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金融机构触礁的主要原因

自1998年11月3日以来，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台湾地区已有3家金融机构接连出事；其中，台中区中小企业银行3天时间曾被疯狂挤提550亿元（指新台币，下同），存款流失率高达27．5%，不仅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家陷入困境的台湾银行，更创下了台湾金融史上挤兑金额的新纪录。台湾的经济金融状况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一）台湾金融机构频频出事的经过

台湾的金融问题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经济不景气，股市低迷，以及不少公司出现涉足股市太深、财务杠杆过大等经营管理问题，岛内近来有一连串的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这当中，中央票券公司的客户和股东受影响最大，导致“央票”深陷泥淖，终于在11月3日也出现了高达7亿元的跳票行为。企业的财务危机开始传入金融系统。

“央票”出事，原先依赖其保证额度发行商业本票在市场上融资的企业，被迫面临票据卖不出去或不获贴现以及无法作押等信贷收缩问题，并直接影响到其他新票券公司的信誉，致使他们的抵用额度被银行纷纷冻结。除了新票券公司处境艰难外，在其他金融机构中，依靠票券公司在市场上发行票据筹集资金的投资公司，以及那些实力较弱、客户群素质偏低的新银行和中小企业银行，资金周转也日见捉襟见肘。11月7日，宏福票券公司（在票券公司中排名第6）成为倒在多米诺骨牌下的第2家金融机构，被迫向世华、上海商业和中国国际商业3家银行以及国际票券公司出让51%的股权。继“宏福”之后，中央票券的大股东如新巨群、国扬实业和汉阳集团，以及原先在“央票”有较多授信的安锋、万有纸业和瑞圆纺织等企业，也陆续发生跳票行为。企业的财务危机通过公司债务链和金融市场上的货币收缩效应，迅速扩大其负面影响，使岛内的金融形势显得更加严峻。

11月下旬，“央票”的另一个大股东广三集团爆发严重的财务危机。据悉，“央票”出事以后，广三的资金来源大受影响，其董事长曾正仁为了满足入市护盘的需要，开始把目标转向刚刚掌握控股权的台中区中小企业银行，并从台中企银分两次把74．5亿元（约18．8亿港元），贷给6家财务状况不佳、偿还来源无法掌握但与广三集团有关联的企业。此事被人告发后，台“央行”立即派人到台中企银进行项目金融检查。不料，金检尚在进行，消息即在社会上曝光。11月24日，台中企银后里、沙鹿等分行出现挤兑，并流失80亿元存款，25日挤兑金额更高见321亿元。台“财政部”见状，紧急协调台湾银行、华南银行、合作金库、土地银行等9家老行库，以承购台中企银发行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方式提供资金援助（25日首期发行金额为540亿元，期限为91天），并指示中央存款保险公司3人小组进驻台中企银监管，停止董监事会职权。台“央行”也立即为台中企银提供90亿元的融通方便。台“财政部”还要求广三集团完全退出台中企银，并有意让汇通银行承接台中企银两成多的股权。在当局的极力护航下，挤提风潮终于逐渐平息，但26日被挤提走的存款仍然达到40多亿元，3天累计金额更高达550亿元（130亿港元），使台中企银存款余额从2000多亿元骤降至1500亿元左右，流失率达到27．5%，创下了台湾金融史上银行挤兑的新纪录。

在台中企银被疯狂挤兑的同时，该行与广三集团另一家附属企业——顺大裕公司，还被传言在股票市场上违约交割40亿元（后来查实为24．7亿元），成为1994年“宏福事件”以来台湾股市单日最大违约金额。受此影响，台湾股市25日狂跌222．34点，盘中甚至重挫300多点，最后在股市稳定基金的强力护卫下，才勉强止住进一步下跌的势头。与处理“央票”和宏福票券事件一样，台湾有关监管当局对待台中企银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监管当局措施不得当，台湾当前的金融形势要复杂、混乱得多。

（二）台湾金融机构出事的主要原因

自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台湾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比较而言，岛内金融市场的气氛尚算平静。如今，这种相对平静的氛围已受到极大破坏。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都比以前大多了。台湾银行体系的安全性目前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台湾的金融形势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乍看起来很难理解，但事实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金融机构接连出轨，与岛内经济困境、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金融监管不足都有相当的关系。台湾的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虽然比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要好，但绝非《经济学人》所评价的那样健康。只不过台湾是个半自由、半管制的社会，体内弊端不易为外人所尽知而已。

概括说来，台湾金融机构之所以会不断触礁，除了经济不景气，公司效益转差，涉足股市过深以及部分企业负责人大肆举债、盲目扩张业务外，还有如下几点主要原因：

1．交叉持股

台湾企业之间常常通过交叉持股，结成策略性联盟，并在股市上相互保护，以免股价跌得过快。不但企业如此，台湾的部分银行也存在交叉持股现象。这不见得是件坏事，但母子公司股权互相交叉，不健康的因素则明显较多。如若交叉持股的目的是靠盲目哄抬股价来获利，或者在企业出现问题时逆势而为，把股价撑高以装饰门面，那么其危险性显然还要大得多。这样做容易导致企业负债偏多，涉足股市过深，其直接后果是利息负担和投资成本加重，股价也往往会偏离合理水平；一旦股市长期低迷不振，企业往往会因资金周转不灵和亏损过多而陷入困境，然后再通过原有的股权交叉关系产生连锁效应，引致一系列的跳票事件。这一点在广三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财务危机中已充分显现出来。

2．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

台湾的新银行及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几乎都是用工业资本建立起来的。如泛亚银行的大股东是长亿实业、长广投资，中央票券的大股东是新巨群、国扬实业和广三集团等。两种资本结合，而且互进互退，有助于树立“团队精神”，提高企业本身的对外竞争力，因而也不见得全是坏事。以上特点，与交叉持股一样，是“日本病”的表现形式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企业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以及日台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但是，对银行来说，被工业资本掌控确实隐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一种是银行的职业道德可能会屈服于大股东的利益，另一种是企业集团所占的股权比重如果过高，一旦该企业投资失误，将殃及其所控股的银行，两者都需要金融管理当局制定一些细则加以谨慎监管。这些细则的关键是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实行分离，即企业家可以入股甚至控制银行董事会，但具体的业务运作和管理应由专业的银行家来处理，并谨守银行自身的专业操守。除此之外，为了避免企业对银行影响过大，台湾专门制定了“同一关系人持有银行股权不得超过15%”的规定。但是，从台中企银的案例看，广三集团实际上已通过人头户及子公司等种种渠道，持有银行股权的20%。台中企银后来之所以会出事，与所有权和经营权未能分开，以及大股东所代表的企业集团经营业绩不佳有莫大的关系。

3．对关系人放款控制不严

这在台中企银事件中已暴露无遗。广三集团董事长曾正仁挟持庞大资金入主台中企银的时间是在1999年10月12日。8天以后，曾正仁正式坐上台中企银董事长的位子。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曾即于11月13日和17日，分两次把44．5亿元和30亿元贷给与广三集团建立起策略性联盟的6家关系企业。这些资金随后由曾正仁主导投入股市护盘。上述贷款的发放，不仅用途不当，有违台中企银放款审议委员会的意见，而且企业财务状况不佳，担保品也严重不足，仅占贷款总额的两成多一点。类似这样的事件，由大股东主导、给关系人放款以套取银行资金的情节，在台湾岛内台中企银并非属于首创。1995年及1996年，华侨银行和台东企银也曾因利害关系过于集中而分别被挤兑150亿元和110多亿元，最后在中央存款保险公司进驻后才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今年11月初发生的“央票”事件，也是由“央票”大股东频频透过“央票”提供的保证额度发行商业本票，再以筹得的资金投入股市炒作造成的。对关系人放款，台湾银行法尽管也有限制性规定，但由于现行法律对关系人定义，是以“自然人”为基准来认定，没有“关系企业”的概念，因此，企业集团只要以企业名义借钱，就可以轻易规避银行法对同一关系人的授信规范。

表1　近年来台湾金融机构的挤兑或舞弊案例

4．自金融开放以来，台湾银行和票券公司越设越多，竞争日趋白热化

以银行为例，在1990年开放民间设立商业银行后，台湾在1991～1993年一下子就成立了16家新银行，在数量上达到老行库（26家）的62%，而且绝大部分是集中在前两年组建的。票券公司也一样，在1994年开放之前，仅有3家，即台湾银行1976年设立的中兴票券、中国国际商业银行1977年设立的国际票券以及交通银行1978年开设的中华票券公司。但仅仅三四年时间里，台湾就出现9家新票券公司。金融机构急剧增加，加上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岛内，虽然有利于促进竞争，但也容易使新机构为求发展而放松谨慎经营的原则，或争揽一些素质较差的边际客户。更大的问题是，新机构大多控制在某些企业集团手里，如宝岛、安泰、联邦银行就分别从属于日盛、宏国和联邦建设集团。如果监管当局措施不到位，管理不得力，这些金融机构就容易沦为财团的金库，不断地引发挤兑和腐败事件。此外，新的金融机构大量增加，也给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银行和信用合作机构带来比以前更大的竞争压力。

5．票券公司信用过度扩张

台湾票券公司的保证业务是岛内货币市场之父张兹闿先生20多年前精心设计的。当年，许多岛内企业就是因为受惠于这项商业本票保证制度，在货币市场取得比银行便宜的资金，才逐渐成长为今天的大企业。但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票券公司可以保证的余额目前已达到净值的12．5倍，也就是说，票券公司自有资金每1元，就可扩张信用12．5元。一家净值20亿元的票券公司，最多可以对外盖出250亿元的额度保证章，如果加上200多亿元的拆款额度，票券公司可以操控的资金约500亿元，实际上已达到其净值的25倍。一旦出现问题，票券公司的财务状况就会备受质疑，并成为引发货币市场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6．金融监管力度不足

台湾金融监理架构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话题，“中央银行”、“财政部”和中央存款保险公司都有金融检查权，三驾马车虽互有分工，但各查各的，难免会留下金监盲点，权责分散又容易削弱金融检查该有的功效。除了结构松散外，台湾有关金检当局还普遍存在人力不足的问题。如台“央行”金检处的实际检查人员多年来一直只有约60人，而金融自由化以后，台湾的新银行却一家一家地开，新票券公司也一家一家地设，再加上原有金融机构不断扩展营业网点，导致“央行”甚至连对金融单位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目标都达不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前不久台“央行”刚刚完成对台中企银的年度例行检查，检查结果还比较理想。不料，在检查过后不到半个月中企董事长即独断主导，强行指示中企台北分行新贷出60亿元的高额无担保放款。若非曾正仁掏空银行行为做得太过火，引起中企员工强力反对，告状到“央行”和“财政部”，台湾的金融主管机构可能至今仍被蒙在鼓里。而对中央票券公司来说，尽管台“央行”早知问题严重，在一年内检查了5次，检查密度之频繁前所罕见，但检查报告送至具有处分权力的“财政部”后，却一直未见整顿措施出台。“央票”最后沦落至严重资不抵债地步，与台湾各金融检查单位互不配合，处理不果断，显然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台湾金融业的前景不容乐观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台湾金融机构接连触礁不是偶然的。由于岛内经济目前仍然不甚景气，农历年关前还有新一轮的企业倒闭潮，加上企业跳票和3家金融机构出事带来的连锁效应，台湾金融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将继续在不平静的气氛中度过。

对银行和票券公司来说，由于回报率低下（大型行库比去年少1．6个百分点），逾放比率上升（新银行已达5%），以及企业经营问题频现，这些金融机构的日子本身已不怎么好过。如今，台湾当局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还强烈要求银行“雨天不收伞”，并极力推动一些老行库和老的票券公司参与拯救已经出事的金融机构，致使他们的负担和风险都明显增加了。这当中，日子最艰难的是新的金融机构。新机构资本实力不强，客户效益相对较差，存款流失比较多，加上股权被企业集团控制（仅玉山银行没有财团大股东主导董事会），经营管理上又存在一些纰漏，今后将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

表2　16家新银行今年获利与股价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末台湾房地产过热，土地价格呈数倍翻涨，增加了建筑财团的实力，一些建筑业新贵借1990年金融自由化之机，纷纷进军银行业。自此以后，一方面有建筑财团背景的新银行（1994年以后也包括新票券公司）不断设立；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大抢房地产业务，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共生系统。但最近几年，建筑业每况愈下，特别是1998年以来股市低迷，经济成长降低，加上政府管制土地开发，导致房地产市场买气严重低迷，从事建筑业的集团如新巨群、汉阳和罗杰建设等于是纷纷出事，并波及有股权关系的中央票券公司。宏福票券和台中企银出事也与“宏福建设”及“广三”两大建筑集团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恶化及骨牌效应的扩大，那些新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业绩较差、管理层变动频繁的大众、泛亚、中兴和万泰等新银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处境将更加艰难。这当中，泛亚银行受有关关系人贷款传闻的影响，目前存款已净流失76亿元；资金周转非常紧张，已开始提前收回部分授信。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除泛亚外，还有两家新银行11月30日因在同业中拆借不到钱而濒临险境，最后经最高管理层多方努力才勉强涉险过关。

表3　拥有金融背景的建筑集团

除上述金融机构外，台湾的投资公司、证券金融公司和中小企业银行今后面临的挑战也比较多。就算是安全性较高、盈利能力较强的老行库，虽然出事的可能性甚少，近期反而因“央票”、中小企银等出事增加了300多亿元存款，但是，由于本节开头所述原因，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显然也越来越大了。其中，彰化银行因买入较多的顺大裕股票，目前已经在股票市场上面临沉重的沽售压力。此外，中央票券公司在清查后发现资不抵债20多亿元，参与接管“央票”的几家老行库已因此而背上更重的包袱。

尽管如此，由于台湾一贯奉行积极干预的政策，老的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比较稳健，岛内金融形势又未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整体逾放率目前为4．35%），加上涉外金融政策相对保守，国际炒家趁机发难的可能性不大，凭借良好的基本经济要素和庞大的外汇储备，即使再发生企业跳票和个别金融机构挤兑事件，台湾也有能力稳定汇价，保持岛内经济的适度发展，并避免经济金融全面危机的爆发。

[1]1999年1月发表于《国际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