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速度可信度

三、中国GDP增长速度可信度

统计数据是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而统计数据质量则是我国统计工作目前乃至今后的中心话题。关于中国GDP及其增长速度，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OECD经济学家Maddison认为，中国1978～1984年的GDP增长率只有2．8%，1995～1998年的增长率应为6．6%；美国匹兹堡大学的Rawski教授认为，中国1998年的GDP增长率为－2%～＋2%，1999年的增长率在－2．5%～＋2%之间。导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自1997年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均出现了负增长，他们采用能源增长率来考核经济增长率，认为经济增长率应该与能源增长率大致相当。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在国内也相当激烈，国内发表的文献多数从微观角度描述和讨论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及有关体制、统计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提供了大量的例证，但缺乏全面系统的数据分析。

（一）罗斯基的质疑

罗斯基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潜心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罗斯基教授质疑中国GDP统计准确性的主要论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1997～2000年的3年间，中国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4．7%。然而，同期的能源消耗量却下降了12．8%。罗斯基先生认为，以对能源的利用更加充分，或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减少都不足以对这种状况予以合理的解释。他特别指出，在亚洲其他国家以及10年前中国自己经济迅速增长时，恰好能源的消耗量也在增长，就业率升高，消费物价也在提高。在1997～2000年间，中国的就业率几乎没有增长，而价格下降却超过了2%。

第二，航空客户收入的增长应该超出平均的水平。1998年，航空机票发生了激烈的价格战。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线的旅客支付30%～40%的折扣。如果客户的收入上升，机票价格下降，旅客流量将会比旅客收入和总消费量增长快得多。然而1997年、1998年的数据表明，国内航线的旅客里程数仅仅增长了2．2%，所有航线总共增长了3．4%。

第三，在遭受了列入中国20世纪前十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即使在94个主要产业中有14个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但在53个产业物质产出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生产仍然能够增长10．75%。既然钢铁消费和水泥产出增长不超过5%，投资支出却能跃升到13．9%的增长水平。

第四，中国称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国内消费数据更加有问题。全国的零售增长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零售增长比城乡居民人均支出费用要快得多，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完全不能用人口增长的理由来解释，因为人口增长每年大约只是1%。

罗斯基教授得出结论：中国官方的增长数据明显与事实不符，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的上偏误差。按照他的估计，1998年度的GDP增长率比官方统计的7．8%要低得多，2．2%只是一个上限，实际的结果可能更低，甚至是－2．2%。

罗斯基教授的研究本属学术范畴，他的观点也属学术界的一家之言，这在有“学术自由”的美国大学里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当时他的观点并非主流，所以并没有受到重视。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罗斯基教授的观点被西方媒体发现了新的价值，经一番炒作后，“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迅速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热点，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持怀疑态度和对中国未来前景悲观的人一时又有了新的“利器”。对中国GDP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崩溃论”的另一种表达。

（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准确性的研究，大体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对中国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世界银行也有类似的疑问。不过世界银行的结论却是相反的。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低估了数字，因而每次他们都将数字调高。

关于GDP的核算，通常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水平核算的准确性，实质就是是否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核算；其次是GDP核算范围与核算方法，比如，世界各国都面临农民自产自销的问题。自产自销虽然属于消费或支出行为，但这是不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美国在核算的时候用的是最终价格，即假定这个农民不种粮食，进城买粮需要支出；而中国曾经用过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来核算，这个算法在水平或者口径核算上就差一点。

1994年以前，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人均GDP时，都直接采用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1994年，“世行”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在计算中国1992年人均GDP时，先对中国同年官方数据向上调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过考察，1992年世界银行的一个内部报告《中国统计体制的转变》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有误差，并指出产生上偏误差的原因：一是缺少以产品样本为基础的生产指数；二是缺少准确反映价格增加的独立构造的价格平减指数；三是不冲销卖不出去的库存。不过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具体估算上偏误差的大小。

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DP》，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此后，“世行”每年以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总量及中国统计公报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数据为基础计算中国人均GDP。

“世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1．一致性调整。“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②存货增加。“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③福利服务。“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上升1．6%。④企业亏损补贴。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了7%，导致GDP上升0．8%。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

2．范围调整。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世行”认为中国的核算范围不够，认为中国的GDP被低估了。“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粮食。“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1／10～1／3（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②蔬菜。“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③农村工业。“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④农村服务业。“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⑤居民住房服务。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量的居民住房几乎是免费的。如果把住房算到GDP中，“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

3．估价调整。“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了18．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向中国政府建议，应把GDP上调34．3%。为此，“世行”的专家专门到中国来过两次。中国从1994年开始上调GDP，调整幅度大致在20%左右。“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GDP的核算范围逐渐由物质产品核算体系（System of MateriaI Product Balances，MPS）向SNA体系转变，由于MPS核算的只是物质生产领域，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国GDP统计有偏小的趋势。自1992年以来，我国逐渐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产业（尤其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了逐渐与国际接轨，我国开始实行SNA体系。在实施的过程中，对那些可能对GDP产生影响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尽可能与1993年的SNA实现一致。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还很短暂，所以，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步向SNA过渡的过程中，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①居民住房服务统计；②政府补贴；③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④农村工业统计；⑤农业统计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1994年以前连续若干年我国GDP总量的低估和增长速度的高估。中国国家统计局已从1996年开始组织研究调整方法。统计局准备从2003年开始用价格衰减的方法核算经济增长率。经过调整，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客观地说，中国总的统计数据质量在提高。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增长与统计数据的质量成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未达到一定水平，统计数据质量存在问题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改进需要一个过程。1998年，我国有关部门向“世行”正式提出了取消这种调整的要求，并阐述了相应的理由，“世行”接受了中方的意见，并明确表示，它将根据正常做法，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D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GDP数据计算，不再进行调整。

（三）中国改进GDP核算与数据发布

2003年1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同意进一步改进我国GDP核算的真实性和数据发布制度。2004年1月1日实施的改进后的中国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中国GDP核算工作，使GDP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并逐步采用国际通用办法，确保数据的权威性。

1．改进年度GDP核算和数据发布程序。年度GDP核算将按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进行。与现行做法相比，年末不再公布当年的预计数，初步核算数由次年2月和5月公布提前到次年1月20日对外发布。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数的核算和发布程序没有变动。另外，在开展经济领域普查，发现对GDP数据有较大影响的新的基础资料，或计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时，也要对GDP的历史数据进行修订和发布。在作上述调整时，既要调整GDP总量，也要相应修订增长速度。中国目前的年度GDP核算基本按照预计、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的步骤进行。预计数根据1～11月进度统计资料计算，于当年12月底对外公布；初步核算数根据1～12月进度统计资料计算，于次年2月和5月分别在《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摘要》上公布；初步核实数根据于次年9月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最终核实数根据专业统计年报和部门会计、财政决算等资料计算，于隔年5月和9月在《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

2．改进季度GDP核算和数据发布程序。季度GDP核算改为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与现行做法相比，增加了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作为调整的两个步骤不仅要调整总量，还要调整增长率。

3．提高中国GDP及增长率数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将来统计部门在发布GDP数据时要同时发布与其相关的重要数据，必要时还将公布核算方法；除特殊情况（如出现非典疫情等）外，国家和各地区原则上都不再对外公布月度GDP数字。

中国将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次经济普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全面掌握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信息，建立健全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普查的对象是在中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标志、从业人员、财务收支、资产状况，以及企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能力、主要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及科技开发的投入状况等。标准时点是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普查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