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深化理论面世,到90年代“金融约束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当R.麦金农和E.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尝试以来,由于该理论的前提条件在这些国家体现尚不充分,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外部环境亦不具备,因而大都难以有所作为。这就促使一些经济学家突破上述理论框架,克服R.麦金农和E.肖理论中的先验判断和经验结论,利用严格的数学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并采取动态均衡等方法来研究金融体系是如何内生出来和发展的,同时阐明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些模型中,大多引入了不确定性(偏好冲击、流动性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有成本的状态证实)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同样得到了足够的运用,目的是进一步论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存在的合理性。
在有关内生金融机构的模型中,本西文加(Bencivenga)和史密斯(Smith)认为,当事人随机的(或不可预料的)流动性需要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原因是金融机构的存在将改变储蓄的构成,且能避免资本投资者潜在的或现实的投资损失。施雷夫特(Schreft)和史密斯(Smith)认为空间分离和有限沟通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因为当事人在位置迁移过程中的资产变现提出了对金融中介的需求,金融中介能够吸收存款、持有信贷资产并支付利息,为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率的保险(即避免了迁移发生时的资产变现所带来的损失)。杜塔(Dutta)和卡普尔(Kapur)认为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因为个体风险的存在使当事人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消费,当事人消费的不确定性促使其持有流动性资产,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使当事人持有金融的存款,从而避免了消费行为的扭曲,缓解了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行为的不利影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还能避免潜在的投资损失。
在有关内生金融市场的模型中,布(Boot)和塔科尔(Thakor)从经济的生产方面出发,认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都是当事人的集合体,组成金融机构的当事人将存款人的存款贷放给生产者,从而为生产者提供资金,在金融机构中,当事人进行合作并协调其针对生产者的行动;组成金融市场的当事人通过从市场竞争中购买生产者的债券或股票,同样为生产者提供资金。由此可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各自优势和渠道吸引不同类型的当事人。一方面,当事人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对生产者予以监督,能够解决因资产替代等导致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具有搜集、汇总、分析信息的功能)的优势,有助于实际投资决策得到质量上的提高。格林伍德(Greenwood)和史密斯(Smith)认为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固定运行成本(或参与成本)导致了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内生形成,当经济发展停留在起步阶段时,由于参与人数少,固定成本较高,因而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难成气候,随着经济逐步升温,交易量放大,交易次数频繁,单位交易量所负担的成本降低,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博得了当事人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促成了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形成和发育,当事人从交易过程中取得了增长较快的财富,从而支付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能力和控制交易风险损失的能力大大提高,反过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扩大和繁荣。
当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形成并取得长足发展后,经济学家进而分析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帕特里克(Patrick)认为金融在供给方面起主导作用,即金融机构能够主动地促进工业化与增长,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吉布森(Gibson)则认为R.麦金农和E.肖的金融自由化战略应当与金融机构(不论是已有的金融机构还是创建新的金融机构)结合起来,实践中更多的是要关注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的。戴蒙特德斯则强调发展中的市场结构与银行行为因素,银行通过营销努力或增加分支机构来增加储蓄,从而增加贷款量,解决生产者的资金需求,也可从中选择符合条件的生产者,继而刺激经济增长。多数的经济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促进关系主要是通过金融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储蓄率来实现的。一方面,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大大降低了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或费用),使更多的有效资源可以投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去,形成了工业利润的源泉;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生产过程进行调查并把资源调动起来以充分利用有利的生产机会。综上所述,金融体系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三项措施来发挥其重要功能,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是通过更高比例的储蓄被转化为投资;二是通过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三是改变储蓄率。在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金融体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发挥作用:一是收集信息以便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二是通过提供风险分担来促使个人投资于风险较高且更具生产性的技术;三是促进创新活动。
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30年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这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议题和理论基础。1998年,我国经济学家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资源,具有可持续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应该继承和突破传统经济、金融学的范畴,做出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的变革。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金融资源论,它明确金融是一种区别于其他资源的资源,具有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征。金融可持续性理论强调金融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并注重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在实践中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要重视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
从传统的货币理论到金融发展理论,已经是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一次质的飞跃,从货币分析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分析,同样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别是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是一个集社会、经济、金融于一身的复合体系,实证分析、制度分析、博弈分析、信息分析等方法都将融入金融分析的全过程。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把“可持续发展”观念引入了金融学研究,金融的发展变化将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动态关系,确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的衡量标准,建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是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内容。
【注释】
[1]刘仁伍:《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2]张东祥:《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及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启示》,载《经济评论》,2001(4)。
[3]王松奇、李扬、王国刚:《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第641页。
[4]杨胜刚、谢亦龙:《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约束论述评》,载《经济科学》,1999(2)。
[5]刘仁伍:《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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