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职责

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各级政府的共同职责

在当前经济领域中，对外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最为突出。虽然在各项经济指标中，国际收支不像GDP、CPI及失业率那样令人关注，顺差也不像逆差那样备受重视，但实际上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很深远的。

一、外汇占款大幅增加，短债比重不断攀升

外汇占款大幅增加，流动性充斥整个货币市场。2003～2005年中央银行因净购汇而增加的外汇占款高达46900亿元人民币。如此大规模的投放，不仅迫使央行不断发行票据以回笼资金，还导致流动性过于充裕，货币供应量处于偏松的状态。

国际收支顺差加剧了境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致使大量资金包括“热钱”持续流入我国，短期外债的比重也上升至比较高的水平。因升值预期持续“发酵”，近几年无论是居民还是非居民，都愿意早流入外汇、多流入外汇，并纷纷提前结汇，推迟售付汇。尽管在我国即时炒买炒卖或利用杠杆工具来进行投机的资金规模十分有限，但类似于前面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却非常盛行。体现在个人身上是居民纷纷调入外汇，但持汇意愿却比较低；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上是预收货款、延迟付汇及整体结汇的规模均越来越大；体现在资本项目上是外汇贷款和外债余额持续上升，非居民购房现象日趋增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及境外上市筹集的资金也争相结汇。这种类似于居民、企业和银行与央行的博弈，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以致形成一种难以解套的恶性循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外债的其他指标尚算正常，但短期外债比重攀升至56%，大幅偏离25%公认警戒线的情况仍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重的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的短期外债比重都比较高，其中韩国和印尼分别达到了67%和62%。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短期外债过多很有可能成为银行和企业大面积亏损或倒闭的重要诱因（主要是因为货币错配及资金链断裂）。

二、经济过热及资产泡沫现象逐步显现

在资金大量流入及流动性充裕的刺激下，经济过热及资产泡沫现象逐步显现。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居高不下、经济发展速度偏快及房价涨幅过猛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偏好及追求政绩造成的，但宽裕的资金环境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担心的是，随着境外资金的持续大幅流入，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国内股票市场也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股市那样，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境地。从当前的形势看，入眼的可能大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如果国际收支大幅顺差的局面再持续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认为，资产泡沫化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中国经济闯祸的机会也会大幅增加。届时即使我们有机会避过危机，地价、房租及工资的不断上涨也会造成高成本的生产环境，以致严重削弱沿海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否加息陷于两难，对美依赖越来越高

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损害，外汇储备累积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经济偏热、炒房成风的形势下，央行最有效的干预工具就是逐步加息。但是，由于国内外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强烈，因此，不仅较大幅度地升值会刺激更多的跨境资金流入，人民币加息也会减少“热钱”的机会成本。在美国加息周期尚未完结以及美元利率高于人民币利率情况下，人民币利率尚有上调空间。但如果美国经济今后逐步放缓，则人民币利率将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外汇储备也一样，在当前利率环境下，美元资产回报率高于人民币，央行购入外汇投放在国外、发行票据回笼人民币资金的行为是可持续的；但如果今后美元的回报率下降，央行的做法就有可能入不敷出。另外，以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长期向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输送低成本的资金，就国内经济而言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就对外关系而言则意味着无论是商品出口还是资金出口，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都已经越来越高。一旦美国因双赤字加剧而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我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将面临比较大的市场风险。

四、国际收支失衡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从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看，从国际产业分工及我国经济的相对竞争优势看，以顺差表现出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极有可能会继续困扰我们一二十年时间。这就意味着上述所列各种影响对我国经济而言将长期存在。为避免我国经济陷入类似于日本90年代的困局，各级政府甚至是全社会都要认真研究并高度重视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问题。最近几年来，央行和外汇局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完善外债管理制度，禁止外汇贷款结汇，放松对居民个人购汇的限制，疏导资金有序流出，收紧预收货款、延期付汇及个人结汇政策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延缓了境外资金流入或结汇的速度（如外债增幅已趋缓）。但是，央行净购汇和外汇占款的规模仍然逐年放大。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人民币升值预期一直没有弱化

不仅外国政府继续在施压，投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中的大多数海归极力主张人民币要较大幅度地升值，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目前的升值幅度并不足够。但实际上，均衡汇率是相对的，心理预期和美国的期望值是没有准确底线的；看看美国七八十年代对日本不断扩大的胃口，看看亚洲金融危机中诸投行和对冲基金不断在口头上掷低恒生指数的表现，我们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幅度要足够的言论是不可靠的。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比如年升幅超过美元与人民币的利差，一定会加剧升值预期，刺激更多的资金流入结汇，进而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升值幅度较大，外界可能还会将此理解为中国政府正在屈服于外界的压力，欧美政府也可能像当年对待日本那样，在人民币所谓升够之后继续施压，以真正损害中国的货币主权。与此同时，在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贸结构中，在税收、环保、土地、社会保障、劳工保护等生产成本均很低廉的情况下，较大幅度地升值不仅难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还有可能成为外企、民企压榨蓝领工人的理由，并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二）经常项目可兑换削弱了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

1996年我国对外郑重承诺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在此情况下，资本项目往往会假借经常项目名义流入或流出，以规避相关的管理措施。而规避监管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构造性交易和境内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比如，跨国公司要实现资金多流入的目的，就可以通过出口高报、进口低报或增加境外应付暂收款的方式，将闲余资金甚至是外债以贸易或服务贸易的名义调入境内（尤其是处于免减税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实践中我们还发现，许多个人和企业将期限拆短、将金额拆小，通过构造性交易来规避收汇、结汇方面的管理政策。以上这些情况普遍存在于货币可兑换过渡期的国家之中，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制的有效性被削弱是一种普遍现象，外汇管理如此，其他部门的行政措施也是如此。

（三）对外不平衡是对内不平衡的充分反映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国家。近些年，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高，“三农”问题的解决尚未取得明显进展，贫富分化现象有所加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不够宽。因此，我国的储蓄率呈进一步攀升的趋势，目前已超过45%，比英美的约15%高出许多。这就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存在着贫穷与过剩共存、流动性充裕与资金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意味着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从而导致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对外贸易乃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另外，我国长期实施的重外轻内、奖出限入以及鼓励创汇的政策，也是造成真假外资大规模流入、贸易及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五、实施刺激内需的政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光靠外汇局是远远不够的。为避免国际收支持续失衡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必须结合其他经济政策，从综合治理的高度来研究应对之策。

（一）刺激内部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医疗、教育、农民及城市住宅四大问题，使国家政策既反映出社会公平及社会稳定的需求，又能有效地减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就倚农为生的纯农民而言，用于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可能不是最需要的；在基层乡村政府缺乏财务约束和足够审计力度的情况下，这些补贴有多少可以到达农民手中值得怀疑。政府现在最应做的是彻底承担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并在大学里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力度。现在的大学，每学年的费用动辄上万元，对贫困农民家庭而言确实太高了；恐怕这就是许多农村家庭因教育而负债累累、不少农民子弟因赤贫而成为不良女生或“马加爵式”男生的主要原因。除了教育外，政府还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具有农村特色的医疗合作制度，以避免许多农民因为重病而倾家荡产或者因为费用昂贵而不敢看病吃药。就农民工而言，地方政府应该做的是完善工伤赔偿和社会保障制度，鼓励民企、外企设立工会，并按照每小时最低工资制度来严格稽查血汗工厂（而不是仅仅设立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工人每周的工时却可长达70个小时）。就城市住房而言，经过连续两次宏观调控后我们亟须完善对地方政府土地收益的管理，界定政府在城市住宅供应体系中的责任。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房子全部由市场来提供。就算全世界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香港、新加坡，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地产商。香港特区政府按照家庭收入的不同，向中下阶层家庭分别提供了大量的夹屋、公屋和居屋。从市场上买房以改善居住条件一般都是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内地目前却存在着两种怪现象：一是城市产权率高达82%（包括房改房），远高于美国的68%和英国的56%，以致许多刚参加工作的人都提前消费、入市购房；二是地方政府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土地收益，却没有建立受到严格监管、可供未来政府使用的土地基金，没有按比例拨出足够多的土地收益专门用于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另外，对持有非自住物业的购房者，打击炒楼风的手段应该以持有环节的物业税和交易环节的营业税为主。上述两税对非居民的非自住物业，税率应该明显高于居民。

（二）尽快调整重外轻内的经济政策

目前地方政府除了逐级下达考核指标外，还为外商提供全面的低成本待遇：包括低地价或零地价，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营业税的部分抵免，坏账损失、准备金、工资、折旧、广告宣传及招待等费用的税前抵扣优惠，以及政府对环保和劳动保护的监督力度较弱等。以税前抵扣为例，外资的广告费用和工资费用可在税前全额扣除，而中资企业广告费用却只能在销售收入净额的2%内据实扣除，工资也只能在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内扣除。这种重外轻内的做法不仅对民族工业成长、对自主品牌创立和技术创新、对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颇为不利，还会造成国家税收长期流失，并迫使大量的中资企业把自己“变性”为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我们应该尽快作出调整。除了低成本优惠外，其他一些税收政策也有利于外资扬其所长。比如，外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规定，就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借入股东贷款，通过支付利息来达到规避所得税的目的（尤其当减免税期结束之后）。从境外拆入资金用于境内放款只对差额部分征收营业税的规定，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发挥自己的强项，从境外大量拆入外汇用于发放国内外汇贷款。这两种方式都会导致我国的外债余额和短期外债比重逐年攀升。

在“三来一补”企业中，由于按工缴费计算的管理费是地方政府收取的，因此，不仅外企的税费负担比较轻，中央政府税收所得也比较微薄。在加工贸易链条中，我国无数廉价劳工都在为国际巨头打工，但中央政府和工人却一直处于利益分配最末端。有人曾经估算过，一双彪马鞋在美国的平均售价约75美元，但中国厂方售价仅2．44美元，厂方花在工人身上的所有成本只有0．77美元。还有人计算过，在2005年的1019亿美元贸易顺差中，扣除掉外企的，顺差仅剩下175亿美元；扣除掉加工贸易企业的，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就会下降91%。尽管如此，在低价出口、贸易盈余及进口资源、原材料上我国却备受关注或指责。所以我们主张，外资的市场准入可以逐步、适当放宽，但其超国民待遇应尽快取消；政府的重点应转向扶持民族工业，鼓励自主创新。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方面政府也应该改变奖出限入的政策：适当鼓励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取消地方政府对出口和旅游外汇收入的贴息补贴，并对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出口实行零退税政策。

（三）加快金融创新，完善监管手段

要完善内地资本市场，加快外汇市场的创新步伐，并通过价格管理手段来抑制各种套利行为。由于内地资本市场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因此，我国间接融资比重偏高，不少企业和银行纷纷以红筹或国企的形式到香港上市，并把筹到的外汇调入境内。在资本市场单向流动情况下，这势必会加大国际收支顺差的压力。为此，我国在恢复股市融资功能的同时，应继续净化资本市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打击诈骗、内幕交易及侵占上市公司或股民利益等非法行为。在外汇市场方面，我国不仅应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还应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外汇寿险及投资相连产品，并利用丰富的外汇资源来逐步发展外汇债券市场，包括允许素质较高的境外机构来华发债等。只要外汇投资工具丰富了，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小于本外币息差的情况下，个人和企业持汇意愿就会有所提高；同样，只要有序疏导资金的流出，既鼓励企业和银行对外投资，又通过金融机构集合资金的方式允许居民投资境外证券市场，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有可能通过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逆差来冲减，至少双顺差的规模不会像近几年这样庞大。在价格手段方面，由于短期外债比重较高，非居民纷纷增持人民币存款，因此，我国应考虑引进利息税或其他价格手段，以此来增加上述企业和非居民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居民和企业减持外汇、增加外汇贷款的意愿都比较强烈，因此，银行外汇贷款余额已上升至与外汇存款相近的水平（5月底均为约1587亿美元）。在此情况下，有关部门确实应加强金融监管，认真落实银行法人外汇存贷比例不可低于85%的审慎监管要求。

总之，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呈现出繁荣与隐忧共存、贫穷与过剩共存等特点。从我国的经济结构及日本的经验看，国际收支顺差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伴随我们一二十年时间。国际收支大幅顺差与逆差一样都是经济失衡的表征之一。它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又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某些矛盾进一步恶化。它既涉及地方政府的职责，又涉及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外汇局和央行以外相关部委的职责。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全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它，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来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