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到来的信号

很难看到这个最后的变化是如何出现的，用一个简单的“文艺复兴”来解读也显得肤浅。文学的古典主义复兴还没有获得任何力量，其影响仅仅是将人们的思想转回到古人观点的方向上。在科学方面，这场运动的方向相反，科学通过接触希腊科学著作而获益匪浅，但思想的潮流与希腊的科学方法不同。也许的解释是，科学知识不像文学想象，是积累性的，而且中世纪科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可以比希腊科学给予更多，在文学领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从独立思想中首先获益的是天文学。第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奥里斯姆（1332—1382），里雪尔主教，一个伟大且多才的人，曾担任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私人顾问，继而担任查理六世的私人教师。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教士和神学家，在数学和经济学中也不同凡响。他写了一部关于货币的专著，并因使用了类似今天的普通分数——等而闻名。但他对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挑战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地球不动性的学说。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他的挑战由库萨的尼古拉斯重复，后者是一个渔夫的儿子，默默无声地升任红衣主教。在完全摒弃传统天文学之后，他表达了地球“与其他星体一样在运动”这一观点。

我们上面提到的五个名字都毫无例外地在某种程度上是教士——教育仍然是教会的专有特权。五者之一，罗吉尔·培根，几乎一直处于他的科学活动（但据传从未因为科学观点）所带来的麻烦中，而其他四位都在教会中身居高位，似乎都被允许进行科学研究，以及表达与传统教会教育所不同的观点。教授地球是球体是对《圣经》中创世纪的公然否定，但这种关于地球的新观点却在普遍教授，地球是一颗运行的星体的观点也如出一辙。从广义上来说，当时的教会对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持容忍态度，也许是受到了一种信仰的平复，即科学从长远来看是对正统教会观点的支持和肯定，因此教会可以说能够接受容忍，至少在一定时间内。

很多其他的因素和这个情况一起预示了一个光明的科学前景，人类的思想不仅重获了已失去长久的自由，而且还获得了古代思想中最伟大时代以及其后诸个时代的著作。还需要一件事，当需要时，它就来了。

最初的科学知识是通过口头表述的，之后是大图书馆时代，如同亚历山大港和拜占庭，其中的书籍只有那些有闲暇和时间旅行到那里的人才可以阅读。在此之外，书籍很罕见并且售价昂贵，因为制作一份就需要在昂贵的羊皮纸上书写或誊写——也许一个几千册的版本所需的排版等工作会等于今天10倍的工作量。

中国人在基督时代早期发明了一种纸，他们在9世纪可以进行雕版印刷，11世纪可以进行活字印刷。在14世纪时，后一种艺术在欧洲获得独立发现，从那时起，印刷书籍以不断增长的数量为人们所获得。直至今天，人们可以在距离自己火炉边几英尺的地方有自己的小图书馆。

印刷的出现令科学知识及时地，尽管不是立即地为人们所获得，并传播开来。宗教和文学著作据说是新出版事业的最早客户——首先是《圣经》（1454年），然后是希腊和古典作家。在普林尼的《自然史》于1469年在威尼斯出版之前，没有科学著作的印刷。之后是1471年出版的一位罗马乡绅维罗（公元前116—前27）的作品，他曾写过一本科学百科全书。到目前为止，科学作者的选择还不能令人高兴，但已经有所进步。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的拉丁译本在1475年出现，亚里士多德的三本生物学著作的拉丁译本也在1476年出现，欧几里得著作的拉丁译本在1482年印刷，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主要部分的希腊文版本在1495年出现，但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直到1528年才出版，阿基米德的《砂屑岩》直到1544年才出版，两本书的出版地点都在巴塞尔。

现在一切都有利于出现一个进行科学活动的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来到了——16世纪时是涓涓细流，17世纪时是洪波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