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与贵贱之争

“白银时代”与贵贱之争

我们无法说出国际货币秩序开始的准确年代。国际货币关系的起点，也许和货币本身一样，尘埋在历史之中了。早期人类用过贝壳等物品作为交易的媒介，但在跨地区的贸易往来中，人类用得最多的还是黄金。罗马帝国时期，西方人就已经领略了中国丝绸的魅力，据说当时购买中国丝绸用的就是黄金。那么黄金真的一直是历史的主角吗？

在现代欧洲人的观念里，黄金一直是财富的代表，在许多欧洲的戏剧和电影里典型的守财奴形象都和黄金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的传统上，白银一直是人们使用的主货币，在历史里人们描述一个贪官经常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赔款用的是白银，包括今天我们都在说银行而不是说“金行”。其实在欧洲很长的一段历史上，虽然黄金早就都被铸造成硬币被人们使用，但是黄金也一直不是主货币，在欧洲整个中世纪以及之前的上千年历史中，充当货币标准的一直是白银而不是黄金。

十字军东征之后，欧洲在13世纪和拜占庭的贸易逐渐增多了起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使用黄金，因此黄金才因为这种商业原因在欧洲兴盛起来。当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这种跨区贸易的中心［5］，白银依然是最常使用的货币，但通过与拜占庭的跨区贸易黄金慢慢地被引入了欧洲，这样欧洲就展开了一场“金—银”双本位的运动。

通常我们研究现代国际货币体系都要追溯到国际金本位时代，但实际上黄金和白银的大规模标准化要追溯到19世纪，而且在这场货币的标准化运动中，白银扮演了比黄金更重要的角色。至于各种形式的民族纸币，差不多要到后来才被我们所熟悉，像18世纪的瑞典和1776年独立战争时期的美洲殖民地，还丝毫不知道纸币。

确实，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将黄金看成天然的货币金属，我们已经忘记了，数个世纪以来，白银是比黄金更为重要的货币金属，它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才失去了首要的地位。尤其在许多欧洲国家，“金—银”双本位制实行了很长时间，印度到20世纪初才终止了银币自由铸造，而中国一直都是银本位制国家，直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20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法案》将白银从中国弄走，中国才终结了银本位制。

在从“白银时代”向金本位制转移的过程中，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双本位制的坚决捍卫者不仅仅包括银矿利益集团，还包括与印度贸易有关的人（印度在1893年前实行的是银本位制，而且可以自由铸造银币）以及与中国做贸易的人（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都实施银本位制）。与印度和中国从事贸易的贸易商偏爱双本位制的理由，与今天的出口商偏爱固定汇率的理由相同——减小由不断波动的汇率带来的不便与风险。美国从“金—银”双本位制转到黄金本位制也经过了激烈的国内斗争。总之，白银在历史上占据过很重要的地位。［6］

从13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就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黄金和白银。到14、15世纪欧洲已经实施了“金—银”双本位制。

14世纪至15世纪的“重商主义”统治者，不仅死死守住自己拥有的稀有金属，而且还经常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拼命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稀有金属。货币的铸造是各个国王的特权，他们经常下敕令禁止黄金和白银的出口，而且驱逐、打击国外的硬币。即使允许国外硬币在本国流通，也规定要按一定的汇率换算成本国的硬币，以此作为一项关税来进行征收。

黄金和白银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的交易媒介，各国政策都力图把更多的黄金和白银囤积在自己的国内。各国国王掌控着硬币的铸造权力，通过法令可以规定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因此各国国王可以通过使金币和银币贬值来获得铸币税。

在重商主义的时代图景里，“金—银”双本位并不和自由的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统治者们通过操纵金、银标准来为军事和其他的国家工程费用筹资。

17世纪末至18世纪，拼命囤积金银的重商主义做法逐渐让位给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国家通过硬币贬值以获得铸币税的做法逐渐消失了。原来那种由国家随意规定“金—银”比价的做法，逐渐让位给由市场自然决定其比例。国家也逐渐取消了黄金和白银的国际流动，而交由一般国际贸易的平衡状况来决定。这种变化在历史上是革命性的，国家“以任何代价来控制金属货币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重商主义思想也在人们头脑中失去了影响。［7］

“金—银”双本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价和银价的比例波动非常大。历史上金和银一直在争夺货币标准的地位，金和银相对稀缺性的变动一直在改变它俩的相对价值，在中世纪差不多是1∶13，到1900年为1∶40，到1931年已经变成1∶80了。

金和银都具有较为优秀的货币特质，一般铸币当局会把金和银分开，铸造成两种足值的硬币。这样两套货币系统，就自然带来了其比例问题。

一般铸币当局会在金币和银币上打上不同的名义币值，作为人们日常用的银币和银行间、国际间交易中用的金币，但金币和银币往往都会在使用中出现磨损，磨损之后硬币的实际价值小于铸币上标注的名义币值。这样政府就面临着如何来管理货币在现实中磨损的问题。

第一，政府可公开地重新把磨损了的旧币收上来，把旧币铸成足值的新币，再把足值的新币无偿地兑换人们的旧币，以保证足值货币在社会中有信誉地流通。

第二，铸币当局可以对流通中的金币和银币磨损问题坐等不管，等到这些铸币磨损到一定程度后，就按照其实际重量来重新铸造这些货币，但是其名义币值不改变，还是打上原来的币值，这样每份铸币里头都可以少放一点点贵金属。

假如货币当局是用第一种方法来管理货币，那么流通中的实际货币数量和贵金属的数量是紧紧挂钩的，价格上涨的压力会比较小。价格波动依赖于社会中贵金属总量的变化。假如金、银的采矿业蓬勃发展，那么即使现实中的金和银出现了磨损，总体价格也会出现上涨。

货币当局如果用第二种办法来管理铸币，那么价格总是倾向于上涨，因为既定的金属总量通过金、银币的实际贬值，实际上产生出更多的货币总量；通过金币和银币的统一贬值，一个社会的价格之间的比例并没有改变，价格之间都出现了相似比例的上涨。

欧洲中世纪，一般家庭和企业都发现他们的货币价格逐渐变成了名义价格。他们使用的金币和银币都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计价单位，人们实际上用着不同成色的铸币在进行国际结算。当社会中的价格降低时，国王们可以通过减少铸币的实际重量而维持旧名义币值的办法，来抬高社会的价格，从而防止了社会因为生产力扩大、金银矿开采跟不上而产生的通货紧缩趋势。当然，各个国王也经常从这种对铸币体系的随意操纵中，获得了巨额铸币税，满足了皇室和政府的开支要求。

“金—银”双本位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金和银产出量的不同，二者的供给波动经常带来“金—银”比价的波动。

从历史的长期趋势来看，白银的实际价值相对于黄金以及其他的商品，是逐渐下降的。当金币和银币的相对市场价值改变了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要么提高银币的含银量，要么降低金币的含金量。一般政府的做法都是后一种，1834年美国就把“黄金美元”贬值了6%。

铸币的这种贬值一般都是小幅度的，其目的也不是使政府获得铸币税，而是维持金币和银币的相对价值，使二者都能在市场上保持流通。否则，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变得越来越值钱的金币就会被人们逐渐融化成金条或金块储藏起来，不再作货币用途，而越来越不值钱的银币则充斥着整个市场。被人们储藏起来的金条或金块，并不是就此退出了流通市场，而是变成了套利的手段。

当然，金和银谁是贱币，谁是贵币，也是经常变化的。在1834～1859年的美国，银币是更为值钱的铸币，同时，“金—银”价值的名义比例和市场的实际比例，一直没有超过1%范围的幅度波动。大量的银币，尤其是流通中的“西班牙银币”，大概比原先的大小磨损了1%，但用实际更便宜了的银兑换成金来进行套利的活动也要差不多1%的费用，所以套利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贵币银还是留存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当1844年美国财政部把磨损了的银币铸造成新铸币时，大量套利活动就发生了，从而大量银币就被储藏而且退出了流通市场。

对于金和银来说，无论是因自然的磨损还是因铸币当局对二者比价的改变，只要哪一种铸币变得更便宜了，那么整个市场上就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哪种铸币，整个经济的货币化任务就会担负在这种铸币上。这段期间里，因为贵货币暂时被人们储藏起来了，整个市场的货币总量暂时变得小了，所以就逐渐抵消了因为货币变得更便宜而带来的市场价格上升的压力。接着，因为人们的经济交易都大量地使用这种贱货币，从而这种贱货币的价值又会变得逐渐贵起来，直到另一种贵货币逐渐又变得贱起来。

这样，经过反复循环，金和银都会通过“贵—贱”的相互竞争，而最终变得“很贱”，其实际金属含量都变得远远地低于其名义币值了。这就是托马斯·格雷欣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8］

确实在“金—银”双本位制下，如果金和银的市场汇率偏离了平价，套利者就有了套利机会。他可以将本国贬值的货币换成黄金，再将黄金运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将黄金兑换成他国货币，再在市场上将他国货币兑换成本国贬值的货币。为使套利者有利可图，市场汇率与平价之间的差一定要大到足以抵补保险、航运以及其他开销的成本。外汇平价加上或减去这些成本就决定了所谓的黄金输送点，市场汇率在黄金输送点之间的一点点波动是不会引发黄金的输出和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