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还是国家的

市场的，还是国家的？

不管是在经济学的论争史上还是在现实的政策讨论中，关于货币理论和政策思考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真实分析和货币分析的二元分歧上。真实分析和货币分析是看待经济体系的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真实分析强调的是商品和服务的真实生产和交换，货币仅仅是便利真实生产和交换的一种工具，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出现之后便提高了整个“真实生产”的微观效率，除此之外货币对真实经济的运转也就不再有重大影响了，我们对货币作用的讨论也就可以到此为止。

一直到今天，在我们一般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都会有一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循环图。这个图由企业、消费者、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四个部分联结构成，在内圈有一条实物流的循环，在外圈有一条货币流的循环。这个图就构成了一个我们看待市场经济制度的简单框架。货币在这个框架图里所起的作用，就是交易媒介，通过对经济货币面和实物面的相互分离，我们可以专注于真实经济的单独分析，即使把货币添加进来也不影响我们的真实分析，甚至在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货币剔除出去，以防止货币扰乱我们的真实分析。

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开始的，货币是“中性的”，是“一层附在真实经济躯体上的面纱”，是“润滑油”等说法，还是今天盛行的货币主义以及更为精巧、更为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实都可以囊括在真实分析里面。虽然有时这种分析也加入了货币的因素，大大强调了货币的作用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结，并且企图伪装成货币分析，但从真正货币分析的立场出发，我们发现这种分析其实仍是一种真实分析而非货币分析。

货币如果真的仅仅只是交换媒介，作用是中性的，那么为什么在民族国家的现实社会中，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发端或者伴随着货币和金融危机？为什么在正常时期，货币问题总是处于政治经济论争的中心？如果货币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那为什么对货币的控制和生产一直都是政治争论主题？为什么一国货币当局在其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其实施的货币政策也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显然，对于这些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我们从真实分析的经济学立场出发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这时候货币分析企图用真正货币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真实经济，以找到解释性的答案。货币分析淡化了货币“中性”的交换媒介功能，把货币作为法定计价单位的职能放在首要位子上，重新强调了经济的货币面不能和实物面割裂，货币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独立变量进入经济分析。

真实分析和货币分析的真正分歧在于二者的货币论基础不一样，真实分析的货币论基础是商品货币论（Commodity Theory）或者又叫做金属货币论（Metalist），而货币分析的货币论基础是法定货币论（Chartalist）或者又叫做信用货币论（Claim Theory）。换句话说，真实分析与货币分析的真正分歧在于商品货币论和法定货币论或金属货币论和信用货币论的分歧。［15］而这两种货币论之间的分歧，来源于二者对货币的起源及其性质不同的看法。

金属货币论者在看待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时，选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市场到国家的视角，他们把货币一直看做是市场自发秩序进化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附属物，正是由于市场逐步进化需要克服原始物物交换的低效率，货币作为市场交换媒介出现了，所以货币是市场演化中一个诞生物，是市场在追求自身效率的过程中出现的。

而法定货币论者或者信用货币论者强调的是，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货币的起源可能是市场，但是从逻辑的角度考察，我们发现货币首先是作为国家的法定计价单位存在的，其背后潜藏着国家暴力的支撑，货币天然地具有国家和权威的气质，货币首先是一种国家的货币。不单我们今天的纸币和电子货币（e货币）是这样，贝壳、牛、盐、金、银、铜等历史上曾经充当过货币的各种形式的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纸币的纸或者电子货币的电子脉冲就不用说了（其材料并不具有和货币面值相匹配的内在价值），历史上各种商品货币或金属货币也不具有与其面值相匹配的内在价值。

货币在民族国家的社会流通中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凭借的其实是其发行主体（通常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货币当局）的权威地位。社会对这种权威地位的普遍认同，使国家得以用发行货币的形式对社会负债，这方便了国家对社会税收的征管，而社会则普遍接受国家所确定的这一计价单位的信用。

按照信用货币论者的说法，货币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信用关系存在的，用牛、盐、金、银或者其他商品作货币还是用没有什么价值的纸作为货币，都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从货币材料角度来考察货币性质是没有答案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把一种商品作为计价、结算的工具来使用是不会使这种商品成为社会货币的，而如果大家都普遍接受了用一种商品、材料来作货币，那么无论这种货币的材料形式是什么都可成为货币。货币反映了一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以建立在国家权威的信用基础上，又可以建立在社会自发的信用基础上。而且越高的权威机构拥有的货币自主权越大（必要时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基础货币的供应，以获得税收收入），后来这种社会信用被国家垄断，收敛为单一的国家权威信用。

信用货币论或法定货币论的论述路线与商品货币论不同，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从国家到市场的立场。尤其强调经济的货币面不能与实物面相割裂，货币本身是非中性的，并不只是一层薄薄而神秘的“面纱”，货币本身必须作为一个真实变量进入真实经济分析。

金属货币论者和法定货币论者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法定货币论者一直坚持认为货币的使用是建立在铸币当局的权力的基础上的。铸币以及其他形式的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是因为这些货币是跟权力或主权象征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单单是因为作成货币的金、银、铜本身有价值或者纸币由金属做支撑。国家在货币的进化和使用中一直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金属货币论者坚持认为货币是私人部门为降低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而制造出来的，是市场自发力量的产物。

从早期亚里士多德和约翰·洛克的论述，到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更为正式、更加漂亮的经济分析，金属货币论聚集了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例如杰文斯、门格尔、米塞斯、阿尔奇安等早期人物和怀特等近现代经济学家。而相反，法定货币论者属于经济学边缘群体，像德国的南普（Knapp）、法国的米罗克斯（Mireaux），还有美国和英国的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法定货币论者在经济学界的队伍很小，但却吸引了很多研究货币起源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钱币学家。在法定货币论者的货币论述中，数学表达或者形式化的表达更为薄弱一点，但都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制度细节和历史经验。

我们早就知道物物交换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这时候贵金属以其不易损耗、可分割性、可运输性等优秀特性担当起交易媒介的重任。这个假想的命题也促使很多经济学家建立起很多模型，来表明私人市场体系是如何自发地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并进化成一个货币化的经济体的，这个私人市场体系不需要政府的进入和干涉。

门格尔在1892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论货币的起源》，可能是被引用最多，也最为经典的一篇文章。［16］但是这篇文章的观点除了缺少严格的历史经验支持外，还忽视了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使用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困难问题。

把一堆金银珠宝摆在一个普通人面前，这个普通人一下子很难有能力来鉴别出这些金、银的成色和重量。我们一般要请一个公正、客观、有专业知识的人来鉴别，这个鉴别人至少得有一些声望让人信得过。毫无疑问请一个鉴别专家作出鉴定要花费成本和时间。如果鉴别金、银的成本大大地超过了识别盐、棉花等日常用品的成本，我们有理由相信金、银并不会必然演化成货币，而我们生活中更为普通的商品有可能会充当交易媒介。金银直到通过货币铸造厂的技术创新，被铸造成规范的硬币，其质量、成色有了形式化保证后，才成为社会一般化的交易媒介。所以是贵金属本身的特性以及其鉴别成本的降低使市场经济演化成一种更为货币化的经济体。

这里带来技术创新的铸币厂，从历史上看，不是由纯粹的私人部门经营的，而是由政府来经营或者是官办民营或官督民营的。政府订立货币成色和重量的标准，并且从中抽取铸币税（Seigniorage Tax），充实皇室或国家的财力。如果把铸币交给纯粹的私人市场来做，就会出现混乱、无序甚至暴力事件。像提供法律、秩序等制度设施一样，国家通过垄断货币的铸造，把其也纳入了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货币成色和质量的保证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货币本身也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当然，国家也可以在贵金属铸币里掺入贱金属，或者滥发货币，进而从高通货膨胀中获得高额税收。但这往往是国家信用、公共秩序破坏的开始，也往往是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通过阅读货币史我们会发现，成功的货币改革一般都和强大的国王（像爱德华一世等）联系在一起。而当一个国家面临外部压力时，甚至当外部压力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时，政府通过货币贬值牟利的诱惑会变大。16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货币大贬值就是和其与法国、苏格兰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据说当时英格兰财政状况相当窘迫。一般来说，当政府面临军事等重大危机时，都会强化对货币创造的掌控。

按照法定货币论者的逻辑，一个强大政府的倒台往往会导致或者伴随着货币的混乱、贬值，整个社会都普遍不再接受这样的货币，甚至会退回到物物交换的状态。但按照金属货币论者的说法，货币本身是市场降低成本的进化物，一旦货币出现了，社会应该就没有理由和可能再退回到物物交换的状态。而在经济史上，在金融大危机或者货币大贬值的情况下，人们重退回到物物交换原始状态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另外，货币的铸造、发行还与国家便于征税有着天然的联系。假如没有货币，政府只能对商品的生产、运输、交换征税，因为只有商品是能够移动、能够看得见、能够被测量而被政府征税的。而一旦货币存在了，各种形式的收入、支出，包括各种形式的服务，都能够被课税了。而且，假如各种税收都是以商品和劳务而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征收的，而这些商品和劳务却未必正好是政府公共支出所需要的，那么也不能满足政府的需要。所以货币的出现不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交易成本。

政府通过强力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税收的货币形式，实际上确定了这种法定税收货币的强力地位和国家地位，这样整个社会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扩大对国家提供的基础货币的需求。国家不仅从税收的征管中获得了收益，而且从基础货币的提供中获得了铸币税的收益。

我们在许多殖民史的历史记载中，经常看到，殖民者常常迫使殖民地的人们脱离原始的小农经济而进入一个货币化的经济状态，以方便殖民者们的税收征管，而且使当地的产品变成商品得以以一种货币化的方式在世界经济中出售；在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也会发现，新兴的政府经常用货币化的税收方式，迫使旧式的农民们进入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中。

货币与政府的税收征管有着紧密联系，理解了这一点，货币从贵金属演变成和贵金属挂钩的纸币，再从和贵金属挂钩的纸币演变成什么也不值的纯粹纸币，或者再从纸币变成今天的电子脉冲，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国家用强力支撑这些什么也不值的纸张，并宣布其为国家的法定货币，而且规定国家的税收以及国境内的所有其他交易都必须用这些纸张来缴纳、交易，实际上这些纸币已经是和国家权力相挂钩了。

总而言之，货币作为最初的交易媒介，扮演的是连接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角色，而作为市场交易中交换媒介的角色应该是第二位的，货币与政府、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和直接。我们从国家的法定角度和信用关系角度来认识货币，比从纯粹的市场进化角度实际上更接近货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