只能通过教育培训、信息沟通等办法来降低。他认为通货膨胀在根本上“绝对是，也只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一个标准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MV＝PY。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V表示货币或者收入流通速度，P表示物价总指数，Y表示真实国民收入。在一般标准的教科书中还要对这一公式作出如下假设：①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常数；②真实国民收入Y不受货币的影响而是一个客观的变量；③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名义货币供给M基本上由货币当局外生给定。

这样“货币数量论”就变成了一个价格决定理论，方程式左边货币供给M的变动就会引起方程式右边价格同方向、等比例地变化。

在凯恩斯的逻辑里，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流动性偏好”的主观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概率、心理甚至是宗教的问题。第一，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性很大，货币供给的变动很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所吸收，从而不会带来物价的相应变动。第二，货币本身可能是非中性的，M的变动也可能部分或全部被反映在真实产出Y，而非价格P的变化上。也就是说货币供给的变动很可能被真实产出的变动所吸收，而不会带来物价的相应变动。第三，货币M也可能是一个内生而非外生的变量，名义收入和货币可能是因与果的关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应该从右边PY推到左边MV，而不是从左边推到右边。

这三点都是“货币数量论”致命的弱点，而弗里德曼也深知这一点，如果他要重新恢复“货币数量论”，那他就必须对其重新阐释。

他把“货币数量论”写成一个货币需求函数，这是一个有几个有限变量的稳定函数。这个函数的简化形式是这样的：M／P＝L（i，Y），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P表示物价总指数，L（i，Y）表示货币总需求，i表示现代金融机构的各种负债的利率，Y表示实际国民收入或实际国民产出。

这样货币需求就与金融机构各种负债的名义利率i成反比，而与实际国民收入呈正相关，或者说货币需求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由“真实变量”决定的“真实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只能带来物价总指数的相应变动，或者说是M／P分子和分母同比例地变动，货币稍微发多了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另外，货币供应增加带来的利率下降也只是带来名义利率的下降，而实际利率没有受多大影响。假如用π来表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用r来表示金融机构各种负债的实际利率，那么i＝π＋r，也就是L（i，Y）＝L（π＋r，Y），从而M／P＝L（π＋r，Y），或者说名义利率应该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预期通货膨胀率，以为利率下降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一般认为，人们有着理性预期，都会把预期通胀率计入名义利率，但是这样没有影响到“真实的经济”。

实际上，弗里德曼通过改造，得出货币需求理论，将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问题软化了，这样“货币数量论”就可以从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不变的严格假定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并且他通过广义货币概念的拓展可以再次强调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曼一直认为美联储应该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负责，他和施瓦茨认为1929～1933年美国的货币存量至少减少了1／3，美联储的无所作为推动并加深了这次大衰退。如果美联储能够及时地对股市和银行危机作出反应，那么，这次由银行危机波及实体经济的大危机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13］

在其他地方，他又一直强调中央银行行事不能太“相机抉择”，中央银行总有多发货币的倾向，最终就会带来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负责的天性应该由一个固定且公开的规则来钳制，比如他曾经主张将“美联储应该每年只能以3%～4%的比率扩大货币供给”这样的条款写进美国宪法，也说过“把美联储的工作交给一台计算机简单操作就可以了”的玩笑话。［14］

从这里可以看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具有“短期非中性”和“长期中性”的作用，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应该为“大萧条”负责，而在长期内中央银行不能乱来。这与最早的货币数量学家的观点很相似，也就是说货币在短期内对产出有影响而在长期内没甚作用，或者说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而在长期是“超中性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休谟在《论货币》里描述美洲金银对欧洲的影响时所用的那段话（前文引用过），他所说的“自然失业率”也让人很容易联想起维克塞尔所说的“自然利率”。

但是从货币“短期非中性”的干扰向所谓长期情形过渡的具体细节，弗里德曼一直不愿意详细谈及。而这里，可能隐藏着一种真正的货币分析，而非一种“有货币的非货币分析”。

在大家忽视对货币以及货币问题的讨论的时候，货币主义的成就在于将其重新摆上了经济学的探讨日程。然而从根本上说，货币主义模型不过是古老“货币数量论”的一种现代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货币主义实验中，货币确实是重要的，但未必是以货币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在发挥重要作用。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迅速放松管制，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传统意义上对货币总量的诠释和衡量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困难，货币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实验中都引起了很大争议，货币主义也逐渐丧失了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