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大卫·梭罗与洪堡

1847 年 9 月，亨利·大卫·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搬回了自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住所。他当时 30 岁，已经在林中的一间小木屋连续住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说是因为“想要从容不迫地活着，只面对生活中最本质的实事”。

梭罗自己动手建造了这座覆有木瓦房顶的小屋：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其中一侧的墙上开了一扇窗，有一个带灶的壁炉可以取暖。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木桌和三把椅子，坐在门口就可以看到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梭罗说，湖水是“大地之眼”，冬天结冰之后则是“合上了眼帘”。沿湖岸步行一周只有两英里，陡峭的堤岸上生长着巨大的北美乔松，披着长长的、成簇的墨绿针叶，宛如高贵的王冠；此外还有山胡桃木和橡树，如同“修长的睫毛，装饰着大地之眼”。春天，细巧的花朵如地毯般铺满林间；5 月，蓝莓的灌木上挂满了悬铃状的小花。

夏天，最明亮的色彩来自一枝黄花；入秋后，盐肤木的果实带来一抹深红。深冬，大雪吞没了一切声音，梭罗独自追寻着野兔和鸟儿的足迹。秋日，他漫步林间，用力踢动厚厚的落叶，伴着沙沙作响的自然之声纵声歌唱。他观看、倾听、行走，足迹遍布瓦尔登湖周围的秀丽乡间。他以探险家的视角为所到之地命名：忧愁山、画眉小道、蓝鹭岩，等等。

梭罗将把在林中的两年独处时光写成美国自然文学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瓦尔登湖》。该书发表于 1854 年，也就是梭罗返回康科德的 7 年之后。他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然而正是在洪堡的《宇宙》中发现一片新天地之后，才创作出了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瓦尔登湖》。249 洪堡的自然观给予了梭罗将科学与诗歌融为一体的信心。梭罗后来如是说：“诗人收集的事实为真理的种子插上双翼。”《瓦尔登湖》是梭罗对《宇宙》的回应。

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小屋

梭罗出生于 1817 年 7 月。他的父亲从事贸易和铅笔制造业，但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故乡康科德位于波士顿以 45 英里处的郊区，是一个拥有约 2 000 人口的热闹小镇。梭罗童年时内向、害羞，喜欢独处。当同学们喧闹游玩时，他总是站在一旁，盯着地面，寻找一片树叶或一只昆虫。因为不合群，梭罗的人缘一般，被大家戏称作“大鼻子学者”。然而他能够像松鼠一样轻盈、敏捷地爬树，在户外更觉自在。

16 岁时，梭罗赴哈佛大学读书，那里距康科德东南郊只约 10 英里。250 在校期间，他修习了希腊文、拉丁文和包括德文在内的现代语言，并选修了数学、历史和哲学课程。他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特别喜爱旅行文学，梦想自己也有一天能去往遥远的国度。

1837 年，梭罗毕业后回到康科德，短暂地教了一段时间书，偶尔也会帮助父亲经营制笔生意。在这里，梭罗遇到了三年前搬到康科德的作家和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年长 14 岁的爱默生鼓励梭罗尝试写作，并向这位年轻人开放自己收藏丰富的图书馆。㉕梭罗在瓦尔登湖修建小屋的土地也是属于爱默生的地产。当时，梭罗正为自己唯一的兄弟约翰的意外去世而哀痛不已：他眼看着约翰因伤口感染破伤风而在自己的臂弯中死去。因为过于伤恸，梭罗甚至产生了一些类似“通感”的症状，如牙关紧咬、肌肉抽搐。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如同“一片枯叶”——悲惨、无用、荒凉。一位朋友建议他：“给自己建一间小屋，在那里郑重地将自己活活吞噬。就你的状态而言，我看不到任何别的选择和希望！”

自然帮助了梭罗。他领悟到，没有必要为一朵落花悲伤，也无须感叹秋天大地上积起的厚厚一层朽叶——因为，来年一切都会重焕生机。

他告诉爱默生，死亡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因此也孕育着健康与活力。“对一个生活在自然中的人来说，不可能真会经历什么阴郁的忧闷。”梭罗说。

他尝试将自己置于自然之中，以此来领会大千世界与心灵深处的奥义。

与洪堡和杰斐逊于 1804 年在华盛顿见面时相比，梭罗视为家园的美国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自那时起，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从圣路易斯出发，横穿大陆到达太平洋海岸，带回了关于那片富饶、辽阔土地的考察报告。对一个扩张中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极具诱惑的前景。40 年后，即 1846 年，美国已经从英国人手中获得了俄勒冈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包括今天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和怀俄明的部分地区。此时，美国刚刚将蓄奴的得克萨斯州并入其中，正在与墨西哥酣战。梭罗搬出小屋时，恰逢美国最终获得全胜。墨西哥割让出一大片土地，即未来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土地，以及怀俄明、俄克拉荷马、堪萨斯和科罗拉多州的局部。在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 Polk）的总统任期内，也就是 1845—1848 年间，美国的领土拓展了 100 多万平方英里。1848 年 1 月，加州发现金矿；次年，约有 4 万人收拾行囊奔赴西部，梦想在那里发家致富。

与此同时，美国在技术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825 年，伊利运河开通；5 年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第一期完成通车。1838 年 4 月，第一艘跨渡大西洋的蒸汽船“伟大的西部”号（Great Western）从英国出发抵达纽约；1847 年冬，梭罗返回康科德，此时的首都华盛顿首次启用煤气灯照明。

波士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梭罗的故乡康科德也因紧临波士顿而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里有一家棉纺织厂、制鞋厂和铅管厂，还有若干间库房和银行。每周都会有 40 辆马车从镇上经过。这里还是米德尔塞克斯县政府的所在地。来自波士顿的货车满载商品，沿着主商业街前行，一路向北，赶往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的集市。

经过农垦，附近的荒野早已变成开旷的耕地、牧场和草场。梭罗在日记中写道，路过康科德附近的树林，很难不听到斧头伐木的丁丁声。

新英格兰的环境在过去 200 年中发生了巨变，很少有古树遗存下来。森林首先供给农业发展和燃料需求；铁路出现后，木材又要供给蒸汽发动机。1844 年，康科德迎来了第一条铁路，其轨道从瓦尔登湖西侧绕过。梭罗经常沿着铁道散步。荒野正在不断退去，而人类与自然也日益疏离。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

瓦尔登湖的生活很适合梭罗。他可以连续数小时出神地阅读一本书或凝望一朵花，浑然不知周围动静。他早已赞美过简单朴实生活的快乐。在《瓦尔登湖》中，他又写道：“简化，再简化。”作为一名哲学家，应该亲自践行简单的生活。他很享受独处，不需要社交寒暄、女人或金钱。他的外表也反映了他的内心：衣服常常是不合身的，裤子太短，鞋上满是尘土。他肤色红润，鼻子硕大，胡子拉碴，一双蓝眼睛极富表情。一位友人曾这样描述梭罗：他“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豪猪”；另一些人则抱怨他“好斗”且刚愎自用。有些人评价他“有礼貌，有风度”，但不修边幅，有些土气；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很风趣、幽默。可是就连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既是他的邻居，也是朋友——都禁不住要抱怨，说梭罗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乏味的家伙”，还称每次见他都让人为拥有金钱、房屋或愿意写一本迎合别人的书而感到羞愧。梭罗固然行止怪异，但另一位朋友却觉得每次见他都令人精神爽朗，“如同给大热天里快被烤干的行人递去一杯冰水”。

不过所有人都同意，与人际交往相比，梭罗更能自如地面对自然和文字世界。和孩子相处却是例外。爱默生的儿子爱德华曾开心地回忆道，梭罗任何时候都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玩，给他们讲两只动胸龟在河里“决斗”的故事，或变戏法似的让铅笔消失又重新出现。村里的小孩子经常去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找他玩，梭罗就带着他们在林中散步。当他通过口哨吹出奇怪的声音时，小动物们就会一只接一只地出现——土拨鼠从林下的灌木丛下探出头来，松鼠朝他奔来，鸟儿也愿意停栖在他的肩膀上。

霍桑说，梭罗似乎是“被自然收养的特殊的孩子”。动物和植物好像都会和他说话，而没人能够解释其中的奇妙纽带。老鼠从他的手臂上跳过，乌鸦停在他的身上，蛇蜿蜒爬过他的双腿，而他也总能找到最隐蔽的第一朵春花。自然向梭罗倾诉，而他也报之以自己的心声。他种下一畦豆子，问道：“我应该如何了解豆子，或者豆子如何了解我？”日常生活的快乐像是“偶然落入手中的一缕星尘”，或“掌中的一段彩虹”。

亨利·大卫·梭罗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近距离地观察自然。他早晨沐浴，然后坐在阳光下；他穿过树林，或静静地卧在空地上，等待动物们来到他的身边；他仰观天象，任命自己为“暴风雪和雷雨观测员”。夏天，他搬出自己的小船，一边悠荡在湖面上，一边吹着笛子；冬天，他伸开四肢，趴在冻结的冰面上，将脸紧贴着观察湖底的景象，“像隔着一层玻璃的画”。入夜，他静静地聆听树枝摩擦屋顶瓦片发出的轻微声音；清晨，鸟儿会为他献上一支晨曲。一位朋友感叹，梭罗俨然是一位“林中仙子”，拥有森林之魂。

虽然他享受独处，但并不像隐士一般生活。他经常去村里和家人或爱默生一家一起吃饭；他在康科德中学教课，也在瓦尔登湖畔接待来客。1846 年 8 月，康科德反奴隶制协会在梭罗的小屋门口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会议；他还曾短暂地访问过缅因州。然而他也写作。在瓦尔登湖的两年间，梭罗写满了两大本笔记：一本记录了自己的林中体验（这部分内容将成为初版的《瓦尔登湖》），另一本则是《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行纪》（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下称《一周行纪》）。

在后一本书里，梭罗描述了自己早年与已经逝去的兄弟一起坐船旅行的经历，他至今仍深深地思念着约翰。

梭罗搬出小屋回到康科德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找到出版《一周行纪》的机会。没有人对这部一半描写自然景物、一半记述个人回忆的稿件感兴趣。最后，一位出版商同意由梭罗自费印刷和发行此书。

然而不出意外，销量十分惨淡。没有人愿意购买，很多评论家都发表了十分尖刻的批评，其中一位甚至指责梭罗拙劣地抄袭爱默生。只有少数几人给予了好评，称其为一部“非常美国”的书。

这次经历让梭罗负债几百美元，手头还积压了很多本卖不出去的《一周行纪》。他自嘲道，现在自己拥有一座藏有 900 本书的图书馆，“其中七百多本是我自己写的”。这次失败还导致了梭罗和爱默生之间的不和。梭罗觉得这位昔日恩师让人失望：爱默生虽然当面称赞《一周行纪》，实际却并不喜欢。梭罗在日记中写道：“当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时，他总是恭维我，我也从未听到过真相；但当他成为我的敌人时，却将真相化为一支毒箭射向我。”另外，梭罗开始暗恋爱默生的妻子莉迪安，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今天，梭罗的作品广为流传，他也成为最受爱戴的一位美国作家。他的朋友和家人们都曾担心他缺乏野心：爱默生称他为康科德“唯一的一位闲人”，在本地“声名不著”；梭罗的姑姑认为，这位侄子应该做些比“时而离家出走”更有价值的事。对于他人的评价，梭罗从未介怀。

他满心想着的都是《瓦尔登湖》的手稿，不知道该如何收尾。“这些松树、鸟儿到底和什么相关？这片湖泊呢，它在做些什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必须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梭罗仍在努力地了解自然。他继续漫步乡间，步履如飞，腰杆笔挺得像一棵松树。他还接受了一份土地测绘员的工作，从而获得了一笔微薄的收入，并得以在户外待上更长时间。爱默生说，梭罗用自己行走的步数，就可以比别人用测绘标杆测量的更准确。他也为哈佛大学的植物和动物学家收集标本，还会测量溪水和湖泊的深度和温度，练习压制植物标本。春天，梭罗记录候鸟到达的时间；冬天，他细数湖面冰层中冻结的气泡数量。与其“拜访一些学者”，梭罗更愿意在林中步行几英里，去赴一场植物的约会。他慢慢摸索，试图理解这些松树和鸟儿究竟是怎样的生命。

梭罗和爱默生都在探寻自然的统一性，但最终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梭罗追随洪堡的脚步，相信唯有把握其中的关联、对应和细节，才能理解“整体”。爱默生则认为不能仅由理性思维来发现“整体”，更需要通过直觉或某种神启。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和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谢林类似，爱默生以及美国的其他超验主义者都反对与演绎和实证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方法。爱默生说，这样支离破碎地研究自然会让视线变得模糊不清，人类需要从自然中寻找具有灵性的真实。在他的眼中，科学家们只不过是一群唯物主义者——认为灵魂只不过是“一种轻飘飘的物质”。

超验主义者的思想受到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启发，尤其来自他对人类如何理解世界的解释。爱默生指出，康德曾描述了一类不来源于感官经验的知识或思想。当时，康德的本意是驳斥如英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样的实证主义者——这一派于 17 世纪末提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官获得的体验。爱默生和其他超验主义者则坚信，人类具有“由直觉来感知真理”的能力；对他们来说，事实与自然的表象如同一道窗帘，需要拉开它才能发现隐藏在后面的神圣法则。然而梭罗越来越无法将这种世界观与自己对科学的痴迷融合在一起，这位超验主义者想要通过细数花瓣或树桩年轮来追寻宏大的真理。

梭罗已经开始用科学家的眼光观察自然了。他不停地测量、记录，对细节的兴趣日益浓厚。1849 年秋，也就是离开小屋两年后，《一周行纪》的失败已成定局。梭罗做出了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定，而这一决定也使我们有幸读到今天的《瓦尔登湖》。他按照新的日常规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每天早晚都进行严肃的研究，下午则在户外散步。从这一刻起，他开始从一位单纯喜爱自然的诗人转变为美国最伟大的自然作家。

也许是因为受到《一周行纪》不愉快经历的刺激，或是因为与爱默生的疏远，又或许是因为梭罗终于找到足够的信心，可以将精力倾注到自己喜爱的事物中去。不管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新的工作计划标志着梭罗科学研究的开端。他每天都会定时记下大量日记，记下他在散步途中见到的事物。从前，他写的东西大多是偶然拾得的观察片段，以及散文和书稿中的草稿段落；现在，这些新记录具有了规律和时间次序，详尽地描写了康科德季节转换的一切细节。梭罗不再从日记中剪下片段粘到文学稿件中，而是完整地保留这些日记本。以往的零散文集现在变成了他的“田野笔记”。

出门散步时，梭罗会把帽子当作植物标本收藏匣，手拿一本用来压平植物的厚厚的乐谱，另外还会带上望远镜和用作测量尺的手杖。梭罗试图通过一切细节来探索自然。在户外时，他会把所见所思记录在小纸条上，晚上再在日记中加以整理和扩展。他的植物学观察详细精确，今天的科学家们甚至都还可以查询梭罗日记中记录的野花开花日期或树木抽芽的时间，然后与近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气候变化的影响。

梭罗写道：“我忽略那些不寻常的事件——如飓风和地震——而去描述那些常见的事物，它们才是诗歌真正的主题。”在这些漫步、测量和调查中，梭罗逐渐远离了爱默生那种恢宏、直击灵魂的自然观，转而去关注行路过程中观察到的丰富细节。也是在这些年里，梭罗逐渐摆脱爱默生的影响，同时第一次沉浸在洪堡的著作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一些想法已经成熟。休耕了这么长时间，是时候播种了。”

梭罗翻阅了洪堡最受欢迎的几部书：《宇宙》《自然之观点》和《旅行故事》。对梭罗而言，关于自然的书籍不啻为“某种灵丹妙药”。他一边阅读，一边记录；一位友人回忆道，“梭罗读书的时候从来笔不离手”。

洪堡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日记和笔记本里，也常出现在他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某日，湛蓝的天空格外明亮，梭罗想精确地测量当时天空的蓝度，他急切地召唤：“我的测蓝计在哪里？”那是洪堡曾在旅行中用于测量钦博拉索峰顶天空蓝度的仪器。他还在《旅行故事》中读到：夜间，奥里诺科河的波涛声比白天的更响亮。于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类似的现象，只不过把奥里诺科河的雷霆巨浪换成了康科德的淙淙小溪。在梭罗的心目中，不远处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市附近的山丘就好比安第斯山，而大西洋俨然是“放大版的瓦尔登湖”。他写道：“站在康科德的峭壁之上”，自己的心灵“与洪堡同在”。

洪堡在全世界周游、观察，梭罗则选择立足家乡。一切事物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冬天，当工人们来瓦尔登湖切割冰块并搬运到远方时，梭罗想到的是那些在炎热的南方享受这些冰块的人们，他们也许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也许在孟买或加尔各答。梭罗写道：他们“从我的井中取水饮用”，瓦尔登湖纯净的湖水将与“恒河的圣水混合在一起”。为什么非去遥远的国度考察不可，为何不在家乡旅行呢？梭罗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去过多远的地方，而是“如何活着”。他建议每个人都去做“溪流和海洋的探索者”、思想上的哥伦布，而不是为贸易或帝国扩张的野心而活着。

梭罗经常在阅读过程中与书籍对话，同时直面自己的内心，不停地询问、督促、挑剔、质疑。在一个冷冽的冬日，当他发现一朵彤红色的云彩低悬在地平线之上时，便开始责怪自己过于冷峻、理性的一面：“你告诉我这只不过是一团吸收一切光线的蒸汽。”他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好，“因为这番彤红色的景象让我兴奋、热血沸腾”。他既是想要理解云朵形成原理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为天穹上喷薄而出的、山岳般的彩云狂喜不已的诗人。

什么样的科学，梭罗问道，“能够丰富人的理解，却抢掠走了想象力”？这正是洪堡想要在《宇宙》中处理的问题。洪堡认为，必须通过科学来精确地描述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剥夺“想象力的生动气息”。

知识不会“冷却感情”，因为感官和智性相互连接。梭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热切地追随着洪堡的理念，探寻将知识与诗歌合二为一的“内心深处的纽带”。洪堡使得梭罗能够将科学与想象、个别与整体、真实与奇幻编织在一起。

梭罗继续寻找着这一平衡。几年来，内心的挣扎渐渐平息，但他仍有些担心。一天夜里，他整理完当日在河畔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笔记，在末尾写了一句话：“每位诗人都曾在科学的边缘颤抖过。”然而一旦投入洪堡的著作，梭罗便慢慢地不再害怕。《宇宙》教给他，个人观察的集合能够为自然创造一幅整体的肖像，其中的每处细节都像自然这张挂毯中的一缕丝线。梭罗像洪堡一样，在参差多样的现象中找到了和谐。细节通往统一的整体。用梭罗的话说：“对实在事物的真诚描写，就是最上乘的诗歌。”

这一转变最为形象的例证，莫过于梭罗不再用两本日记来分别记录“诗歌”和“事实”，而且越来越难以明确区分这两者，因为“最有趣和最美丽的事实也就是最好的诗歌”。《瓦尔登湖》正体现了这一思想。

1847 年 9 月，梭罗离开瓦尔登湖畔的小屋时，身边就带着《瓦尔登湖》的初稿。自那之后，他又陆续修改了几个版本。1849 年中旬，他将其暂时搁置。直到三年后，他才重新投入到这部手稿中。在此期间，他变成了一位严肃的博物学家、谨慎的记录者和洪堡著作的崇拜者。1852 年 1 月，梭罗打开尘封已久的手稿，准备彻底重写《瓦尔登湖》。㉖

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将书的篇幅增加了一倍，添入了自己的科学观察记录，使《瓦尔登湖》变成了一部与他最初构想大异其趣的书稿。梭罗说，自己已经准备尝试一些文学写作，而且“异乎寻常地胸有成竹”。通过关注季节转换的每一处细节，梭罗具备了对自然循环与事物关联性的深刻洞察力。当他注意到蝴蝶、花朵和鸟儿每年春天都会重新出现时，一切事物都有了意义。1852 年 4 月，梭罗写道：“一年就是周而复始的一个圆。”他开始按季节整理发芽和开花时间的详细表格，没有人曾像他这样注意过如此精微的差别。他写道，自己的日记将成为一部“季节之书”，同时也引用了洪堡的话。

在《瓦尔登湖》早期的几版草稿中，梭罗都在集中精力批评美国文化与社会中的贪婪现象，以及他所见到的金钱崇拜与追逐都市时尚的风气。他将自己在小屋中的生活当成与所批评之事对抗的武器。在新版文稿中，春夏秋冬的流转成为引领全书走向的灯塔。“我珍爱季节给予的友谊。”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梭罗开始“以全新的眼睛看待自然”，而这双眼睛正是受到了洪堡的启示——他像洪堡一样探索、收集、测量和建立关联。1853 年，梭罗告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㉗，自己的治学方法和观测体系是基于对《自然之观点》的仰慕而建立起来的。在那部书中，洪堡将典雅的文句和生动的描写与科学分析结合了起来。

《瓦尔登湖》中的伟大篇章都源于梭罗的日记。在日记中，他自由地从一个话题跳跃到下一个，屏息凝视自然；大地是“活着的诗歌”，青蛙“在河中鸣叫”，鸟儿在春天欢快歌唱。日记是他的“爱之记录”，见证了他在诗歌与科学上的双重狂喜。就连梭罗自己都怀疑是否能写出比日记更好的文字：如果将这些词句比拟成花朵，那么应该将它们摘下、聚成一束插在瓶中（比作书），还是任由它们自在地生长在草地上（比作日记）？现在，梭罗可以十分自豪地说，自己对康科德的自然环境了如指掌。如果有人找到了一株他不认识的植物，他便会十分沮丧。爱默生在一封给弟弟的信中得意地写道：“亨利·梭罗难以掩饰自己的恼怒，因为他竟然没有见过我带给他的某种浆果。”

这种新方法并未完全打消梭罗的疑惑，他继续追问自我。1853 年，他写道：“我被太多观察耗散了精力。”他担心自己的知识变得过于“细节化和科学化”，害怕自己错过仰望天空的广阔视野，而只一味地去孜孜追寻显微镜下的狭小世界。他绝望地自问：“只依据这些科学知识，你能说明光何以照亮灵魂吗？”然而在同一则日记中，他仍然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花朵开放、鸟儿啁啾、蝴蝶飞舞以及浆果的成熟过程。

梭罗不再写诗，而是投入到探究自然的事业中——这些观察将成为写作《瓦尔登湖》的材料。他说：“自然将成为我充满诗性的语言。”在他的日记中，奔涌而出的清泉被形容为“自然的纯净血液”；几行之后，他又会对自我与自然的对话提出疑问，然而得出的结论却是：“像洪堡-达尔文似的近距离观察自然——这样的科学研究手段应该长久保持。”梭罗将科学与诗歌编织在了一起。

为了赋予观察以意义，梭罗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一以贯之的视角。爬山时，他不仅能看到面前岩石上的地衣，也能望见远处的树冠。正如洪堡在钦博拉索峰体察到的，梭罗所见的也是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可以“集结在一幅画中”——这正是对洪堡“自然之图”想法的重现。1 月的一个寒冷清晨，暴风雪来袭，雪花在梭罗身边飞舞。他观察着精巧的冰晶图案，将它与花瓣完美的对称结构进行对比，不禁感叹道：同一种法则既形塑了大地，也生成了雪花。接着，他郑重宣告：“这就是秩序；这就是宇宙。”

洪堡从古希腊语中选择了“宇宙”一词，其原意就是“秩序”与“美感”，但秩序和美感也是由人类的双眼观照得来的。通过“宇宙”一词，洪堡将外在的物理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宇宙》所探讨的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梭罗正是将自己稳稳地放置在这一宇宙之中。他在瓦尔登湖畔写道，“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我还会感到孤独吗？难道我们所处的行星不在银河之中吗？”他并不比草地上的一朵花或一只熊蜂更孤独，因为和它们一样，他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在《瓦尔登湖》中问道：“我的一部分难道不是树叶？菜蔬难道不曾影响了我的模样？”

《瓦尔登湖》中最著名的段落概括了梭罗受洪堡影响后发生的变化。每年春天，他都会在瓦尔登湖畔观察流沙从铁路沙土路基处流下来的情形。当太阳的热力让大地回暖，坚冰逐渐融化，紫色的流沙便随着融雪的渗出而流动，并会在路基上形成树叶的图案：在这片沙地上，你会看到流沙形成的“叶子”，它比春天的大树和灌木更早发芽。

在小屋里写就的初稿中，梭罗只花了不到 100 个词来描述这“蔓生的沙子”。现在，那一部分长达 1 500 多字，并且成了《瓦尔登湖》全书最核心的段落之一。他写道：在这沙地上，你会看出叶子的形状；而这里提到的“叶子的形状”（prototype）即歌德所说的“原型”（Urform）。在初稿中，梭罗只赞叹了这个过程中“无可名状的趣味和美感”，现在却将它作为“自然中一切作用原理”的写照。

寥寥几页，梭罗的成熟便跃然纸上。1851 年 12 月的最后一天，他一边阅读洪堡的著作，一边描述这一天的景象，笔下的一切都成了宇宙的一种隐喻。他写道，烘暖河岸的阳光就像温暖自己血液的思想；大地并不僵死，它“且生且长”。1854 年春，在《瓦尔登湖》的终稿接近完成时，他再次目睹了这一景象。梭罗在日记里写道：地球是“一首活生生的诗歌……不是一个化石的地球，而是鲜活的样本”。这些字句几乎都原样出现在书中。“大地一片生机”，自然的内部“烧得正旺”。这也是洪堡的自然，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梭罗写道：春天的到来，就像是“宇宙从混沌中创生”。这既是生命与自然，也是诗歌。

《瓦尔登湖》可以说是梭罗为一方水土写就的一部小型《宇宙》。它揭示了自然万物相互关联的事实，充溢着对动物行为、植物开花规律和冰层厚度的细节描写。梭罗在快完稿时写道：完全客观、纯粹的科学探讨并不存在，因为其中总是交缠着主观认识和感官感受。“事实如同成熟的种子，从诗意的观察者那儿脱落。”观察是一切知识的根本。

“我向天地汲取乳汁。”梭罗写道。

㉕ 梭罗甚至在爱默生家借宿过两年。在爱默生出游进行巡回演讲期间，梭罗通过修理房屋、整葺花园来换取免费的住宿。——原注

㉖ 《瓦尔登湖》一共有七份草稿。第一稿完成于在湖畔居住期间，第二、三稿于 1848 年春季至 1849 年期间写就。1852 年 1 月，梭罗重新开始修改；截至 1854 年春季，他又完成了四稿。——原注

㉗ 全称为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创立于 1848 年 9 月 20 日，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科学组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