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者的和平意图，中国考古学家发现杜立巴人的洞穴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考古学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洞穴，该洞穴中藏着较小的骸骨。他们在骸骨旁边找到了石碟子，这些石碟子在20年之后被破译了——似乎是在描述一个外星的飞行器，它在1.2万年前紧急降落在中国的巴彦-卡拉-乌拉（Baian-Kara-Ula）山脉。

当西方媒体得知了这个飞行器的故事，他们以惯常的态度对待这条消息，即“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手段——一个字都不要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作家、导游哈特维希•豪斯多夫重新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即外星人是否将它们的飞行器紧急降落在中国青海省的巴彦-卡拉-乌拉偏远山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国的罗斯维尔”事件（以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事件命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外星飞行器紧急降落在了美国的罗斯维尔。）

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在1937年到1938年，中国科学院的考古学家齐福泰（Chi Pu Tei）带领一组探险队努力在昆仑山脉找一个能躲避风雨的地方。这组探险队走进了一个洞穴，他们发现墙壁上镌刻有文字。他们在洞的最里面发现了排成一排的几座坟墓，里面有长相奇怪的骷髅，每个骷髅长约45到50英寸，其头骨都出奇地大。同这些骷髅一同埋葬的还有不同寻常的石碟子，总共有716个，每一个都宽15英寸，厚半英寸，中心还有一个孔，每个石碟子上面都有奇怪的象形文字。

传说这个所谓的杜立巴碟子蕴藏着关于坠毁的外星飞行器的信息。该飞行器坠落在中国的巴彦-卡拉-乌拉山脉。在证明外星生命曾经造访过地球的证据中，它们是最具争议的证据之一。

经仔细研究之后表明，每一个石碟子都是一本书。不过，从1938年发现开始，人们就没有找到过这种语言对应的字典，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读懂他们的书籍。所有石碟子都被搜集起来，同从该地区找到的其它物品存放在一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石碟子很特别或很重要，或许只是很怪异罢了。

这些石碟子存放在北京。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许多专家尝试解密这些文字，但没有人成功过。1962年，楚闻明（Tsum Um Nui）教授成功破译了这些石碟子，知道了这些碟子上所蕴含的惊人信息。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告诉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不过公众对此发现仍不知情。当局认为，不向公众公布这份研究报告是明智之举。北京史前研究院（Peking Academy of Prehistory）禁止楚闻明教授公布任何有关这些石碟子的信息。

经过2年的沉寂之后，楚闻明教授和4位同事最终得到许可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决定把这份调查称为“与宇宙飞船相关的独家手迹，这些石碟子上面写着该宇宙飞船于1.2万年前降落在地球之上”。这些石碟子讲述了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被困在巴彦•卡拉•乌拉山脉，当地人未能理解到他们的和平意图，许多外星生命被生活在附近洞穴中的汉族人追赶杀害。

楚闻明教授提供了几行他的翻译：“杜立巴人乘坐着他们的飞机从云端出来。在日出之前，我们的男人、女人、孩子都躲在洞穴中。当他们最后理解了杜立巴人的语言之后，才认识到这些新来者的和平意图。”该文的另一部分指出，汉族人对杜立巴人的飞机坠毁在这个偏远地区感到遗憾，他们还遗憾不能够为杜立巴人打造一艘新宇宙飞船，让杜立巴人回到他们的家乡。

杜立巴族人的几张画像还保存至今。仅有的几张画像清楚显示，这些人的面部特征非常奇怪。科学家们曾多次尝试解释这个问题，这种长相特征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同坠毁在地球上的飞行器中的幸存者交配之后形成的呢？杜立巴人自己是如此认为的。

由于这些石碟子是在25年前被发现的，所以考古学家们又进一步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新获得的知识表明，这个故事如同楚闻明教授的译本中写的那样真实。那时盛行的传说甚至提到了身材矮小、皮包骨头的黄皮肤人，他们“在很早以前从云端来到地球。”根据骑马去追赶这些人的当地人说，这些人的大头上面有很多疙瘩，身材娇小，看起来很可怕。这些人的描述同齐福泰教授在1938年所发现的尸体特征一致。

在该洞穴中还发现了一些壁画。这些壁画描绘了日出、月亮、不为人知的恒星以及地球——这些东西都由虚线连接起来。这些石碟子和洞穴中的物品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万年。在20世纪，有些洞穴中还住着2个部落的居民，他们称自己为汉部落和杜立巴部落——杜立巴部落的人们长相奇特，身高不到4英尺，既不是汉族人也不是藏族人，甚至楚闻明教授和同事们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种族背景。

接下来的研究调查来自苏联，苏联的科学家们研究了中国送去的一些石碟子。苏联人取了石碟子上的一些“尘土”，进行了各种化学分析。苏联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石碟子上的尘土含有相当多的钴和其它金属。维亚切斯拉夫•塞杰夫（Viatcheslav Saizev）博士在苏联杂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中指出，他把这些石碟子放到一种特殊的机器之上，这种机器有几分像留声机。把机器打开的时候，这些石碟子开始“震动”或“嗡嗡作响”，就好像是通过碟子传递了某种特别的电流，产生了特别的韵律。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说：“就好像它们构成了电路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接触到高电荷。

不过，这些研究结果同仍在中国的石碟子无关。在楚闻明教授成功解码之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中国，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些石碟子的命运或是它们传递的信息。1974年，一位奥地利工程师恩斯特•韦格尔（Ernst Wegerer）在西安半坡博物馆（Banpo Museum）偶然看到了2个石碟子，为它们拍了照，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它们。但在1994年3月，冯•丹尼肯的朋友豪斯多夫和彼得•克拉萨（Peter Krassa）启程前往中国，参观了西安以及西安半坡博物馆，寻找20年前韦格尔所拍摄的那2个石碟子，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踪迹。是不是韦格尔编造了整个故事呢？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询问了导游——半坡博物馆馆长王志军教授。刚开始，他否认了这2个石碟子的存在，但在看了那些照片之后，王教授指出，前任某位馆长的确允许韦格尔为这2个石碟子拍了照，那些石碟子当时的确存在或至少曾经存在过。就在允许韦格尔为这些石碟子拍照后不久，这位馆长被勒令辞职了。

王志军馆长拿了一本关于考古学的书给豪斯多夫和克拉萨看，在书中可以见到为这些石碟子拍的照片。后来，他还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即博物馆清理并记载工艺品的地方。在一张椅子上摆放着一个很大的石碟子复制品。王志军教授提到，几年前他的上级下令将与这些石碟子有关的一切都销毁，要求他不承认这些记录。要是豪斯多夫和克拉萨没有决心，那么他们或许就会把韦格尔当成是骗子。

在寻找关于杜立巴传说的过程中，克拉萨和豪斯多夫也听到了一位英国人的故事。这位英国人，卡瑞尔•罗宾•伊万斯（Karyl Robin-Evans）博士于1947年到了中国。在他到中国之前，罗拉多夫（Lolladorff）教授给他看了一个石碟子，他认为这个石碟子是在印度北部找到的。这个物品似乎属于“Dzopa”部落，这个部落在举行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会用到这种石碟子。罗宾•伊万斯博士指出，石碟子长约5英寸，厚约2英寸。

教授把这个石碟子放在一架天平之上，再把天平同一台打字机连起来。他用了3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说明这个石碟子是如何增重又失重的。时隔一天，这种重量的变化在打字机的纸上打印出了一行字。重量的改变让打字机在纸上留下了一行字！这种石碟子能够打字！虽然轻而易举就能说清发生了何事，但是要解释清楚它是如何做到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个石碟子如何能自己改变重量呢？（显然罗宾•伊万斯博士不想在这个令人震惊的重量实验中颜面扫地：虽然他在1947年写了一份报告，但这份报告在他死后的第4年，即1978年才被公布出来。）

在他同罗拉多夫教授见面之后，罗宾•伊万斯博士启程前往中国山区，寻找“Dzopa”部落。他首先进入了西藏拉萨地区。在山区的时候，为罗宾•伊万斯带路的西藏人决定停止前进。他们担心罗宾•伊万斯博士成功到达目的地，获得“Dzopa”部落人们的信任。有一位语言指导者教会了他“Dzopa”部落的基本语言。“Dzopa”的宗教领袖勒千拉（Lurgan-La）把该部落的故事告诉了罗宾•伊万斯博士。这位宗教领袖说他们的故乡在天狼星。勒千拉告诉罗宾•伊万斯，曾有两批探险队来到地球：第一批探险队是在2万年前到达地球的；第二批探险队是在公元1014年到达地球的。在公元1014年的来访中，有几艘宇宙飞船坠毁在地球上，幸存者们无法离开地球。“Dzopa”部落就是那些幸存者的直系后代。

在罗宾•伊万斯的遗产中，有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照片——“皇室夫妇休伊帕拉（Hueypah-La）和薇姿拉（Veez-La）。他们的身高分别为47英寸和42英寸！不仅身材矮小，而且他们的长相也非常奇怪。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Dropa”（杜立巴）部落和“Dzopa”部落是否就是同一个。罗宾•伊万斯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话题所引起的争论。虽然“Dropa”是正确的拼写，但是“Dzopa”或“Tsopa”更接近这个词的正确发音。他认为更好的写作方式是“Dzopa”，因为这同正确发音更接近。

还余下两个问题：石碟子上记载的日期1.2万年，同这位宗教领袖的言论不符合（2万年前以及公元1014年）。而且，石碟子上似乎还有非杜立巴部落的人描述杜立巴族的言语，但据说是由杜立巴人写下的。是否是有些当地人同杜立巴族人通婚了？还是这个消息从某种程度上说被篡改了呢？

是否存在着杜立巴族人的后裔呢？豪斯多夫研究了1982年中国最新列出的少数民族，他得知在这些人生活的青海省，“Dzopa”并不被认可为是一个少数民族。那他们是否不再存在呢？这份列表的确提到了总人口有88万的25个部落，他们并不被认为是少数民族。那么，“Dzopa”也就可能不被承认了，他们或许被列在不同名称的少数民族之下，因为汉语拼音会把某些名字“翻译”成同它们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名字。

豪斯多夫争论的另一个谜就是，楚闻明（Tsum Um Nei）这个名字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名字。这个观点导致一些传闻说，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某些人虚构的人物而已。但是，豪斯多夫的一位亚洲朋友告诉他，“Tsum Um Nei”是中文名和日文名的结合体。这个名字的日语发音是用中文记下来的，正如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施密特”（Schmidt）会被美国人写成“史密斯”（Smith）一样。豪斯多夫认识到：“这个男人显然是一个日本人。”这也解释了教授为何在石碟子争议之后决定去日本——他退休了之后要回国。

针对这个故事展开的讨论主要有几个方面：奇怪的骷髅，发现鲜为人知的像矮人族一样的部落，石碟子的本质以及下落，镌刻文字的解码。什么是真理？

就石碟子而言，人们认为石碟子是中国文化中的已知元素，被称为“Bi”碟子。虽然它们的来源不为人知，但这些Bi碟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这个时期大体上同所谓的宇宙飞船坠毁事件的时间框架吻合。通常而言，Bi碟子是由玉石或其它珍贵材料制造的，它们被视作地位的象征：在战争结束之后，战败一方被要求交出碟子作为投降的标志。而且，据说石碟子还被用在坟墓中：在贵族的墓地中，通常将石碟子放在死者的头顶、脚底和胸口上。有趣的是，Bi碟子通常被称为“天堂之耳”（Ear of Heaven）。有时候，碟子中心的孔会正对着死者的嘴，这样死者就能同他们的祖先说话。

因此，在坟墓中发现带有象形文字的石碟子这个故事看起来颇为可信，再考虑到Bi碟子通常带有镌刻文字，那这就可能是真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韦格尔在1974年拍照的同豪斯多夫看到的碟子是否就是Bi碟子？豪斯多夫所见到的碟子同在巴彦•卡拉•乌拉山中发现的描述很相似。或者是否就是1937年到1938年间的探险考察队在山中发现的呢？

人们误以为杜立巴族的故事是在1978年由大卫•阿甘姆（David Agamon）所编写的著作《流亡太阳神》（Sungods in Exile）中首次提出的。这本书详细讲述了英国科学家卡瑞尔•罗宾•伊万斯（Karyl Robin-Evans）博士在1947年进行的那次探险之旅。现在，人们都知道了，那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伪装成写实文学的科幻小说。绝大多数人认为杜立巴族人的故事是编造的——尤其是那些错误地认为这本书是第一本提到了这个“荒谬”故事的人。似乎《流亡太阳神》要么想在出版之前，借助已经流传了数年的杜立巴族的故事来赚钱，要么就是——如果你喜欢阴谋论——旨在推翻这个故事。。

但是，这绝非恶作剧——至少在1978年不是。柏林的历史学家约尔格•单德（Jörg Dendl）博士将首次提到杜立巴族故事的信息来源追溯到1962年。那一年，德国一家针对素食主义者的月刊——《素食宇宙》（Das vegetarische Universum）——在其7月份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史前不明飞行物？”的文章。单德博士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找到任何原始的中文或日文来源，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1978年之前，同怀疑论者们的观点一致。

此外，《流亡太阳神》中还提到，来到巴彦•卡拉•乌拉山区矮人部落的探险队并不是虚构的。单德博士在1933年的一份剪报中了解到中国人同矮人之间的冲突。有些人或许认为，这个地方就在西藏，那时的巴彦•卡拉•乌拉山区的确被误认为是西藏的一部分。这篇文章讲述了中国士兵护送一位身高仅4英尺的女人，她以及她的同伴被当做奴隶。

最为重要的是，杜立巴族的存在——或类似的部落——得到了确认。1995年11月，美联社4（Associated Press）报道，约有120位“矮人”在四川省一个被称为“矮人村”的地方被发现了。虽然轻易就能得到证实，但有些怀疑论者还是质疑美联社的报道。实际上，1995年11月9日，德国《图片报》（Bild）登载了一篇题为“矮人村——环境污染之过？”（Das Dorf der Zwerge—umweltgifte Schuld？）的文章，该文提到了这个发现。该村庄中最高的成年人有3英尺10英寸，最矮的仅2英尺1英寸。

该村庄位于离巴彦•卡拉•乌拉山脉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尽管中国日渐开放，但包括这个村庄在内的整个地区仍然禁止外国人进入。哈特维希•豪斯多夫想，最近几年杜立巴族后裔是否已经搬离了这个山区，到附近的低地安居——1995年，他们就是在那个低地被“发现”的。

据《图片报》1997年1月27日的一则报道指出，一位中国人类学家声称，该部落中出现的侏儒症是由于该地区土壤中高含量的水银导致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挑战。慕尼黑毒物学研究院（Munich Institute for Toxicology）的诺伯特•费尔根豪尔（Norbert Felgenhauer）博士提出，这种说法简直极端荒谬。他指出，水银中毒会直接导致死亡而不是生长受阻。他还举出日本小渔村水俣（Minamata）这个案例来说明。20世纪60年代，在水俣，许多村民死于水银中毒。他还指出，水银不能改变人的DNA，因此不是造成遗传病的罪魁祸首——显然，这个部落的人们患的是遗传病。

因此，我们知道，石碟子的存在即使不是那么确定，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1933年的报道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地区就生活着矮人。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对文字的解码是否正确？即使是正确的，也未必能证明外星生命曾紧急降落在中国。不过，这至少表明这些基因变异的人是外星人的后裔。

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认1962年对石碟子的成功翻译。还应该指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1962年的故事及其翻译是编造的。到目前为止，贬低者所能提出的最佳观点就是，这个故事是荒谬的（当然！），没有人能解码一种独立的语言。在这些相关事物中唯一能确定的是，在1937年和1938年发现石碟子的时候，它们的镌刻文字并没有立即被解读出来。到了1962年的时候，才有一组专家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众所周知，石碟子上的镌刻文字在1937年没有被解码出来。或者是，没有人给予这些镌刻文字充分的关注度，直到1962年才有人能够识别这些镌刻文字。

请注意该年份——1962年。这一年有关这个故事的最早参考已经出现——单德博士在一份德国杂志中找到——这个参考提到，在1962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中国或日本报道了此事。石碟子的翻译或许正是这件事情：楚闻明教授出版了他的翻译，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从而引起了争论。他决定退休，回到日本。与此同时，中国以外的媒体也报道了此事，这件事情出现在了德国杂志《素食宇宙》中。如果这个故事是编造的，也就意味着它是在1962年被编造的（或错误报道的）。

1962年的那篇文章还讨论了这些石碟子的一些技术细节，突出了该故事的潜在事实本质。它指出，石碟子是由钴、铁和镍组成的，这些金属可以形成一个磁场。镍主要存在于加拿大和中非，但最近几年也在中国发现——主要存在于石碟子曾在的地方。对于豪斯多夫而言，这就进一步说明，这个故事并非虚构，因为这个发现是在发现石碟子以及1962年那篇文章之后。总而言之，在1962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得到了证实。

杜立巴族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次意外——外星事故，一艘外星宇宙飞船如何紧急降落在地球上。其幸存者将这个故事描绘得淋漓尽致，幸存者的存在被记录在传说中，同时还出现在后裔的基因组成之中。但是，杜立巴族的故事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科学世界分成了不可思议的两派。不论我们装作多么容易地就能搜集到“科学证据”，整个世界还是被分成了不同的政治派系，这些政治派系对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立巴族的存在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不可能的事情。随后又很快被标榜为恶作剧，因为科学家已经“证明”它源自一部科幻小说。

科学界普遍不愿意外出寻找或分析证据证明外星人存在于地球上。有关远古外星人问题是否存在什么最佳证据，这个问题应该换换说法，应该这样问：科学是否乐意探索并接受那些支持远古外星人问题的证据。

科学家们倾向于把能够证明远古外星人问题的可信证据归入荒谬的行列。或许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唯一能够展示的就是无声的考古物品。在我们接受非人类智慧生命存在之前，或许应该先接受外星生命来到了白宫的草坪上。但是，即使这样的事件也不能证明远古外星人问题。为了能证明这个问题，外星人降落在白宫草坪之后，他们需要告诉我们，他们的族人是否曾经来访过我们的地球，或者他是否知道任何种族曾经来到过地球。很有可能外星人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整体地看待现有的考古和传说证据，显而易见的是，远古外星人是否曾经来过地球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论题。包括卡尔•萨根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研究了现有证据，得出结论认为，在远古的确发生过接触事件。有最佳证据，而且数量还很多，但是这取决于你信仰的极限在哪里，能够说服人们的事情就是纯粹的个人经历。对于一些人而言，只需要一点点就行，对于另一些人，可能需要很多，而对一部分极端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应该有一个共识参数，即通过陪审团来进行一场审判，从而解决一个问题。在这个陪审团中，有一组人需要达成共识——他们所认为的可靠证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但是，科学并不是民主。不过，我还是愿意让陪审团给出他们的结论。

1　科米共和国位于乌拉尔山脉西部，南邻彼尔姆州和科米-比尔米亚克自治区，东南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相邻，东部与汉特-曼西自治区接壤，东北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毗邻，西接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米共和国首府是瑟克特夫卡尔，建于1780年。

2　拉美西斯四世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二十王朝的第三任法老。

3　西奈半岛是连接非洲及亚洲的三角形半岛，面积6.1万平方公里。西濒苏伊士湾和苏伊士运河，东接亚喀巴湾和内盖夫沙漠，北临地中海，南濒红海。

4　美联社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简称，它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