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金融业因操作及管理环节失控而爆发的重大差错或大要案仍然非常突出。中行河松街高山案、建行张恩照案以及期货期权方面的中航油、刘其兵事件，均大大吸引了国人眼球，使金融风险控制问题继续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新鲜热辣的刘其兵期铜案，因为谜底尚未揭开，所以我们心中尚有许多解不开的疑惑，包括：期铜下单时有无授权环节？风险总额及交易对手额度怎样审定？资金是否经过后台部门清算？清算及财务管理部门是否具备相对独立性？以及交易风险是否曾进行过评估或压力测试？以上问号和案件都表明，中国金融业要摆脱重大丑闻的困扰，光靠加强稽核和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相比较而言，从业务流程、规章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资讯科技手段入手，认真研究操作环节的完善方案，恐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纸面上的复核过程难挡硕鼠侵蚀
第一个值得研究的环节是经办复核制度。银行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双人操作的，也即经办之后必须通过复核。即使如今比较盛行的储蓄单人临柜做法，也必须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比如支付金额不大、客户可以通过存折或存单当场核对，以及客户必须事先输入密码等等。每日营业终了，后台人员还要对单人临柜的业务凭证进行事后核查，管理人员也会根据电脑所统计出的柜员现金收付量，对员工的现金尾箱进行不定期检查。对有些业务，比如大额支付、开销户、应收暂付账的处理，即使是个人业务性质，也必须经过复核甚至审批的环节。至于对公业务，由于客户一般不在场或无法当场核对账户明细及余额，因此，复核环节必不可少。但这种复核的制度有时仍然会被有心人钻了空子。在浙江省杭州市某国有银行就曾经发生过国际结算人员自制传票，偷盖复核员私章，累计挪用外贸公司开证保证金200多万元的恶性案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那些需要手工制作传票的业务而言，银行是依赖纸面上的复核痕迹，还是通过事先设立的严格的电脑程序来落实复核环节更为可靠？从国外先进银行的做法看，结论应该是后者。如果中国的银行今后能改进业务流程，让经办员输入电脑后相关业务及记账信息能自动转到复核员电脑上，后者核对、确认后整个业务流程才算完成，那么，经办员一人挪用资金的可能性就会少得多，大案要案也会少得多。
（二）形式上的授权同样会滋生祸害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环节是授权制度，即所有对外支付的指令或重大交易，都必须事先经过双重授权，而且金额越大，对授权人职级的要求越高。比如对50万美元以上汇出汇款电文（即MT103）的签发，一些银行就规定必须事先取得两个甲级以上签字人的正式授权。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如果不通过资讯科技手段及业务流程的优化来落实，同样较易发生差错或案件。某国有银行在汇一笔20多万美元的汇款时，经办填制了手工传票及付款电文，复核和有权签字人审核、授权后将电文交给了电讯部门，电讯部门在输入报文时出现了差错，多输了一个零，结果200多万美元付出去之后，该行不得不历尽追索之苦，并被迫赔付了一笔费用和利息开支。此案例说明，该银行的业务流程有重复输入及无意中架空复核、授权环节的弊端，支付差错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已由发报员来承担。后来该行进行了业务流程改造，改为通过电脑程序来落实复核、授权制度，也即报文及记账联自动从经办的电脑，先后跳到复核员—授权乙—授权甲的电脑，并在不可更改及不落地的情况下将正确的信息自动切换成SWIFT报文，而错误的信息则退回经办进行修改。从此之后，该行的汇款差错就越来越少了，人工成本也节省了一些。
（三）清算及财务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第3、第4个内控环节是清算和财务管理。清算属于后台，财务管理属于中台，而直接受理国际结算业务及从事资金交易的部门则都属于前台序列，三者都有各自的汇报路线，从而使部门架构起到了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作用。对开立信用证及从事资金交易的部门而言，清算部及财务部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以刘其兵的期铜交易为例，如果前述复核、授权制度对其不起作用，那就只能靠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和清算制度来制约了。作为相对独立的清算部门，应该将交易记录与风险额度、纸质凭证及其他清算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发现异常后立即向分管的副总裁或副行长报告。财务部门不仅应核实自有交易的资金来源，还应关注其盈亏程度，从而避免风险超出公司或银行的承受能力，以至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从中航油及期铜事件看，我们估计，清算部门及财务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严重不足，而相关的操作流程也可能存在许多弊端。
谈到财务管理，我们应多花些笔墨来讨论其重要程度。我们感觉到国内许多银行的会计部门至少存在两大弊端，一个是独立性明显不足，另一个是过于侧重会计业务，对成本、盈利及风险等财务管理方面的分析则重视不够或手段比较欠缺。以王雪冰的案子为例，官方最后给他定性的受贿额只有100余万元，但实际上他花天酒地地浪费掉的钱远不止此数，有时甚至一瓶高档红酒就要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这些高档消费从来都是由相关分行的领导来买单的。相反，新桥集团入股深圳发展银行后，向各地分行派出了直属总行的财务总监，对大额开支及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一下子就收掉了行长们原来不受约束的高档消费权。国外先进银行的做法与新桥比较相似，即分行的财务总监应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形成对地方诸侯——分行一把手的有效约束；与此同时，总行总裁、副总裁的日常报销尤其是大额报销也应当交由董事会来审核。
（四）银行的电子化理念需要改弦易辙
当然，财务部要发挥其相对独立性及中台控制功能，光从组织架构上下功夫是不够的。为此，商业银行应致力于完善成本、盈利核算办法，改进对分支行、部门的绩效考核方式，并加强对大额开支和应收暂付科目的监督。要做好这些工作，同样离不开资讯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持。比如说期铜交易，比较好的业务流程是交易完成之后，有关记录能通过电脑，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直接转到清算部门和财务部门，由前者根据交易记录和授权情况来办理清算业务，由后者根据财务分析软件来计算盈亏情况及承受能力。可惜的是，我国多数商业银行的电脑系统是以账户为核心的，电子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记账及替代手工操作；而国外先进银行的系统则以客户为核心，目的除了记账外，更有优化流程和控制风险的需求。此外，我国一些银行的电脑目前还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有的虽然实现了地理或物理上的集中，但十几块、几十块业务独立设计、互不相融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这不仅会使商业银行在提供上市所需的各类信息时吃尽苦头，还会使对产品、客户、员工及部门的考核处于比较粗糙的状况。在此情况下，财务部要履行中台的约束、监督及考核职能，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五）账务及资料集中可以预防案件的发生
电脑的重要性，在第5、第6个内控环节——账务集中和资料集中方面同样有所体现。账务集中主要是指同一城区不同支行、不同部门的贷款账务都要集中统一在后台部门来记账。集中之后，风险管理部门审定的企业授信额度将记录在账务部门，结算部、资金部及各支行给企业融资后，将直接通过电脑传到账务部门，由后者来统一记账、审核贷款是否超额，并负责监察贷款素质的变化。至于资料集中，不同的银行可能有不同的做法，目前国外较为流行的有会计资料集中保管及客户资料的集中输入。它们对优化业务流程、控制操作性风险是有帮助的。20世纪90年代浙江嘉兴某国有银行曾发生过员工盗用客户巨额资金用于炒股，事后大量销毁会计凭证的案件；前面提到的银行员工挪用客户信用证保证金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也曾通过翻查传票探得银行内部正在调查此案的讯息，并随即逃之夭夭。这两个案例均表明，银行不仅有必要集中保管会计凭证，还应该就凭证查阅订立严格的管理规范。如果资讯科技发达，商业银行甚至应该将同一区域各支行的传票集中起来保管，并通过微缩手段为客户和业务人员的查询提供便利。
至于客户资料集中是指银行将某一地域各支行的客户信息及其签字或印鉴式样，通过先进的影像传输及其他资讯科技手段集中输送给后台部门，由该部门快速录入各类资料，并集中存放在电脑中，以便票据清算及其他业务人员可以直接在终端上核对客户的信息。由于每个客户都有综合账号或特有号码，客户信息及印鉴样本都是集中管理的，因此，银行可以杜绝员工私下更换客户信息或偷换预留印鉴的案件，并将各部门及支行的业务信息集中起来，统一为客户邮寄对账资料，以便居民和企业财务部门可以核对账户的明细及余额，从而及时发现资金被盗用或被划错的情况。如果国内银行都采用这种管理方式，相信就较难发生河松街支行高山之流，长期盗用客户资金但企业财务部门却一直未能发现的恶性案件。
（六）外部审计和检查都是商业银行灵药
除了上述几个环节外，要想有效控制操作或道德风险，各商业银行还必须强化稽核机制，加强合规部职能，并主动接受外部审计和监管部门的检查。稽核部门一方面应保持其独立性，直接向董事会下面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另一方面，应引进熟知业务细节的专门人才，并确保各分支行、各类业务的稽核覆盖面。合规部门应尽可能保持垂直领导，将管理触角延伸至主要业务的合规性方面，并在各业务部门设置兼职的合规人员。此外，银行还应积极主动地配合外部审计和监管部门的合规性检查工作。无论银行是否上市，审计都有利于清查成本、收益及不良资产的真实性，有利于确保坏账拨备的覆盖面，有利于严格控制银行内部的关联交易。同样道理，监管部门的检查对银行而言，也可以起到遏制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政策性风险及操作风险的作用。总之，操作风险及道德风险的控制牵涉银行管理的方方面面，但核心环节是完善的制度、合理的业务流程和先进的资讯科技手段，稽核、外部审计及政府监管只能起事后甚至辅助的作用。以上各项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的银行，比如汇丰，其高层往往潇洒得很，常常既打高尔夫，又出席各种社交场合，但银行的重大差错及各类案件都非常少，业绩及股价却蒸蒸日上；相反，内控做得比较差的银行，比如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其高层的工作不可谓不辛劳，常常既费神又费力，但底下的案件却一个接一个，如同坐在火山口一样，有的甚至自己都走进了监狱。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好好警醒吗！
[1]2006年1月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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