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亟待重大改进

当前宏观调控亟待重大改进⁽¹⁴⁾

2011年6月的CPI达到6.4%，上半年的GDP平减指数达到7.9%。虽然，这一数据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尚有明显距离，但毕竟是35个月以来的新高，比创纪录的5月又上升了0.9个百分点。也因此，中央银行宣布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这表明，通货膨胀还在继续“发酵”，形势严峻。

不少学者指出，在“稳增长、调结构、抑通胀”的三件事中，当前的重点在于“抑通胀”。因而在公布2011年5月CPI的当天，便由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2010年11月以来的第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进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5%的空前高度;在公布2011年6月CPI的前夕则宣布上调基准利率，这是2010年11月以来的第3次上调利率，但是幅度远小于CPI升幅。2010年冬天以来的调控操作表明，有关部门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当前通胀发展的主要原因，其应对措施便是主要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抑制“流动性”。9次上调，共冻结了3.22万亿元左右的存款。然而，现实效果并不理想，副作用却不少。物价涨势依旧，各类食品价格实际上涨15%—25%甚至更多，统计数据也显示，2011年6月猪肉价格上涨57.1%，居住类价格的涨幅也远高于6.4%，不少地方政府的房价调控目标都是控制涨幅在10%以内。随着物价的快速上涨，利率上调的幅度远远不够，存款负利率依然在急剧扩大。目前，定活期储蓄存款合计，一年下来，储户至少要亏损1万5千亿元左右，这就使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资产被严重“剥夺”。现行的货币政策还加剧了中小企业“贷款难”，抬高了民间借贷利率，使得许多民营中小企业陷入困境;造成金融风险明显上升，金融秩序发生一定混乱。显然，当前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缺陷，综合起来，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理论应用欠妥。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科学。其价值主要在于应用。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似乎有关部门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并未真正理解，更不能结合实际国情正确地应用。比如，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学教科书上说，通胀是货币现象，但这不等于说通胀仅仅是货币现象，不存在非货币因素。即使在市场经济完备、发达的国家，都有可能同时存在非货币因素，何况是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框架的我国，造成通胀的非货币因素更多、更重要，尤其是各级政府，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投资扩张冲动，这不是单纯依靠货币紧缩就能控制住的。1993年夏开始的通胀治理，切入点便是依靠强烈的行政手段、摘掉“乌纱帽”手段，迫使有关地方政府努力去收回“乱拆借”;2004年的通胀也是通过运用行政手段“杀”了“铁本”后，才平息下去的。又如，目前的货币政策究竟是松的还是紧的，很不清晰。从存款准备金率来看，明显是紧的，甚至是很紧的;而从利率来看，存款利率有很大的负值，并且还在扩大，这又表明货币政策是很宽松的。这里存在着严重矛盾与“不对称”。实践中，对于银行信贷市场中的“优势者”，货币政策始终是宽松的，而对于银行信贷市场中的“劣势者”，则是很紧很紧的，许多不良后果便由此引发。再如，“三大法宝”的运用方面，在“紧缩”时，首先应当采用的是利率杠杆，而不是存款准备金率;只有当利率调整已经“到位”，尚不能解决问题时，才会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我国有关部门“别出心裁”，有悖常理地偏好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一种“创新”，可惜是失败的“创新”、无视客观规律的“创新”。

其次是应对措施没有切中“要害”，不良后果甚大。这次通胀的根源主要在于投资膨胀，并且“膨胀”主要由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引致。近几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如2006—2010年，增速分别为23.9%、24.8%、25.9%、30.0%和23.8%，均大大超过GDP现价增长率。进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率在高位连续上攀，2006—2010年分别为50.8%、51.5%、55.0%、65.5%和69.9%。在2006和2007年时，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明显偏高，处于膨胀状态。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国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又进一步扩张投资，并配之以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为4万亿元，而地方政府则乘机扩张，数量还要大得多(据当时媒体报道，各地计划的项目总金额高达20万亿元)。地方政府的猛烈扩张，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激增中就可见一斑。据银监会调查，2008年初，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1.7万亿元，2009年末达到7.38万亿元，是两年前的4.34倍，平均每年翻一番还多。2010年6月末达到7.66万亿元，11月末达到9.09万亿元，占全国各项人民币贷款的19.16%，目前已肯定超过10万亿元。若按人民银行的数据，则数量更为巨大，2010年末已达14万亿元。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投资扩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填补了由于出口剧减及消费者信心不足而产生的总需求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到了2010年，出口回升、消费者信心恢复，加上底层劳动者工资大幅度上升，再继续扩张固定资产投资，那么，便势必引发通胀。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一波政府扩张中有很大一批项目属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和非生产设施，经济效益甚差、投资难以及时收回，属于“公鸡”⁽¹⁵⁾项目，只占有资源不“下蛋”，如中央政府投资的高铁等。在地方政府项目中，“公鸡”就更多了。除超前的基础设施外，还有大量的楼堂馆所，不少的新办公楼极其豪华，堪超“白宫”;目前已有100个城市在盖大剧院等。也因此，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质量很成问题。根据银监会调查，2010年6月末的7.66万亿元贷款中，40%属于“可疑”类贷款，23%存在明显的还款困难。显然，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同时，基于我国目前的体制状况，“公鸡”们由于有政府背景且规模又大，因而拥有资源分配的优先权，并且“不惧怕”经济、法律手段。因此，当前为治理通胀，重点应当放在抑制投资膨胀上，并且首先要“宰杀”一批“公鸡”。然而，目前有关部门没有这样做，加上“十二五”的“头年效应”，上半年的投资增速仍处在25.6%的高位上，投资还在继续扩张。目前，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抽紧的银行资金缺口，几乎全部由民营中小企业来承担，以致“贷款难”大大加剧。他们被迫更多地求助于民间借贷，从而造成民间借贷利率急剧上升，目前年利率已达到30%左右，这是一般企业难以长时间承受的。银行借贷市场利率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巨大差异，又使得相当部分银行信贷资金以各种方式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这既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秩序混乱，也增大了金融风险。当前的“电荒”情况也与此有些雷同。“电荒”的基本成因是投资膨胀、经济过热、结构不良，“有保有压”政策使得民营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目前，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据媒体报道，温州市已有三成民营中小企业陷入困境，连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民营中小企业都面临融资困境。

再次是前景堪忧。上述格局若不能及时纠正，便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发生“滞胀”的危险在增加。“滞胀”的本质是，在需求过旺的同时，实体经济却增长乏力。民营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是产生真实经济效益的“母鸡”。如果他们大量地被“饿死”，而那些“公鸡”却活得很滋润，那么，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滞胀”之中。二是“调结构”将可能落空。目前投资膨胀还在继续，投资率还难以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难以趋向合理。在现有的宏观调控措施下，实体经济中拥有资源分配“优先权”的那部分企业面临的压力过小;而其他部分企业，尤其民营中小企业则面临的压力过大，甚至不得不为“活命”而挣扎;两者均难以有效实现“升级换代”。同时，通货膨胀、严重的存款负利率、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等，都会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这样，“调结构”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空话。三是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容易理解，“调结构”落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都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形势继续向负面发展，又出现了“滞胀”，那么，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稳定势必受到严重威胁。

笔者认为，当前，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总结、反思，对“宏观调控”作出重大调整、改进。首先，需要确立下述指导原则。

1.要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稳增长、调结构、抑通胀”的任务，使得“十二五”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开局。目前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是与“十二五”的“转方式、调结构”要求相悖的，必须扭转。“十二五”头年已经过半，争取“良好开局”不现实了，只能求其次，争取“说得过去的”开局。

2.考虑问题时，首先应当想到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我国目前不是“橄榄形”社会，而是“金字塔形”社会，甚至“倒丁字形”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占了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离开他们的利益，势必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切实考虑并维护他们的利益，使社会结构慢慢地向“橄榄形”转变，这正是“十二五”的基本目标，也正是使我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3.基于我国现存体制和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宏观调控必须采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理”。要根据实际情况、行为主体性质，科学地、合理地、针对性地使用行政、经济、法律、甚至“组织”等手段，并辅之以必要、有力的改革措施。

其次，在上述三个原则指导下，主要采取下列措施。

1.坚决抑制投资膨胀，“宰杀”一批“公鸡”。有关部门必须坚定地认识到，由政府扩张冲动引致的投资膨胀是当前通胀的主要根源，千万不能将其看做是“猪肉拱起来”的，只有针对这一根源“下猛药”，才会有良好效果。通过“宰杀”一批“公鸡”，把投资速度和投资率降下来。要争取2011年12月的投资增速降到15%以内，全年合计不超过20%，明年则要控制在15%以内。要坚决压缩投资，缓建停建一批超前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非生产性项目，以及产能过剩行业项目等。比如，可以放慢高铁的建造速度，高铁不是不需要建，而是实在太超前了，慢几年不但没有关系，而且经济效果会更好。又如，“南水北调”及类似的大工程，它们的环境与经济后果都还是值得商榷的，更应当停建或者缓建。再如，各地的一些超前“城市化”基础设施及楼堂馆所(更不必说那些招致民怨的“腐败工程”)都应当切实压缩。还有，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和对生态环境有明显不利的项目也必须大力压缩。要把压缩投资项目、投资增速的计划分解落实到各省(市、区)政府，并且，要从政治高度，以“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来进行考核。

应当看到，“宰杀”一批“公鸡”后，不仅能通过压缩投资需求而降低总需求，而且还有多种良好效应。比如，有助于缓解“电荒”和缓解“民工荒”，进而能适当减慢劳动工资增速;有助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有助于PPI(2011年6月份为7.1%)的回落，减轻其对CPI的拉动等。这些都是有助于通胀平息的

2.实行稳健、“对称”的货币政策。这里强调了“对称”，是指，要尽可能造就对于各类经济主体都较为“公平”的货币政策环境。要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把利率调上去，并且努力缩小银行借贷市场利率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差距。1994年，通胀率达到25%左右时，存款准备金率也只有13.5%，因而目前没有必要超过15%，也就是说在这次通胀中，其实并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必要。因此，应当将存款准备金率逐步降下来，希望2011年内降到18%以下，明年再进一步降低到15%左右或者更低一点。与此同时，要切实调高利率，消除存款的负利率。应当定个规则:在通胀率不超过6%时，要确保一年期储蓄存款有不少于1%的正利率;在通胀率为6%—10%时，确保一年期储蓄存款不出现负利率;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与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的差距不超过3个百分点。按此规则，当前的储蓄存款利率，一年期应为7%左右，活期应为4%左右。必须看到，负利率不但严重不利于资金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领域，而且是在“劫贫济富”(我国目前是“穷人存款、富人贷款”)。与此同时，贷款的基准利率则不需要上调很多，只要不低于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就可以了。因为，一则，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不是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而是活期存款利率加上1%左右;二则，目前贷款利率可以上浮，并且不封顶。在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把银行借贷市场利率与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差距作为重要的调控目标之一，后者应当控制在前者(实际利率，不是基准利率)的1.5倍以内。

应当看到，货币政策作出上述调整后，对于当前有关社会稳定的房价调控也有重大好处，十分有助于房价的适度回落。

诚然，实行稳健、“对称”的货币政策会受到“既得利益者”们的强力反弹，阻力不小，有关部门的能力与智慧将经受考验。

3.适当调整财政政策。为切实压缩政府投资，必须适当调整财政政策，建议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2011年不能再有2%的赤字，而应当实现收支基本平衡。如果有困难，应当通过出售国企股票和向有盈余的省(市、区)借贷来求得平衡。当然，应当鼓励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节约开支，鼓励盈余结转下年度使用。应当将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的支用纳入“预算管理”，未经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批准，不得任意开支。同时，要节约政府开支，切实压缩公款吃喝旅游考察等费用。

4.结合调控，因势利导，推进改革。这主要有以下几项。一要坚决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地方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立即取消GDP增速考核，使地方政府能够摆脱“GDP主义”。还要明令禁止各地政府再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为名而大发奖金。二要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加快落实“新36条”。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当逐步“民营化”，这始终是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当前应当利用各级政府有大量债务需要偿还的时机，通过证券市场加快这一改革的步伐。同时，还应从速落实“新36条”，尽快向民间资本开放该文件所规定的领域。三要改革“土地财政”。众所周知，现有的“土地财政”制度的弊端实在太大，不改革不行。如何改革，尚需要深入研究。目前来看，作为第一步，应当将“土地财政”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作为今后地方政府收入的替代，尽快开征房地产税、豪宅特别消费税、超限额住房特别消费税。四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可以考虑，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的存款利率浮动权。

最后，应当指出，采取上述措施后，不必过于担心国民经济会“失速”。因为，一则，上述措施只是“宰杀”了一批“公鸡”，同时却使“母鸡”们能够活得更好。因而，真实的、有良好效益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受到伤害。同时，“调结构”得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更有了保障。二则，“十二五”规划的国民经济增速为7%，目前，外贸已经恢复正常，消费因广大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加快而加速。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即使在15%以下(如13%左右)，也能够确保8%左右的GDP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