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对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

2.2.2　农业保险对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

对一定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变化的研究，在国外文献里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农业保险制度的实施引发农业生产者投入决策的变更，其原因之一源自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当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后，因自觉有所保障，而产生管理怠慢的情况，从而导致保险理赔发生的概率上升且损失更为严重；或者是对所投保的作物，给予较少的生产投入（Quiggin，Karagiannis and Stanton，1993）。

Ahsan，Ali and Kurian（1982）假定农户是追求利润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生产环境可以分为好和差两种自然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在单一投入产出模型中，完全保障水平（Full Coverage）的农业保险制度将促使农户转向风险偏好的生产者，从而刺激农户增加风险增加性（Risk－increasing）要素的施用而减少风险降低性要素（Risk－reducing）的投入。

但是，Nelson and Loehman（1987）认为，在多要素投入模型中，如果某些要素是风险降低性的，完全保障水平（Full Coverage）的农业保险并不一定增加预期产量。换言之，如果农业产出增加，那么这种增加的产出并不是农业保险带来的。只有在农业保险合同中所有参数，如投入要素的施用量、产量、降雨量等都能确定的条件下，生产者投入要素的施用行为才可以被认为是在风险中立条件下做出的决策。但是，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完全保障（Full Coverage）和没有道德风险基础之上的。Loehman and Nelson认为，尽管完全承保的农业保险将使得风险规避的农户倾向于增加施用风险增加性投入要素而减少风险降低性投入要素的投入，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风险规避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后可能比未投保农户施用更少的投入要素。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结论也不能先验确定。实际上，投入要素的施用取决于各个地区自然环境状况和每个地区投入要素对产量分布的作用（从而影响农户对保险理赔的期望值）之间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实证问题。类似的，Chambers（1989）的研究也表明，相对于未投保农户来说，投保户以追求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生产要素投入方式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结论说明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后施用风险降低性要素的动机较少，而施用风险增加性要素的动机较强。

Quiggin（1992）对农业保险与农户化学要素投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化学要素施用决策取决于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属性、化学要素的风险特征、农户的风险态度等因素。Quiggin的研究支持这样一个观点：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和发生，如果增加要素的施用加剧了农作物产量分布的波动性，那么，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将增加该种要素的施用，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Ramswami（1993）考察了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反应效果，他将这一效应分解为风险降低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道德风险导致所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减少，减少产量期望值，从而增加保险的预期理赔。

大量实证研究对农业保险与化学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却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条件（如气候、降雨量等）、农业保险条款（如保障水平、理赔额度、保费等）因区域和作物的变化而变化，以及对农户决策过程的假设并不一致：联立或递归。

Quiggin，Karagiannis and Stanton（1993）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采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对美国中西部种植玉米及大豆农民进行作物保险研究分析，发现在作物保险制度下，农户对化肥、杀虫剂的施用量呈现下降趋势，即作物保险与生产投入之间呈现替代关系，并且存在道德风险。

Horowitz and Lichtenberg（1994）对作物保险制度下美国中西部农户生产投入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该研究基于以下假定：第一，农业保险会影响农户化学品施用行为（反过来则影响不大）；第二，农户是风险规避者；第三，化肥、农药施用较多会引发减产。利用递归模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购买了农业保险的谷农倾向于多施用化肥约19%，农药约21%。Horowitz and Lichtenberg认为：化肥是“强”风险增加性投入要素，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农业保险制度刺激农户增加该要素的施用。他们利用1987年的农户谷物生产成本与收益调查资料实证检验了这一假说。Horowitz and Lichtenberg同时认为化肥及其他化学品要素的投入对产量分布有两种不同的效应，即化学要素在增加产量期望均值的同时也增加了产量方差即波动性。如果方差增加的幅度足够大以至于抵消均值增加的效应，那么，增加化学要素的投入将提高农户获取保险公司理赔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化学要素的额外投入在提高预期产量的同时也提高减产的概率和幅度，如果农业保险对减产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的话，那么，农户将增加化学要素的施用。

Smith and Goodwin（1996）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保险公司的理赔临界产量是根据农户的历史产量来事先确定的，预期产量的任何增加将降低理赔的概率；另一方面，增加化肥、农药等要素的投入要增加生产成本，因额外增加化肥、农药等要素的施用而增加的生产成本与由此而带来的农业保险理赔收益增加之间关系共同对农户的生产决策发生作用。总之，尽管道德风险可能导致化肥、农药等要素的施用增加，但是这一生产行为的发生取决于预期理赔支付的增加是否大于增加化学要素的机会成本（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放弃化学要素的增加投入而带来收益的减少）。毫无疑问，道德风险对于农户生产决策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分析。Smith and Goodwin（1996）以美国堪萨斯小麦农民对化学物质施用行为及作物保险购买之决策时间先后来设计三种实证模型，分别为单一方程模型（Single Equation Model）、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及Bootstrapped模型。这三种实证模型结果均显示农民在购买作物保险情况下，生产投入量将会减少。因此，他们认为Horowitz and Lichtenberg（1993）的研究结果是普通最小二乘法造成的正偏误（Positive Bias）导致在作物保险制度下农民生产投入量增加。Smith and Goodwin的研究表明，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将施用较少的化学要素，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化学要素的施用量增加，农户从农业保险中得到的期望收益将下降。Smith and Goodwin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他们没有将化肥与农药投入要素分开，其理由是农户对化肥以外的其他要素的施用基本上没有变化。实际上，S－G模型只估计了农业保险对化肥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对农药施用的作用。

农药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能直接增加产量的要素，它只有在病虫害存在的情况下才影响产量分布（Lichtenberg and Zilberman，1986）。因此，增加农药的施用应当会降低减产的概率，购买保险的农户应该降低农药的施用而不是增加农药的投入（Babcock and Hennessy，1996）。

Babcock and Hennessy（1996）也针对作物保险及收益保险（Revenue Insurance）制度下美国爱荷华州玉米农民的生产投入决策进行研究。他们以农民预期利润效用最大化模型为理论基础，运用蒙特卡罗（Monte Carlo）实证分析法来进行模拟，其结果表明：无论产出价格与单位产出是否相关及农民风险规避程度如何，在这两种保险制度下，农民氮肥投入量将随着保险保障水平增加而减少。Babcock and Hennessy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必对作物生产函数形式做出设定，并且不需要获得农民购买保险与否之实际资料，仅利用历年平均单位产出的百分比来作为保障水平进行模拟。此外，Babcock and Hennessy在收益保险模型中采用产出价格分布及单位产出分布来选取随机产出价格和随机单位产出，从而把价格风险与产出风险涵盖在模型中，这更能反映实际情形。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农户风险态度、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化学要素的施用产生显著影响。

Nimon and Mishra（2005）采用递归模型来分析美国收入保险制度与农户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由于化肥、农药的环境影响和风险属性不尽相同，他们分别对农户投保决策与其化肥、农药施用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说明，投保农户倾向于减少化肥的施用；但是，投保农户与未投保农户对农药的支出没有明显的差异。

综上所述，作为分摊生产风险的农业保险对化学要素施用（包括化肥、农药、农膜）的作用方向并无定论。农业保险与农用化学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农户决策行为、农业生产环境状况、化学要素风险特征以及农业保险条款。因此，任一特定条款的农业保险制度在具体区域内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实证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