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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审计活动

时间:2023-1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民间审计活动及第三者审计思想仍然得以延续,全国各大中城市仍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从事审计执业活动。为了加强对事务所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地区还继续设有会计师公会,作为本地区社会审计的行业自律性组织。1956年前后,随着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相继停业解散,自新中国成立后存续了5年多的社会审计遂告中断。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审计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民间审计活动及第三者审计思想仍然得以延续,全国各大中城市仍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从事审计执业活动。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发的《会计师管理原则》,要求经核准之会计师得申请联合组织“会计服务所”,但各地会计师执业组织仍然沿用约定俗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有会计师事务所100多家,其中声誉较高、规模较大的有立信、公信、正明、正则、大成、大华、公平、公正、兴业、诚信、正大等十余家会计师事务所。武汉市有精诚、大信、公正、信诚、大会等会计师事务所,杭州有正信、正则、元庆等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事务所一般说来,组织机构、人员都比较规范,属于法人组织,在业务上为主任会计师负责,下设各科室。

会计师事务所是执业实体性组织,仅负责本事务所的业务。为了加强对事务所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地区还继续设有会计师公会,作为本地区社会审计的行业自律性组织。如上海市从1949年10月~1956年,上海市会计师公会一直是全市执业会计师的行业组织。上海市还于1950年8月组织了会计师公会学习会,下设若干学习小组。武汉市在1953年则将武汉市会计师公会改为武汉市会计师学习会。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还有会计师学习会等组织名称。尽管公会、学习会等名称不一,但性质和作用则是相同的,即是会计师行业自律性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一些大中城市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的客观存在,并且仍在延续执业,政府为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与监督,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用以指导和约束其执业行为。其中最主要者为1951年颁布的《会计师管理原则》。该原则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致各大行政区及华北五省二市财委、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华北局财政工作委员会,并抄致中央财政部、贸易部,要求根据该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会计师管理办法,公布施行。社会审计存在的基础是私营企业。1956年前后,随着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相继停业解散,自新中国成立后存续了5年多的社会审计遂告中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部门和单位为了规范内部审计工作,制定和颁发了一些有关的规章和制度,如《铁道部财政稽核的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所属经济及企业机构暂行审计规程》、《关于本部(公安部)业务部门特费开支范围及制度规定》、《东北区合作社暂行审计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稽核制度》、苏南行政公署民政处颁发的《民政经费审计制度》等。

(一)“大跃进”与“文革”时期的财政监督

1958~1961的期间,由于各级财政监察机构被撤销,各地政府浮夸、冒进的竞争日趋激烈,地方政府无序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各地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不顾客观条件的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引起经济的失调和人民生活的紧张;另一方面是缺乏财政监督的松弛,管理秩序比较乱,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还缺乏经济理论,也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不重视中国和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方式,又急于摆脱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建设模式,希望利用群众运动来作为搞好经济的良方,就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失败。这几年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普遍发生的饥荒,给国民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党和国家领导者不得不面对现实,考虑经济政策。1960年11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1962年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切实加强财政监督的要求,全国各地又先后恢复财政监察机构。然而,这段时期经济监督并不是仅依靠监督机构进行财政财务监督,而是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来进行的。如1962年发动的“四清运动”中提出的“账目不清,仓库不清,财物不清,工分不清”等思想;农村社教运动对农村经济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清查等。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监督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政治斗争将行政监督代替了经济监督。这些监督思想从另一方面对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对反对贪污浪费、恢复经济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1966~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毁灭式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是思想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政治上是非混淆,敌我颠倒;组织上取消党的领导,脱离广大群众;经济上各种体制取消,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经历了三起三落,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监察机构再次被撤销,经济管理和监督再度出现无政府状态。财政部只有采取“大包干”方式进行管理,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办法层层包干,各地方结余归己,超收分成等方式,减少了财政管理的漏洞。从1966~1976年期间,我财政部各级管理部门为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也做了不少工作,但都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而收效甚微。

(二)财政监督思想向审计监督思想转变

1977~1980年是我国人民清理残余思想、认清时局、谋求变革的三年,这三年虽然经历过一些反复和挫折,但前进的方向明确,改革开放的思路坚定。从经济监督上来看,这三年是财政监督恢复到向审计监督转变的时期,是审计思想逐步恢复和形成的时期。

从历史进程来看,197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增设财政监察司。1979年7月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2号通知,要建立和健全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机构,认真履行职责,同一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精神,全国各级财政监察机构又得以恢复。1983年全国各地方政府组建审计机构,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又被撤销,人员大部分并入审计部门工作。随后,鉴于审计机关不能完全代替财政监察机构职能,财政监察机构又一次恢复重设。这种反复是经济监督思想的作用过程,最终审计思想的独立地位得以确定。

从对审计理论探讨过程来讲,1980年以前的国内各种刊物都开始恢复对审计理论的探讨,审计监督的思想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接受。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对审计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又重新开始,并且掀起1980年后的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但由于当时各类刊物尚未全面启动,因此各种讨论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980年7月2日,财政部为加强财政监察工作,维护财政纪律,推动增收节支,促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了同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和一切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作斗争,正确执行国家的财政政策、法令、制度,顺利完成国家预算,制定了《关于财政监察工作的几项规定》,由国务院批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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