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模型

第四节　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模型

在官僚制度中，代理问题是明显的——代理人作为政府的立法或行政分支机构而产生，表面上也是分别向国会和总统负责的，但现实中的权力链却是模糊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拥有一些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的权力，而其他机构又拥有对它的一些影响力，例如法院、利益集团的媒体。威尔逊（1989）着重指出，每个政府机构的官僚体系可以同时被视为企图从不同方面影响政府行为的多重委托人。

一般而言，政治领域的代理关系比经济领域的代理关系复杂得多。更为重要的是，正当代理关系中对于谁是谁的代理人总是模糊的。不同的模型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许多的正当信号显示模型中，我们发现他们是将公民与投票者视为委托人，而把政党和候选人视为代理人的（在苏联式的经济中，共产党是委托人，公民是代理人，其中一些是双重代理人）。但是在其他一些模型中我们发现立法者被视为委托人，专门的委员会被视为代理人，或者领导者和霸权者视为委托人，而跟随者被视为代理人。

在大多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存在一个中央银行，政府或财政部门是委托人，而中央银行是代理人。政府要处理大量的问题，每个问题都非常复杂。因此，让一个决策者对所有的事情进行决策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的多样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使授权变得非常重要。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在专业知识和目标函数方面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此外，对所有或有状态规则不可能具体化，意味着政府必须给它的代理人选择政策的一些自由度。除了不可能具体化所有的或有状态规则外，如果要求代理人实现比他支配的工具还多的目标，那么，给予代理人一些自由就显而易见了。要求中央银行保持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具有高度活力以及维持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是一个总的方向性的决策，它不能过于具体化。因此，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对其他政策当局就必须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费希尔（1995）在讨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形式时，引入了对“目标的独立性”与“手段的独立性”的区分。前者意味着中央银行确定自己的政策目标的独立性（亦即，政治上的独立性），而后者则是指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亦即，经济上的独立性）。这种关于目标独立性和手段独立性的区分可以用来说明在理论文献中出现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中央银行模型。第一种模型是基于罗戈夫（1985）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在这一模型中，任命了一位厌恶通货膨胀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以保持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罗戈夫的厌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家既有目标的独立性，又有手段的独立性。其结果是较低的平均通货膨胀和较大的产量易变性。第二种模型与沃尔什（1995）的工作有关，它利用委托—代理框架并强调中央银行的责任。在沃尔什的契约方法中，中央银行具有手段的独立性，但没有目标的独立性，并且对中央银行的奖惩是以其控制通货膨胀的业绩为基础的^[64]。

在许多国家中，尤其是具有较强CBI传统的国家，为了加强对货币政策的限制，一般任命一个具有强烈反通货膨胀倾向的人为中央银行行长。最近，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偏差，关于授权方面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对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进行形式上的研究。同时，对政策制定者提出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程序进行重新思考。其二是分析中央银行行长的激励机制，把对他们奖励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绩效联系起来。因此，社会似乎可以从一个独立的“保守”中央银行那里获得利益，这一理论的最新发展，包括Persson和Tabellini（1993）、Walsh（1995）把注意力放在设计可以完全消除任何通货膨胀偏见的政府同独立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契约上面，沃尔什（Walsh，1995）提出了理论分析，佩尔森和塔贝利尼（Persson and Tabellini，1993）对理论分析进行了扩展；沃尔什（Walsh，1995）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性的总结。

罗戈夫（Rogoff，1985）从合约的角度考察了一个特定的激励结构对“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即通过任命一个保守的人士（所谓“保守”就是对通货膨胀的关注程度更大，在效用函数中就是权数更大）来担任中央银行的首脑（其政府是委托人，中央银行是代理人），就可以克服最优政策的动态不一致问题，消除通货膨胀的偏差^[65]。

我们知道，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假设:

U＝Un-a（π-π^e）

其中，U代表失业率；Un代表自然失业率；π代表通货膨胀率；π^e代表预期通货膨胀率；a代表失业对出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映程度。

再假设美联储感觉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代价可以表示为:

L（u，π）＝U＋π²

其中，L（u，π）被称为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美联储的目标是使损失尽可能小。现在让我们来比较固定规则和斟酌处置下制定的货币政策。

一、固定规则下的货币政策

固定规则把美联储约束在特定的通货膨胀水平。只要公众相信美联储对这个规则做出承诺，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就将是美联储承诺的水平。由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即π^e＝π），所以，失业率将是自然失业率。

最优规则要求美联储实现零通货膨胀，而失业为自然失业率。

二、斟酌处置下制定的货币政策

在斟酌处置下，经济的运行如下:

1.理性的公众形成其通货膨胀预期π^e；

2.美联储选择实际的通货膨胀水平π；

3.根据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决定失业。

将菲利普斯曲线代入美联储的损失函数，得:

L（u，π）＝Un-a（π-π^e）＋π²

美联储的损失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负相关，而与实际通货膨胀正相关。为了找到使这一损失最小的通货膨胀水平，对π求导得出:

dL/dπ＝-a＋2π

当这一导数等于零时，损失最小。解π得到:

π＝a/（2）

无论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多少，这就是美联储选择的“最优”通货膨胀水平。当然，理性的公众了解了美联储的目标与菲利普斯曲线施加的限制。因此，他们预期美联储将选择这一通货膨胀水平。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即π^e＝π］，而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U＝Un）。

选择比较最优斟酌处置下的结果和最优规则下的结果，这两种情况下，失业都是在其自然率。但是斟酌处置政策比固定规则下的货币政策产生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最优斟酌处置比最优规则差。即使美联储在斟酌处置下试图使损失L（u，π）最小化，也是如此。这是美联储和理性的公众博弈的结果。除非美联储承诺零通货膨胀的固定规则，否则，它就不能使理性的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为零。例如，假设美联储宣布将遵循零通货膨胀的政策，但是，美联储的承诺并不可信。在理性的公众形成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后，美联储有一种违约的激励，以便减少失业。因此，理性的公众从一开始就不相信美联储的承诺，即美联储的承诺是不可信的。

这种货币政策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推论。在一种情况下，美联储用斟酌处置达到了与美联储承诺零通货膨胀固定规则的结果。如果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厌恶远远大于它对失业的厌恶（因此非常大），斟酌处置下的通货膨胀接近于零，因为美联储没有制造通货膨胀的激励。这一发现为那些任命中央银行领导人的人提供了某种指导。实行固定规则的一种替代是任命一个及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对失业的关注大于通货膨胀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任命了更厌恶通货膨胀的保守派的中央银行领导人（保罗·沃尔克、艾伦·格林斯潘）^[66]。

也就是说谨慎的中央银行家会选择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个理论表达了解决动态不一致性问题的一个简单的思想，即通过中央政府任命一个相对保守或厌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家，由其独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将会下降。

这一理论虽然理解起来比较简单，但却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确实是由中央银行来独立制订的，而中央银行往往也会选择比较谨慎的银行家来进行政策的制订。所以，由此引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是:社会委任一个保守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家以后，经济均衡时通胀率普遍降低。

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的拥护是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金融与货币不稳定性增加的一个反应。同黄金联系的废除，导致银行储备纪律的减弱，带来一个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和金融投机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期货币主义政策的失败，使人们对于通过对货币供给简单的数量管理来控制价格通货膨胀的想法完全失去了信任，现在把信任给予了一个从选举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法定货币的“保守”垄断者，它能够对货币供给实行聪明的与自主的管理，保证通货膨胀在其控制之中，同时，伴随着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产出不可避免的减少，以及失业率的上升，社会的不满情绪将会从政府身上转向非选举产生的货币专家，绝非充当中央银行与政治的纽带，中央银行的独立可能会为政治家提供应付由紧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压力与紧张的一个缓冲器^[67]。

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改革货币政策体制。这些国家包括前“东欧集团”的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和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委托—代理方法，在此，中央银行签订了取得明确目标的契约，手头有达到这些合意目标的工具，并承担偏离选定路径应负的责任（参见伯南克和米什金，1992；沃尔什，1995）。在新西兰模型中，中央银行行长对财政部长负责。这与德意志银行自己对公众负责形成鲜明对比。在加拿大和英国，强调的是通货膨胀目标法。达不到通货膨胀目标就涉及中央银行的信誉损失。就英国的情况而言，自1992年以来所采用的方法包括介于1%～4%的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并且长期目标是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