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应用学

中国先民的身体观念是在维持自身生存的过程中逐渐萌生的，他们对身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神秘感和敬畏感。其体现之一就是，中国人最初对身体的认识是和天地万物的变化消长联系在一起的。据《山海经》记载，发誓填平东海的精卫鸟是炎帝的女儿女娃变的：“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人不仅可以变成鸟，还可以化为草又东二百里，曰姑嬸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莖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传说中开天辟地的英雄盘古则化身为天地万物。这些虽是神话，却表明中国先民的身体观念是和天地万物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天地人物异形同质、互相转化的朴素认识，正是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现的“木石前盟”的思想原型。只不过他把《山海经》中的“人变物”模式换成了“物变人”的模式：“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同理，《西游记》中的美猴王也是由石头化成的，后来成为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后，他那个降妖除魔的如意金箍棒正是以男根为原型的。在富于神异色彩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神以及天地万物都可以相互转化。无论是人神互化，还是人物转换，其中心往往是人，并且总要落实到人的身体。这表明身体观念是和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

进人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对身体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并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应用意向：把身体作为保养的对象、治国的工具或者管教的对象。对身体的这三种不同应用分别对应于以下三种身体观念：以道家为代表的养生保身观念，以儒家为代表的修身治国观念，以法家为代表的刑罚赏教观念。

两汉之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本书未对佛教加以讨论，主要是因为佛教理论并非中国的本土思想，而且在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化了。佛教的思想及其对中国人身体观念的影响比较接近道教。除了书中论及的三家思想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墨家思想和兵家思想。据说墨家思想是从儒家思想中分离出来的，尽管其观点和儒家思想有异，仍然属于身体社会学的范畴；兵家思想其实是法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囡而属于身体政治学。

道家之祖老子是一个保身主义者。他认为人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身体比名利和财物这些东西都珍贵。在老子看来，人应该把“无遗身殃”作为自己的根本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身体作为第一位的东西来看待。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之所以倡导急流勇退，是因为这是保全自身的最好方法。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老子的这个观点是符合事实的。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还算仁慈，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就十分残酷了，正是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功臣亡”。庄子以庖丁解牛表达了他的养生智慧：“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身处乱世，他看重的是无用之用，因而他终身不仕，甘愿使自己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从老子到庄子的道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天为代表的世界是个大宇宙，人的身体是个小宇宙。道家人物追求的就是以人合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构筑了一种“身体宇宙学”。

老庄之后的道家逐渐演变成了道教，张道陵创立了天师道（又名五斗米道），后来由张衡、张鲁父子继承，并在汉中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从此以后，道教和中闰农民起义发生了密切联系，从汉末的黄巾起义到清代的由莲教起义，借助的都是道教形式。针对个人来说，道教人物由老庄的养生保身观念转向了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他们往往隐匿于山中，或柄身于道观，一心炼制并服用丹药，企图得道成仙，像天一样永存于世。道教人物十分看重肉体，甚至渴望使它永生不死，其中虚幻自欺的成分越来越多。事实上，其结果不但不能长寿，而且往往适得其反，致使健康受损，甚至中毒身亡，正如“尚采不死药”的秦始皇那样，最终还是不免“金棺葬寒灰”的结局。

儒家圣人孔子推行的是《礼记·大学》中的修身观念，其具体步骤大致有两点：首先是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而修身，其次是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施行的是“克己复礼”的“仁学”，其具体内容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视”、“听”、“言”、“动”都落实到了人的身体上。由此可见，孔子“仁学”的实质是通过规范身体来建构人际交往的规则，以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目的。因此，孔子的“仁学”其实是一种身体社会学。孔子认为“仁”是他那个时代的急需，因而奔波一生推行他的“仁学”。在他心目中，“仁”的地位高于一切，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后来，曾子根据孔子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句话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观点：“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从孔子的修身以行仁到曾子的省身以思仁，儒学的反思程度明显增强。孟子则把修身提升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境界，在生命与仁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的选择只能是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儒家人物都不把身体看成最重要的东西，而是把它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工具。为了成全仁义的精神，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肉身。孔子的“杀身成仁”与孟子的“舍生取义”到宋代发展成了以礼为理的程朱理学，形成了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妇女贞节观。道教的长生之术固然荒诞，儒教的礼义吃人尤其令人震惊。

陈奇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其实是阳儒阴法，即表面上推行的是儒家思想，其实发挥现实作用的还是法家思想。这个判断大致符合秦代以来的史实。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他们推行的刑罚赏教措施其实是根据人的身体习性和心理规律炮制出来的一系列治国之道。商鞅认为：

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很显然，这是一种身体政治学。商鞅变法所推行的政治正是建立在他对人民身心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无论刑罚赏教，商鞅都特别强调整齐划一，他说：“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

总之，正是在对身体有所发现的趋势中才萌生了道家、儒家以及法家等流派的“身体应用学”。从上述道家、儒家和法家的身体观来看，他们都明确地发现了身体的重要性，但是采取的对策却各不相同。道家人物是保护身体，儒家人物是规范身体，法家人物是利用身体。所谓利用身体主要适用于统治者对于一般人来说，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基本上是个儒道互补问题。其实，早在李泽厚之前，林语堂就发现了中华民族哲学具有二元互补和多元共存的特点：“这个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更伟大，因为它是超越这两个哲学家以及其他的哲学家的；它由这些思想的泉源里吸收资料，把它们融洽调和成一个整体……”由此看来，作用于中国人身体的观念未必出自一'家，它往往是一'种综合思想。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不断增加，由最初的身体意识发展成了身体观念，并且呈现出日益明晰和逐渐稳定的倾向。从整体格局而言，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往往游移在发现与抑制之间，而不是一个伴随着发现不断发展和推进的持续进程。这种发现与抑制的结构模式既奠定了中国历史长河中反复循环的地理面貌，也塑造了中国人隐忍平和的基本性格。

中国人的身体观念是一个庞大无边的命题，中国典籍的浩瀚无垠尤其令人望洋兴叹。在西方学界对身体的研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之后，反观中国古人对身体的认识和理解，把它们加以梳理，勾勒成书，也许能为人们认识中西身体观念的异同提供一点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