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政策的选择

第八章　资本形成视角：所得税政策的选择

资本形成是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之一。资本形成的前提是有投资活动,而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是储蓄。储蓄是决定未来生活水平的关键。储蓄为在工厂、设备、技术、研究、开发、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提供资金。没有资本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金积累水平和投资的增长提高了劳动者的产出—生产率,较高的生产率使人均消费水平提高,这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据武剑(1999)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已超过其他要素总和,达到53.6%,预计在未来10～20年中,资本贡献率将超过60%,成为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2003年我国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历史最高点67%,2005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为48.8%,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在张军(2002)关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得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份额最大,而其中内资的增长效应大于外资。在1981～2000年GDP年均增长率9.9%中,劳动和TFP(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资本配置效率)贡献了1.99%,外资贡献了1.82%,而国内资本贡献了6.09%,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本国资本积累。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人均GDP水平极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时,固定资产投资率很低;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就显得非常迫切,这时投资率就会上升,而且要维持一段时间。如日本,在1955～1970年,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其中有4年的投资增长率超过40%,个别年份甚至接近60%。在此期间,日本国民收入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0%～20%之间。同样,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许多新兴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都相继出现过很高的投资增长率。只有当一国的技术装配水平特别是农业技术装配水平上升到相当的高度时,投资率才会下降或在较低的水平上维持不变。目前,我国的投资率还处于国际经验所说的上升并维持一段时期较高水平的第二阶段。

按照索洛增长模型,如果一个国家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在经济没有达到稳态前不断地增加投资,一旦经济达到稳态,增长就会停止。按照这个观点来判断,由于我国的经济还没有达到稳态,我国经济要保持继续增长,除了增加投资外,还应进一步考虑提高投资效率,增加人力资本。只有当我国经济增长真正从量变到质变,基础设施健全,投资效率得到改善,那时投资需求将会放慢,投资率才会出现正常的下降。

张军(2005)的研究显示,只要继续坚持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因此,作为国有资源所有者主体的政府,应该改革投融资体制,从一般的、低效率的投资活动领域退出来,进入那些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同时制定政策尽量使资源按市场的需求配置到使用效率最高的地方,支持非国有经济,才能真正提高投资效率,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在税收上就表现为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抛弃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消除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异,促进企业的平等竞争。因此,为了达到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促使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的目标,应在“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原则的指导下,顺应世界税制改革趋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我国税收政策的选择应是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投资效益,促使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消除“节俭悖论”现象,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本主导向人力资本主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