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在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影响研究

三、所得税在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影响研究

意愿储蓄是否等于意愿投资?或者说储蓄的增加是否会自动转化为投资?所得税如何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一些观点。

(一)增加的储蓄会转化为投资,税收刺激应同步进行

费尔德斯坦和霍里奥卡(1980)发现:“有高储蓄率的国家倾向于有较高的投资率,反之亦然。”他们把17个抽样国家中1960～1979年间的国内储蓄(包括政府)和占总产出的投资份额加以平均,再进行回归,得出由于资本流动的重要国家壁垒,几乎任何国内储蓄的提高将流回国内投资。冯·费尔斯滕贝格根据美国的资本所得流量构建了一项模型来考察储蓄——投资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与储蓄和投资有关的国内因素解释了净外国投资余额中变化的80%。”^[17]尽管这些数据可以做其他解释,但这表明储蓄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不会像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上那样自由流进和流出。只要储蓄和投资是相关联的,一国影响储蓄的所得税政策一般就会被认为会影响投资。所以,如果要使国内资本积累有实际增加,对扩大储蓄的刺激必须与在投资方面的同步行动相匹配。

曼昆(2001)通过分析资金供需后也指出:“如果税法变动鼓励了更多储蓄,结果将是利率下降和投资增加;如果税法变动鼓励更多投资,结果利率上升,而储蓄更多。”

(二)储蓄的增加不一定会转化为投资,存在“节俭悖论”,应调整税收政策

“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企业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收入,最终减少储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的增加^[18]。在20世纪30年代托宾甚至将“储蓄”说成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19]。斯蒂格利茨(2002)也谈道:“当经济中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节俭的增加——在各个收入水平上的储蓄水平都提高了,但由于投资固定,对均衡的储蓄或投资水平根本没有影响,节俭提高的唯一影响是减少国民收入和产出。”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沃尔特·罗斯特也同意这个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一个国家吸引更多资本的能力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同时实施许多项目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经验和专业性知识。在最贫穷的国家中,吸收资本的能力最有限,当投资被推进到超过吸收能力时,这些投资就只产生极低的收益。”^[20]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的低收益有两个更基本的原因:缺乏有效地配置资本的资本市场以及政府的善意干预(包括税收政策),这种干预总是支持了低收益项目。

刘易斯(1990)也认为储蓄增加可能会限制投资。他说:“假定社会资本预期消费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话,节约的提高倾向于降低利率,可能鼓励生产者采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方法,从而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较慢。由于制造业、农业投资一般只占固定总投资的30%左右,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的需求一般占60%,其资本—收入比率是制造业、农业的5.6倍,所以节约的提高会减少制造业中的投资,而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中的投资相应增加更多。所以,如果有些国家的资本存量如此之多,以致投资的动机很微弱,并存在投资机会长期缺乏的危险,那么这些国家应该考虑到储蓄水平太高的可能性,这时应调整税收政策以减少储蓄,而不是继续实行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