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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一个“黄金神话”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两个错误观念就产生出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神话。许多历史研究表明,所谓“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误解。[16]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都能施加很大的影响,对黄金的内流和外流作出反应。所以在所谓的“黄金时代”里,各国的货币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动的,又不是简单自动的。

为什么是一个“黄金神话”?

我们今天重新来考察古典金本位制会发现,实际上所谓的“黄金时代”仅仅是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至少建立在对金本位实际运行的两个错误认识上,一个是关于国际收支调整的过程,另一个是关于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

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的问题,据说主要就是建立在一国国内价格的变化上,这种经济学家所推崇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上文已经进行了论述:黄金(铸币)的流出使国内货币供给缩小,从而国内价格下降;黄金(铸币)的流入,扩大了国内货币供给,又使国内价格膨胀起来。国家货币政策只要负责国内货币和黄金的相互兑换就可以了,这样国际收支不平衡就可以自动地得到调节。

各国中央银行不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独立的行动,只需要被动地、自动地应付黄金的流出和流入,按照游戏规则,允许黄金的进出对国内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就可以了。

这两个错误观念就产生出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可以自动调节的、政治上非常公平对称的秩序。只要保证国内价格自由、自动地调整以及自然界的黄金产出限制,国际收支的调整和各国储备供给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许多历史研究表明,所谓“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误解。就拿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说,Arthur Bloomfield在其研究中充分证明,1914年前各国中央银行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动,那样被动。[16]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都能施加很大的影响,对黄金的内流和外流作出反应。

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来进行理解。

从消极方面,也就是“不要干什么”方面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对于黄金流动带来的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不要进行干涉;从积极方面,也就是“应该干什么”方面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应该根据黄金的流出、流入情况自动地满足黄金和本国货币的兑换要求,再依据各中央银行自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率要求,使国内货币供给量的扩张和收缩产生放大性的效果。所谓存款准备金率,是一国中央银行对于国内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所持有的储备比例,用来作为储备存款应对挤兑问题。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等于货币创造乘数,所以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小决定了国内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速度,会对国内货币供给量扩张和收缩产生的放大效果产生影响。且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各国自行制定的,并不相同。

Bloomfield研究表明,在古典金本位制下,各国中央银行很难在积极方面坚守规则,甚至有时还会出现消极方面的要求。虽然那个年代各国政府对经济政策都抱有自由主义的态度,但各国中央银行对黄金流动造成的国内价格变动、收入变化以及人民对政府的公共评价是极为关心的。为了在适当时刻来反制这种负面的时局,各国货币当局发展出一系列手段来侵蚀游戏规则,这些手段包括:操纵汇率、直接干涉外汇市场、中央银行之间相互借贷,等等。所以在所谓的“黄金时代”里,各国的货币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动的,又不是简单自动的。

我们再来看国际收支平衡调整的过程(见图1、图2)。

图1 古典金本位制下世界经常账户平衡情况:盈余国家(占GDP的份额)

图2 古典金本位制下世界经常账户平衡情况:赤字国家(占GDP的份额)

资料来源:Maurice Obstfeld &Alan M.Taylor.Sovereign Risk,Credibility and the Gold Standard:1870-1913versus 1925-1931.Economic Journal,Royal Economic Society,2003,Vol.113 (487),pp.241-275.

Robert Triffin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914年之前,国内价格水平并没有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国内收入变化、就业情况和价格变动一道对国际收支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收支调整更为依赖于跨国资本流动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比单纯的贸易顺逆差条件在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正如Robert Triffin所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及其相应的矫正,人们过多地强调了比较价格和成本大小的作用,认为贸易条件是收支调整的主要因素,而没有很好地重视国际资本移动及其波动的情况……实际上,一些巨额的、持续的贸易赤字和盈余,本身就是由国际资本移动造成的,经常项目不能发挥调节作用。”[17]

国际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极其不平等,在这里可以划分出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通常仅仅通过放缓资本输出,就能够避免国际收支赤字的出现,不至于使国内发生通货紧缩或者本国货币纷纷要求兑换成黄金的可能威胁。这里,各国通常用的工具就是中央银行贴现率,在英国又叫银行利率(Bank Rate),也就是中央银行在借钱给国内各商业银行时要求的利率。提高贴现率,就缩减了各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实际也就减少了国内货币供给,使国内资本输出放缓,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而那些资本借贷和输入国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只能被动地适应资本输出国的信贷状况,对控制资本输入情况无能为力。

因此所谓的“黄金时代”,实际就只限于欧洲的中心发达国家,以及北美、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新兴国家;在世界的殖民、半殖民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古典金本位制在保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收支稳定、避免政策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

如特里芬所言:金本位的成功,仅限于那些强大的“列强国家”——它们才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还有那些和列强在政治上、经济上、金融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的汇率,尤其是拉美国家的汇率,大幅地波动,大幅地贬值。这种中心和边缘国家间的悖论,可以从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条件的周期性变化中得到解释,这也是造成“中心”国家经济稳定,“边缘”、“外围”国家经济时常动荡的原因。

古典金本位制在技术上不是完全自动、非人格化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对称的。实际上,1914年前国际货币秩序是以一种独特的等级制形式存在着,“边缘”国家处在最底层,“核心”国家处在上层,处在最顶端的是大英帝国。[18]19世纪大英帝国主导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才对其构成了挑战。在当时,大英帝国是最大的工业化强国、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伦敦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是世界各国经常账户交易和资本账户交易最重要的计价、结算货币。

有人认为金本位制实际上就是英镑本位制,严格地说这并不准确,因为1914年之前,纽约、柏林、维也纳、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瑞士、日本、斯堪的纳维亚等各主要金融中心的货币储备主要还是黄金,另外各国货币还是与黄金挂钩的。但某种意义上,古典金本位制确实就是英镑本位制,是一个霸权体制。因为英国不仅主宰了整个国际货币秩序,建立、维持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而且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也维系于大英帝国的意志。

1870~1914年金本位期间,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实际上依靠于大英帝国用其强大的经济和金融资源承担起的三个责任:①对那些国际收支处于困难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上对其开放较为宽松的出口市场;②当国外遇到经济周期调整困难时,大英帝国提供长期资本借贷;③在出现汇率危机时,英国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但是这些责任并不是大英帝国中央银行着意追求或者特意承担的。英格兰银行关心的只是它的货币政策如何保住自己的黄金储备以及如何做好黄金和英镑的兑换,它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对全球货币稳定负责,或者自己就是全球货币的管理者。英国实际担负起的责任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英镑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以及伦敦和世界各地的金融联系,不可避免地赋予了其管理世界货币的政策权力。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波及全世界,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协调、货币政策定下一个基调。

自从黄金成为各国货币的参照后,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成了世界金融体系的管理者,英镑被广泛地用做国际交易的计价单位和投资与储备货币。伦敦金融城是国际金融中心,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影响着世界其他货币的借贷成本。当英国经济进入低谷时,英格兰银行就调低贴现利率,资本就流出英国,在那些为开发殖民地急需资金的欧洲国家找到更好的投资场所;当英国经济好转时,英格兰银行就调高贴现利率,一些商人就会甩掉手里的欧洲大陆股票,把资金转到英国,资本便又向英国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就得到了改善。

19世纪古典黄金本位制下的稳定格局,是在英国主导之下实现的。

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英国统治下的稳定格局仅限于欧洲的列强国家以及那些本身也是资本输出国,能利用到伦敦或其他金融中心资源的新兴国家。处于边缘的殖民地国家对自己国家资本进口的利率是无力左右的,但它们和英国一起承担着因操纵国际贸易条件而转嫁出来的收支调整成本。对于边缘的资本进口国来讲,其经济水平与中心列强国家差异很大,很容易陷入金融危机,要是得不到援助就会陷入困境。因为金本位意味它们的货币不能随意贬值,出口不能骤然提高便会陷入偿债危机。所以英国是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不久这就成了导致国际货币秩序冲突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在40多年的所谓“黄金年代”里,古典金本位制已经埋下了陷入毁灭的种子:金本位的稳定秩序不仅需要边缘国家能够继续承担中心国家外溢出来的转嫁成本,而且还需要英国能够继续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维持霸权地位。

但是正如许多经济史学家所说,这种霸权地位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动摇。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就不断遇到世界出口市场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后来是来自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挑战,从18世纪90年代起伦敦已经逐渐受到巴黎、柏林和纽约的挑战,英镑也发现自己身陷于法郎、马克和美元的激烈竞争中。这些变化使大英帝国逐渐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失去了主导能力,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本位制垮台之前,古典金本位制已经处在风雨飘摇、极其脆弱的境地中。

1870~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制本身有两个缺陷:①各国基础货币的增长完全取决于黄金供给的变化,这使各国遇到衰退或者外部冲击等经济困难时,反制、调节的余地很小;②金币制作成本过高,远高于我们后来的纸钞、支票和电子货币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中央银行,大量储备黄金,英国利率浮动作用也越来越小了。各国都想增加黄金储备,资本输出减少,国际上资本流动性变小,各国对维持金本位的热情也越来越淡。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热身,那些备战的欧洲国家都忙于进行战备建设,扩大军备内需,但金本位成了障碍,于是它们纷纷终止本国货币黄金的自由兑换,一方面怕自己国家的储备流向敌对国,另一面为了提高政府的财政能力。

另外,古典金本位制也暗含着像特里芬后来形容的“美元两难选择”一样的难题。因为金本位以英镑为基础,所以英镑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角色。19世纪下半叶,90%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都用英镑支付,有些中央银行(像印度中央银行)则直接储备英镑而不用黄金了。当英镑充当世界性货币时,英镑供给量除了与英格兰银行黄金存量有关外,还和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价、英格兰银行设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有关,就是:

英格兰扩大英镑发行量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可以向全世界征得更多铸币税(Seigniorage),但是久而久之会毁坏其信誉,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拿着英镑来挤兑黄金,这时便会出现兑换危机。英镑能够充当世界货币在于英国一直恪守了黄金平价的自由兑换原则,但是英国海外的英镑结存越来越多,英镑的“特里芬难题”迟早会暴露出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花中断了这一危机自然暴露的进程,掩盖了这些潜在的危机,以致引发了人们“黄金时代”的错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欧洲是世界资本的集中地,欧洲各国纷纷终止自由兑换黄金,古典金本位制也随之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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