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资本形成的关系

二、税收与资本形成的关系

自古典学派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强调通过储蓄、投资和发明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所涉及的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计划的变化除了影响所得外,还会影响相对价格^[3],从而改变人们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决定。税收作为影响综合资本积累率的一个因素,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凯恩斯主义观点

凯恩斯主义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因此主张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认为税收是其中一个有力的工具,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在实际资本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投资而不是储蓄,如果缺乏投资意愿以及投资能力不足,就会阻碍资本的形成。假设提高资本所得的实际税率,则会减少投资,并进而造成潜在产出增长减缓。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应该进行减税,其目的在于刺激总需求(因为“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具体来说在于刺激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尤其是前者,因而其减税的重点在于个人所得税及公司所得税中与投资需求有关的部分。新凯恩斯主义还主张运用税收政策增加人力资本、研究开发等具有广泛外溢性的各种创新活动的投资。

但由于凯恩斯学派认为决定储蓄的因素主要是动机,而不是预期的报酬率。因此他们认为,市场利率在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短期决策中只起到相对很小的作用,所以税收对储蓄虽然有影响,但没有政府的支出影响大,减少预算赤字是提高可用于私人投资的国民储蓄的主要手段。私人资本积累最有效的供应来源是减少政府借款,而不是努力刺激更高的私人储蓄。正如斯蒂格利茨(2002)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投资的增加既可以通过投资曲线向右移动(诸如投资税减免),也可以通过储蓄曲线向右移动(诸如通过税收优惠待遇)。一些优惠税收待遇实际上可能减少国民储蓄,因为引致的私人储蓄小于增加的赤字。同样在封闭的经济中,赤字减少将引起私人投资增加,但如果赤字的减少是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实现的,那么未来的产出和生活水平可能会下降。”

(二)现代新古典学派观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不断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的轮番冲击与挑战,这些学派的共同特点是力图减少国家干预,依靠市场经济的自身力量调节经济,是传统新古典学派的复归与发展,所以一般称为现代新古典学派。

1.新古典增长模型

由于现代新古典学派理论观点既有凯恩斯经济学的成分,又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成分,所以他们建立的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中又以索洛—斯旺模型最具代表。他们认为,由于资本积累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最终人均产出将停止增长,通过分析得出的资本积累方程为dk/d T= sY-δK,其中s Y代表储蓄及投资,δK代表折旧,只要投资能够弥补δK,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但由于资本收益的递减性,最终投资将只能弥补折旧,这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将等于0。同时,他们发现,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其解释公式为,λ为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解释的技术进步^[4]。它表明,经济的增长决定于经济中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它们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由技术进步决定的一个“余值”。

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劳动和技术的变动是外生的,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预测就是“趋同”,即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将收敛于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穷国最终能够赶上富国。巴罗在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一书中表明,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蕴涵的收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这种收敛是一种条件收敛,即只有当所有解释变量相同时,经济才收敛到相同的平稳增长路径,这些解释变量包括政府政策和制度、教育体系、习惯传统、殖民历史、人民的生育行为和储蓄行为等。巴罗认为穷国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对增长有益的解释变量太少了。通过变量隔离,他得出政府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出生率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5]。

2.税收主张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资本和潜在产出增长下降的基本原因是资本税后报酬率的下降,税收政策通过影响租金价格进而影响到预期的资本存量,从而介入投资决策。如果替代弹性(即对于其价格比率中1%的变化,在一项给定的产出水平下,资本对劳动比率变化的百分比)大到1,意味着政府政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一种非常有力的作用,因为货币和税收政策通过改变资本税后租金价格而改变预期的资本—产出率^[6]。

美国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国内储蓄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资本积累,即储蓄决定投资,灵活的利率将确保更高的储蓄率会被转化为增加的投资而不是降低总需求,因此,减税对私人储蓄有重大影响,将提高全部储蓄^[7]。这是因为伴随着减税,私人储蓄的增加将多于政府赤字的增加。此外,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住宅建设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所以可以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减少住宅投资,同时实行减税以刺激营业投资,从而刺激资本转向营业部门。如果把这种方法与限制性财政政策(减少公共和私人的消费)和宽松性货币政策结合起来,那么效果会更好。

供给学派在这方面所持的主张最为坚决。如埃文斯认为,私营部门对投资、生产率、收入等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储蓄(即资本积累行为),而这一行为对税负变动是极其敏感的,资本的税后报酬率直接影响资本投入。许多计量研究表明,储蓄净报酬变动直接影响储蓄率,而净报酬率往往因过重税负而下降^[8]。罗伯斯特(1978)明确提出过高的边际税率改变了劳动与休闲的代价,相对于储蓄,现时消费的成本下降,因为现时储蓄承担的税负较高。由此得出,高税负会导致工作热情和储蓄与投资下降。因此他们也主张减税,但减税的目的在于刺激总供给(因为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刺激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刺激个体的储蓄、投资等方面。因而减税的重点首先在于公司所得税;其次在个人所得税减税方面,主要围绕刺激劳动力供应、鼓励储蓄而进行。

供应学派承认减税固然在短期内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但从长期看,由于减税会刺激私人投资和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使税基扩大,最终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即私人储蓄的提高加上来自更高税收收入水平的税收二次补偿,将大于最初的赤字,因此,减税不应以削减开支为条件。

欧洲现代新古典学派在主张减税的同时还指出,过高的实际工资率也会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并削弱对投资的刺激,而工资和价格不完全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分的失业保险是失业和高实际工资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失业又是过度高工资的结果。这些单凭市场力量无法解决,所以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来提高生产率。为此,降低税负的同时需要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利润率和增强投资刺激。德国的汉斯-沃纳·斯恩(1998)将费雪的跨时配置理论与新古典模型结合起来分析税收效应,根据微观经济最优化理论推导出资本所得课税对家庭和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他认为股息课税是中性的,不会产生扭曲。

(三)内生增长理论观点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即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的收益率递减会使人均增长停滞不前。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但又认为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财政的作用很小。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所以,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是:①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②刺激新知识用于生产;③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等)^[9]。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对教育、高科技研究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不仅能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且能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在税收政策方面,政府应该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降低创新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使创新厂商得到更多的利益,通过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鼓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对技术内生化的研究思路不同,所以所持的税收主张在不同的内生模型中侧重点有所不同。

1.知识外溢效应模型与税收政策

描述知识外溢效应的模型以罗默的模型为代表。假设总体技术进步来自对实物资本的投资,用生产中的积累投资代表知识的积累,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生产函数为F[k(t),K(t),x(t)],其中k(t)是以资本存量为代表的t时刻单个企业特有的知识投入,x(t)是t时刻该企业特有的实物投入相量,K(t)是t时刻经济的各种知识水平,因此,K(t)= Nk(t),N是企业数量^[10]。上式表明,任何一个企业的产出不仅是实物资本的函数,而且是知识投入的函数;产出水平不仅与企业自身的知识投入有关,而且与当时整个经济的总知识存量有关。在罗默的模型中,知识被当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投入,这种投入不同于普通要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之处在于,它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促进了资本投资;反过来,资本投资又刺激了新知识的产生,构成资本投资与知识积累的良性循环。因此,一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不断追加投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

由于政府考虑了产生新知识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而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只是考虑比较小的知识的私人收益,所以,根据罗默模型,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高。政府应该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2.人力资本模型与税收政策

1988年,卢卡斯在宇泽模型的基础上试着用人力资本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他假定每一个生产者用一定比例β的时间来从事生产,还用1-β比例的时间从事人力资本建设,这样,其生产函数是Y= A K^β(μNh)^1-βh^γ,其中,N是劳动力数,h是人均人力资本,h^γ表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递增^[11]。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成正比,但人力资本投资又存在外部性。虽然经济整体收益及每个企业的单个生产率均会因人力资本投资深化过程而提高,但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因为其对经济整体所做的贡献而得到补偿,从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由此,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税收减免、投资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本。

3.R& D投资模型与税收政策

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部门,即R& D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R& D部门使用人力资本和现有知识存量生产新的知识,其产品形式是用于生产性资本的设计,并把这种新设计出售给中间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利用这些新设计和一部分过去的最终产品生产出大量的新资本品,卖给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使用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一组资本品生产最终产品,其产出用于消费和生产新的资本品。该模型很好地揭示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总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他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

4.公共投资与税收政策

在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中,巴罗(1990)首次引入政府公共开支,讨论增长中的最优税收政策。由于政府支出来自税收,所以巴罗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成本,税收迫使企业在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基础上进行生产,从而减少市场规模和产品产量;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支出的外部性效果,它又对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积极作用,提高企业的边际生产力。根据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确定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税率水平。巴罗证明得到:只有税率等于1-α′时^[12],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干预才是有效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可能足以产生内生的经济增长。巴罗将拥挤因素引入A K模型,得到Y_j= A K_j f(G/Y),即影响投资率的财政政策的持久变化将导致一国GDP的持久变化。

为了考察政府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格林纳在巴罗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由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模型^[13]。与巴罗不同,格林纳假定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因为公共资本存量的一部分来自公共投资的增加。格林纳认为,公共资本存量比巴罗的公共投资流量更重要。在考察了政府预算平衡情况下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后,他得出两个结论:①政府增加转移支付或公共消费会降低均衡增长率;②如果将消费税附加的税收收入用于公共投资,那么消费税率的增加会带来较高的均衡增长率。

归纳起来,内生增长理论所主张的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措施为: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通过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可以是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刺激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