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修会的科学

这个时期不仅建立了中世纪大学，还有两个修道院社团——1209年的圣方济会和1215年的多米尼加修会，并且都对科学的进步产生了各自的影响。起初，这些事件仅仅具有宗教意义。圣弗朗西斯是阿西西一个富裕商人的儿子，后来经历了突然的转变，抛弃了从前的欢愉、无拘束和狂野的生活，将自己投入苦行信仰，并为忏悔而祈祷。他的行为充满热情，我们读到，他在路上跳下马来，亲吻遇到的麻风病人，并将福音的快乐讯息祈祷给鸟和鱼。他建立了一个天主教修会，其成员最初追随他的行为，用简单的语言对简单的人祈祷。但他们很快发现整个地区充满了异端言说，于是开始将精力用来获得知识，以便可以驳斥这些异论。

多米尼加修会的情况与此不同，他们的建立者圣道明（1170—1221）是一位专业的神学家，在建立该修会时已经达到了总教堂地位。他个人生活严格朴素，却极具热情地根除任何一种异端邪说，尤其是亚尔比派，他们认为时间有两个神，一个善一个恶，分别是耶稣和撒旦之父。在亲自与此异端邪说进行布道斗争20年后，他建立了自己的布道修士会，过着极为清贫和禁欲的生活，希望将他们认为的真实学说传遍世界。他们也发现，实现使命需要大量的知识，他们做出了特殊的努力在大学中站稳脚跟，并获得其中大部分的主席级席位。他们对于正统教的与众不同的狂热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不宽容，并在宗教法庭上得到了体现：其主审官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是都多米尼加修会会员。

上述两个修会的会员构成了未来两个世纪中科学家和教师的很大一部分，科学家主要来自圣方济会，而多米尼加修会则产生了思想史上的很多重要人物。

圣托马斯·阿奎那　关于后者，最重要的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神学家中最伟大者。在他的《反异教大全》（1259—1264）中，他讨论说，知识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获得，即信仰和自然推理。信仰来自于圣经的知识，自然推理来自推理过程所揭示和传达的感官资料，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树立了最高榜样。由于两类知识都来自于上帝，不可能自相矛盾，因而必然互相吻合。所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定与基督教的教法吻合，在他的《神学大全》中，托马斯认为他已经确立了这就是事实，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现在称为经院主义的流派。这个名字取自查理大帝在8世纪所建立的学校系统，直至13世纪的托马斯才将其发展成为系统的学术机构。这个世纪是其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下面的两个世纪则出现了同样快速的衰落和灭亡。由于出现了诡辩论、抽象细微化和繁琐浮泛的情况，它迅速失去了对思考族群的控制，最终到16世纪时消亡，沉落在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清新微风中。随着它的浮与沉，亚里士多德的正确无误也走到了尽头。

更加人性和温和的圣弗朗西斯派对于自己的观点的准确性不很关注，他们通过对上帝的著作的直接比较来检验知识的准确性。他们的科学家中的杰出者很多在教会中也占据高位，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1175—1253），牛津大学校长和林肯主教，以及佩卡姆的约翰（1220—1292）就是两位代表，他们都就阿尔哈曾所讨论过的光学问题写过著述，而格罗塞特斯特哈亲自用镜子进行了实验。

罗吉尔·培根（1214—1294）　最重要的圣方济会科学家，是一位简单的修士，没有在教会内或外部获得高职。他生于萨默塞特郡的伊尔切斯特，在牛津读书后转至巴黎。其后的经历没有确切的史料，大概在1250年左右回到牛津，在那里讲学并获得很大成功。尽管他获有相当的财富，但很快开销殆尽，他宣誓加入圣方济会，却发现纯粹的宗教生活并不适合他，而试图返回科学活动让他在修道院的上司感到不快。大约10年中，他受到限制并被禁止写作。1266年，他有了一个难以言表的惊喜，他的老熟人傅恺任教皇，为克莱门四世，邀请他重新进行科学工作，并据说将他的案件以私人的身份向圣方济会当局上诉，最终准许得以发出。在两年内，培根向教皇送出了《大著作》，一部当时科学知识及思想的汇总。但是克莱门四世于1268年去世，培根很快又陷入了与圣方济会上级的麻烦中。1278年，他在巴黎受审，被指控持有非正统观点，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

有传言说，培根不仅对正统科学感兴趣，还对黑巫术感兴趣，的确，正是可怕的巫师身份才使得他为世界所知。科学方面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光学，他了解光的反射和折射原理，并解释了透镜该如何安排才可以作为镜片（该发明通常归于他）和望远镜使用，但没有记录证明他曾亲自做出实物。但这绝不是他的唯一兴趣，我们发现他的思想跨越了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充满想象和不可思议，尽管也不太现实。他描述了机械驱动的四轮马车、船和飞行器该如何构建——当代机动车、蒸汽机和飞机的虚拟始祖，讨论了火药和燃烧玻璃的可能的用法、环球航行，以及一些其他事情，尽管在当时看起来奇怪，在当代却稀松平常。他讨论反对环形运动的“自然属性”，谴责托勒密的天文系统为非科学，并认为几乎不是真实的。

但是他的一般原则方面的贡献比具体成就更重要，因为后者看起来明显不足。在《大著作》中，他讨论说，数学应该在所有通才教育中处于基础地位，因为它单独“可以净化智力并使学生适于获得所有知识”。他还坚持说，科学知识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确切性，而其他都属猜测。

今天这一切都看起来很明显，但在培根时代不是这样。人们还很少向自然获取证据，如实验结果，并用之作为真相的仲裁。人们不善于向自然提问，也不善于解读它的答案。他们可能会问一个被宣称的事实是否与实验一致，但也会首先问（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否与亚里士多德相符或与《圣经》吻合。那些将亚里士多德和圣经奉为至上的人，将其作为理性和揭示的代表，认为二者一致并与事实相符，大概不会走得太远去探寻实验的结果。

培根反对上述最后一种思维模式，但没有走得更远。他不是革命者，而是时代的孩子，而且与其同时代人一样坚信，科学最终会与基督教一致，并确定真相。他出现在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他的去世——不是他的出生或生命过程，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升出地平线，人们不再需要通过阅读古人的著作来获得真相，而是通过对上帝作品的第一手实验获得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