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期及古典经济学家的汇率理论

3．1　西方早期及古典经济学家的汇率理论

3．1．1　西方早期汇率理论

货币兑换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在商品交换出现之后为了适应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后期，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开始出现，同时也出现了以贝壳、石头作为币材的原始货币，在各部落之间进行着最为原始的“国际经济交往”——商品交换。然而，各部落之间在进行商品交换的同时是否也在进行最原始的货币兑换，由于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因而不得而知。不过，即使存在原始的货币兑换，其规模与范围也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交换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交往也有所扩大。在我国古代，一般来说，从秦、汉开始，我国就与亚、欧、非的许多国家通过“丝绸之路”和航海贸易来进行国际经济交往，同时我国古代钱币也流向海外。在西欧，罗马帝国时代就曾经有过以凯撒大帝的金铸币为基础的国际性货币体系。在中亚细亚的穆斯林地区，从公元7世纪以来，也曾出现过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第纳尔货币体系。在十四五世纪之前，尽管出现了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和货币兑换活动，但是由于各国商品生产还不是很发达，各国经济大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再加上受到水陆交通条件的限制，因而国与国之间商品交换的频率与规模都是很有限的，从而货币兑换关系也非常简单，使得货币兑换活动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只是从14～15世纪开始，在西欧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和集市贸易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始发达起来，再加上15世纪中叶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世界市场从此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国际间的商品交换也日益频繁，交易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就是从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及北欧等地的国际贸易中心。而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交易规模也不断扩大，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兑换也日益频繁起来，并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因而使得国际货币兑换开始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有关货币兑换关系问题的较重要的论述。下面我们将要概述的就是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的有关货币兑换汇率问题的早期理论与学说。

3．1．1．1　重商主义关于汇率决定的论述。重商主义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欧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航路的转移给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巨大的刺激，为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扩展，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1]正是由于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形成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所产生的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也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解释和说明，正如马克思在评论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时所指出的，重商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解释者。因而重商主义既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研究，同时又是关于国际贸易和包括国际货币兑换问题在内的国际金融活动的最早的理论论述。由于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看做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财富就是金银，因而在他们看来，一国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钱，所以货币的多少就成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他们认为，国内贸易只是改变了财富在国民中的分配，并没有为国家增加财富；只有在对外贸易中获利，才能真正增加一国的财富。由于重商主义者把货币财富和增加货币财富的唯一源泉——国际贸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重点，因而他们对不同国家之间货币兑换的汇率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与分析以马林斯、米塞尔顿、塞拉和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有关汇率决定的观点。

（1）马林斯的均衡汇率决定论。马林斯认为，汇兑平衡率（即均衡汇率）是由“汇兑的铸币平价”所决定的；汇兑的铸币平价是指两种货币按其金银含金银量相应的价值比率。只有按这种比率进行的汇兑才是符合平衡率（均衡汇率）的汇兑。他认为，一旦汇兑铸币平价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汇率的变化，使汇兑行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果汇率保持不变，就不会发生金银的国际间流动。相反，如果一国的货币汇率低于平衡率，则该国的金银就不会发生外流；但是，如果汇率高于平衡率，那么该国的金银将不断外流而枯竭。马林斯在这里第一次阐明与提示了汇率变化与货币流动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关于汇率偏离平衡率的原因，马林斯把它归结于汇兑交易中的空头票据和承兑票据这两种主要的非法交易形式。

（2）米塞尔顿的汇率决定论。米塞尔顿认为，确定国外汇率的方式和确定其他货物价格的方式一样。由于每一种货物都有它的“长处”，因而这种“长处”决定了它的价格。但是，任何时间的通行价格都有可能有高有低，要依买者或卖者的判断而变化。同理，汇兑的价格是由货币的“长处”决定的，即由硬币铸造平价决定的。铸币平价高，汇价就高；反之，汇价就低。就这一点来说，米塞尔顿的观点与马林斯的观点并无差异。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在汇兑波动与货币流动两者的关系上。米塞尔顿认为，根据汇兑双方的特殊情况，也就是根据货币的供求关系，汇价可能围绕这种平衡点而波动。他并不认为汇兑是金银流动的原因。他认为，汇兑本身取决于对外贸易的数量，而货币的流动也取决于一国对外贸易状况。汇兑波动与货币流动并不是互为因果关系，这两者都取决于商品贸易的平衡。

（3）塞拉的汇率决定论。安东尼·塞拉的汇率决定理论主要体现在他成功地指出了汇兑率与国内金银数量之间的关系上。塞拉不赞同早期重商主义者桑奇所提出的提高外国货币的汇率和降低本国货币的比价可以适当地使外国货币流入国内的看法。桑拉认为，商人输出货币，或者是为了购买大量商品然后出卖，或者是因为汇率适当，输出货币到国外比本国获利更多，因此，禁止输出货币对本国有害无益。

（4）托马斯·孟的汇率决定论。作为英国晚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托马斯·孟与米塞尔顿一样，他认为，汇兑率的决定是根据各种货币的分量与成色在它们的平价上确定的，也就是根据硬币的铸造平价来确定汇率。关于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托马斯·孟则认为主要是一国货币的多少。他指出，一国的货币或多或少，会使一切东西或贵或贱；而在货币汇兑过程中，货币本身总要起相反的作用：即货币过多，就要使它在汇兑上贬值，则汇价提高；而货币过少，币值上升，则汇价降低。这就是说，在汇兑上使各种币值贬值或升值，是由于在进行汇兑的地方现款供应的多与少的缘故。这样，托马斯·孟把汇率的变动同贸易收支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如果一国的对外贸易取得顺差，就会使得其货币的数量增多，从而汇价降低；如果对外贸易取得逆差，那么货币数量相应减少，而汇率则提高。因而对外贸易差额成为影响汇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3．1．1．2　重商主义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的论述。我们主要介绍托马斯·孟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影响的论述。由于托马斯·孟认为贸易出超是增加货币财富并使国家富足的通常手段，他说：“除了对外贸易以外，我们就没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获得现金，这是任何一个有判别力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出产金银的矿藏；而我已指出如何在经营我们所说的贸易上获得金银，那就是要使我们每年出口的商品超过我们所消费的进口货。”^[2]因而托马斯·孟在论述了贸易差额如何影响汇率变动之后接着指出了汇率的变动同样也会影响贸易差额的变化。他指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3]“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并不会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会将我们的现金驱出本国，而是还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使输出的现金数量，比在等物交换时输出的更要少一些。”^[4]这是由于一国货币在汇兑上贬值，必然引起其汇率上升，而本国汇率上升，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拿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在购买本国商品时却要拿出更多的本币，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入国内。此外，托马斯·孟还指出了保持一国币值稳定的重要性。他指出：“因为受人重视的不是我们的金镑、先令和便士的名称，而是我们的硬币的内在价值。我们没有理由对货币加上任何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估价或价值，即使我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5]因此，托马斯·孟认为，在汇兑上提高或贬低本国货币的价值，既不能使国家增多现金，也不能防止现金流出。国内货币的多少是由贸易差额决定的，而本国货币汇价的高低又是由货币的多少决定的。任何人为地改变汇兑率的行为都不会给本国带来好的结果。

3．1．1．3　孟德斯鸠对货币兑换汇率的论述。作为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杰出代表人物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先驱之一的孟德斯鸠，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不仅对有关哲学、社会学、历史以及法律等方面的学说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而且还对货币及其货币兑换汇率等相关的经济学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细致的论述和分析。

孟德斯鸠认为，货币的兑换比率确定了货币当前的暂时性的价值。孟德斯鸠所说的兑换率是和货币的相对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凡是君主能够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货币在一些关系上加以规定的价值称为绝对价值；把不能靠君主的命令来规定而是通过各国的货币兑换而建立起来的称之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孟德斯鸠认为，货币的这种相对价值要根据情况而不断变化，它不能靠君主的命令来规定，而要依据商人最广泛的估价而确定。^[6]孟德斯鸠认为，各国在规定这种相对价值时，主要依从金银最多的国家。如果一国金银货币多，另一国金银货币少，当两国进行货币兑换时，货币少的国家的一单位货币所值的货币多的国家的单位货币就多，反之就少。这种多与少引起货币兑换率的变化，但这种多与少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孟德斯鸠分析了汇兑平价，所给出的定义是：如果法国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这就叫做汇兑平价；高于平价，称为汇兑价高；低于汇兑平价，称为汇兑价低。孟德斯鸠指出了汇兑率的“二重性”：即汇兑率的高低既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好处，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受损。当汇兑价低时，这个国家作为债务者或购买者就受损；反之，当汇兑价高时，情况恰好相反，该国作为债务者或购买者就会获利。对此，孟德斯鸠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汇兑价低时，需要比汇兑平价时多汇若干数量的银币到国外去，才能购买到同过去一样的商品。而各国总是要设法使自己收支平衡，并争取清偿债务，因而各国只能按照它们的支付能力借债，也只能按照它卖出的比例买入。所以，汇兑价低将使外国商品在不知不觉间涨价，但这样一来，本国的商人就会感到遭受了损失，于是就会减少进口货，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又使本国的收支平衡了。在这里，孟德斯鸠实际上分析了汇率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表述了类似于现金—价格流动机制的原理。

3．1．2　古典经济学家的汇率理论概述

3．1．2．1　休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休谟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形成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并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工业基础日益强大，工业资本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为英国工业品进行对外输出争取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这时的贸易政策仍然是维护商业资本利益的重商主义保护贸易政策，这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本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是继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还是废除贸易保护政策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已成为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者和工业资本代言人的休谟，对当时英国政府所实行的保护贸易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对实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同时也对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进行了批评。休谟的货币论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就是为了通过说明国际收支状况引起货币数量的变动从而通过汇率的变动来调节国际收支的平衡来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寻找理论根据。

（1）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休谟在经济学上的主要影响体现在

他的货币数量论上。他是18世纪英国货币数量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构筑了关于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理论体系。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论述上：一是关于货币职能的论述。休谟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工具，如同贸易机器上使机器运转更加平滑的润滑油。休谟认为，如果单就一个国家自身来考察，货币量的多与少是无关紧要的，缺乏钱币本身决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损害，因为只有人和物才是社会真实力量之所在。二是关于货币、商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论述。休谟认为，商品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动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即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具有相反的结果。休谟关于货币、商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下列几条原理：“（一）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实在的货币或象征性的货币）。（二）一国流通着的货币代表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货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三）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么，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7]三是关于价格对货币的时滞效应的论述。休谟认为，虽然商品价格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昂贵并不紧跟金银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人们感受到影响之时。他还认为，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而不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

（2）休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休谟首次把货币数量论应用于国际收支分析上，据此而提出了著名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休谟认为，只要世界各国相互保持贸易关系，则一国的对外贸易的货币收支差额的盈余或赤字将自动调节，从而使各国的贵金属出现均衡分配。休谟的国际贵金属移动的价格调节机制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和贵金属货币黄金流入时就会使得该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大，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引起该国的物价水平上升，而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出口减少，贸易差额恶化，这样就会使得国际收支顺差逐步消失，黄金流入中止。

休谟认为，汇率的变动也同样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自动调节贸易收支。他认为，贸易逆差会使汇率不利于英国，而这又成为对出口的刺激，同时也不利于外国货物进口。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有助于贸易收支的统筹改善。此外，一国贸易逆差使得该国汇率下跌，当汇率跌至铸币的输出点以下时，就会引起国际黄金流动，这会引起其国内货币数量的减少，物价下跌，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从而纠正贸易逆差。如果一国贸易顺差，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过程则与上述相反。

休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一方面把外汇理论与一般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揭示了汇率在调节各国货币供应量差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汇率和价格以及国际收支和汇率变动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因而使得休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一直是西方各国政府在金本位制时期所奉行地调节国际收支的基本理论。

3．1．2．2　桑顿的汇率学说。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桑顿于1802年出版的《对大不列颠纸币信用的性质和后果的研究》（以下简称《纸币信用》）一书拉开了英国19世纪初年的“金块论战”。桑顿的前后观点不相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汇率学说都反映在他的《纸币信用》一书中。在该书的前半部分中，桑顿主要论述了英国“当时的金价上升与汇价下跌不能作为纸而发行过多的证明；而在后一部分，他又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证明是可以成立的”。^[8]在《纸币信用》一书的前半部分，桑顿分析了汇价下跌与金价过高并不是由于纸币发行过多造成的，而是由一国国际收支状况所决定的。他认为，当一国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时，必然会造成汇价下跌与金价高涨。虽然从长期来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会趋于收支平衡，但从短期来看，一国的国际收支也会出现不平衡。当一国出口增长慢于进口增长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从而造成国际收支逆差。此外，桑顿还分析了对外军费支出、在英的外国公司对外汇寄的红利以及英国对外资本转移等非贸易因素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当贸易状况和非贸易因素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外国出口商向英国开出要求伦敦进口商若干时期后兑现的汇票在外国货币市场上的数量就要增加，而买入或对这种汇票进行贴现的人较少，于是，这些汇票的价格就会下跌，这也就意味着英国的期票相对于外国硬币的价格下跌了，通常就称为英国汇价下跌。同时，桑顿认为，黄金价格过高也不是因为纸币发行过多所致，而是国际收支逆差所致。他认为，当一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时，如果别的支付手段不能消除这种逆差时，那么输出黄金就成为必要的措施。“当国际收支逆差造成汇价下跌时，只要这种下跌的幅度大于运送黄金的运费与风险，私人就会不顾国家禁止金币熔化与黄金输出的法令而偷运黄金出国。于是，对黄金的需求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就会造成黄金的市场价格高出法定的造币厂价格。”^[9]然而，桑顿在其《纸币信用》一书的后半部分却没有坚持其书前半部分所持的金价上涨和汇价下跌并不是因为纸币发行过多所致的观点，相反，而是接受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认为金价上涨和汇价下跌在一定条件下是纸币贬值所致。桑顿认为，货币如同商品一样，其价格也是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而供给小于需求时，则价格就会上涨。当货币发行过多，从而使本国商品的价格上升以后，商品的出口就会由此减少，因为高价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竞争不过别国的商品。这时，英国的高物价反倒把外国的商品吸引过来，使进口量大增。随之而来就会出现贸易逆差。这种贸易逆差使外国某一外汇市场上向英国商人开出的汇票急剧增多，而买入这种汇票或愿对它进行贴现的人则相对不足，于是英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就会下跌。而汇率的下跌实际上就是英国货币包括金币在内相对于外国货币而言的贬值。至于黄金，它是一种商品，而且仅仅是一种商品，当其他商品的价格因纸币过多而涨价时，黄金当然也会跟着涨价。结果，金币的法定价格就会低于黄金的市场价格。

3．1．2．3　李嘉图的金本位制理论。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是从探讨现实经济问题而开始其经济理论研究的。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了银行券对黄金的兑现。由此造成的货币信用的混乱，不能不引起从事金融活动的李嘉图的关注。李嘉图的“金本位制”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参与的1808～1811年英国的“金块论战”中。这场论战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当政的土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李嘉图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在这场“金块论战”中，力图证明币值下跌是由于纸币发行过多，要求减少发行纸币，实行十足黄金准备，恢复无限制兑换，并抨击英格兰银行的货币信用政策。李嘉图正是通过这场“金块论战”来阐明自己的金本位制理论和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主张。

李嘉图通过接受休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论点并把它进行部分改动，以此为基础，一方面作为理论武器来反对反金块主义，另一方面用来阐明自己的金本位制理论。为了要证明货币贬值是纸币发行过多所致，李嘉图从两个方面来对通货贬值进行定义：一是从纸币与黄金之间来下定义；二是从金属硬币与金块的价值比较的角度来下定义。李嘉图对通货贬值从两个方面进行定义，始终把黄金作为衡量通货是否贬值的尺度，由此他认为通货贬值的原因只能是银行纸币发行过多，而不是当时的金币量太多。

李嘉图在1808～1811年“金块论战”中之所以被称为金块主义，其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以黄金作为通货制度的基础来讨论汇价与物价问题。李嘉图认为，汇率的决定与汇价的波动都与一国通货代表的黄金量有关，英国通货在外汇市场上汇价下跌，归根结底是由于纸币与黄金相比贬了值，也就是说外汇汇价下跌是纸币贬值的结果。李嘉图依据休谟的货币数量影响价格，相对价格水平决定汇率的原理，在《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块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中，假定其他国家的通货减少或增加一半，认为这种减少和增加必然会使英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上升或者下降一半。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国外外汇市场上，英国的通货的汇价就下跌或上升一半。李嘉图这一论点的内在逻辑就是：两种通货之间的汇率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取决于这两种通货对同一种商品的购买力；通货的购买力取决于两国之间的价格的相对水平，而这种相对的价格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的货币流通量。因此，李嘉图认为，如果汇价低于金平价，一定说明该国的通货购买力低于别国，说明该国的价格水平高于别国，也就说明该国流通中的通货数量过多和货币贬值。

3．1．2．4　西斯蒙第的货币观点与汇率论述。西斯蒙第作为19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货币观点主要体现在对货币的职能、复本位制以及货币流通量与利率的关系三个方面。西斯蒙第认为，货币主要有三种职能：一是货币是其他一切价值的标志；二是货币是其他一切财富的抵押，并和它所代表的财富等值；三是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它使得其他一切商品都可以进行比较，从而便利了商品交换。西斯蒙第认为，采用复本位制要优于金本位或银本位，它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好处。采用复本位制，商业的共同标准就决不会取决于金银矿的年产量，而是取决于这两种产量的变动，因而人们要求的本位就会更加稳定。西斯蒙第认为，如果只选定一种金属作为货币本位，那将极为不妥。因为被规定的本位会受矿业年产品一切变动的影响，造币厂将不考虑矿业生产的变化而每年铸造固定数量的金币和银币，以致有时这一种金属特别多，有时另一种金属特别多，两者之间比价将会出现非常严重的波动，经济就不会得到稳定的发展。西斯蒙第在论述货币流通量与社会财富关系时指出：“分配同等数量的财富决不需要使用同等数量的货币；因为交换次数的多少主要决定于财富的性质而不决定于财富的价值。所以，国家货币充斥决不表明国家的财富也必定丰裕。货币少也决不是一定贫困的标志。”^[10]这就说，西斯蒙第认为，货币与财富之间首先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没有一定比例的货币，商业就会陷于萧条，货币超过了这个比例就不能得到任何利润。西斯蒙第认为，利息是资本的收益，而不是货币的收益。只有当货币成为资本后，它才能够产生利息。此外，西斯蒙第也注意到了利息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他说，“利息永远取决于市场上的货币数量。如果对货币的需要量大，而货币数量少，则利率高；反之，对货币的需要量小，而货币数量多，则利率低”。^[11]

西斯蒙第对汇率问题的论述是以他对货币问题的论述为基础的。他认为，货币过多会引起利率下降和货币贬值，从而汇率也下降；反之，货币缺少会引起利率上升和货币升值，从而汇率也上升。因此，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中写道：“货币兑换商，银行家……将银子作为商业的对象和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注意表现在汇兑率方面的国与国之间的价值区别，并迅速地将货币从过多的地方运到缺少的地方；由于这种活动迅速进行，他就能从汇费较少的地方得到好处，而汇费的商业价格不必考虑。”^[12]因而将货币从利率较低的地方运到利率较高的地方，显然会获得利润；与此类似，将货币从低汇率的地方运到高汇率的地方也会获利。西斯蒙第还认为，货币的这种因汇率或利率的不同产生的运动最终会导致各地或各国间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从而利率与汇率也趋于均衡。此外，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也论及了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他认为，货币过多会引起货币贬值、汇价下降，从而使出口增加；反之，某国货币过少，引起利率上升，汇率上升，从而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而进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贸易差额，影响到国际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