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的行为主义

快上大学的时候，我想学习动物学。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个心理学领域都是斯金纳（B. F. Skinner）和行为主义的天下。斯金纳博士声名远扬，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大学生的书架上都有他的《超越自由和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他认为对行为的研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至于人和动物头脑内部究竟如何运转，则没有必要细究，因为这个“黑匣子”里面的一切：如智能、情感和动机都是无法测量的。“黑匣子”是一个禁区，你不能越雷池一步。你能测量的只有行为，所以能研究的也只有行为。

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这样做理所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动物行为学家的看法过于极端，他们甚至认为，动物根本就没有情感或智能，只有行为，而行为又受奖惩和来自环境的正负强化的制约。

奖励和正强化是一回事，都是指某些行为产生的好结果，而惩罚和负强化则完全相反，惩罚是指某些行为导致了坏的结果，而负强化是指由于某种行为让坏的结果不再发生，或者根本不发生。惩罚不好，而负强化是好的。许多行为主义者在训练动物时认为，尽管惩罚不如奖励有效，但惩罚的确可以使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

负强化最难理解，它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奖励，但这种奖励是“负的”，即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喜欢的事情要么停止，要么就根本不发生。例如，你四岁的孩子在大哭大叫，让你头疼不已。最后，你变得不耐烦，就冲他大发雷霆，结果吓得他不敢出声了，这就是负强化。哭闹声停止，你得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这样一来，如果下次孩子再任性，你可能还会冲他发脾气，因为你已经得到了负强化。

行为主义者认为，这些基本概念就可以解释动物的一切行为。在他们看来，动物本质上不过是对刺激做出反应的机器而已。当时这种看法如山压卵，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在我和许多人眼中，斯金纳就是“上帝”，是心理学领域的绝对权威，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但后来我发现斯金纳并没有那么神圣。大概在十八岁时，我和他见过一次面。当时我写信给他，向他介绍我发明的挤压器，他回信说我的动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确实有点可笑，行为主义的“上帝”在谈论我内心的动机，而不是我的行为。我认为，在这方面他的确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因为动机是当今自闭症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收到回信后，我就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问能不能前去拜访，和他谈谈我做过的一些研究。

他回电话邀我到哈佛大学去见他，我当时的激动之情不啻于到梵蒂冈去拜见教皇。斯金纳博士可是整个心理学领域最有名的教授，他的照片还曾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兴奋的同时，我也十分忐忑，甚至不敢面对他。记得走到威廉·詹姆斯礼堂时，我仰望着大楼，心中不禁油然生出到了“心理学圣殿”的感觉。

但是进入他的办公室以后，我却大失所望，眼前的斯金纳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普通人。我记得他办公室里有一株用铁丝架着的植物，枝叶蔓延生长，环绕着整个办公室。我们坐在里面聊天，后来他开始问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具体什么内容我忘记了，我一向记不住对话的具体细节。自闭症患者的思维是一种形象思维，头脑里几乎没什么词语，只有一连串的图形。因此我不记得当时具体聊了什么，只记得他问过这类问题。

后来他要摸我的腿，这让我又惊又怕。我穿得并不性感，裙子很保守，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于是我说：“你可以看，但不能摸。”我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

尽管如此，我们倒也确实谈论了有关动物和行为的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会见结束时我说：“斯金纳博士，我们要是能够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就好了。”

他回答：“没必要研究大脑，我们只要研究操作性条件反射就够了。”

在我开车返回学校的路上，脑子里反复思考着这个回答，最后自言自语说：“我才不信这一套呢。”

我不接受他的说法，因为我的心理问题似乎就和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关系。我大学时学习过动物行为学，这个学科研究的是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行为。托马斯·埃文斯老师讲过动物本能的问题，即动物与生俱来的特定行为模式，和环境无关。

年迈的斯金纳博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朋友约翰·莱忒（John Ratey）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也是《影子综合征》（Shadow Syndromes）和《大脑实用指南》（A User's Guide to the Brain）的作者，跟我说起过和临终前的斯金纳共进午餐时的情景。约翰问他：“你不认为现在是时候该对‘黑匣子’进行研究了吗？”

斯金纳博士回答：“我中风以后就一直这么想了。”

大脑的确非常强大，这就连一个大脑功能失常的人也知道，但认识到这一点时，斯金纳博士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风后他才意识到，环境不能决定一切。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刚刚开始研究动物时，行为主义的教条就是金科玉律。

我不愿被看作是行为主义的敌人，并且我也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行为主义者和动物行为学家没有太大区别，二者都没有对动物的大脑进行深入的研究。尽管行为主义者看到的是实验室环境中的动物，而动物行为学家看到的是自然环境中的动物，但两者都只看到了动物的表面现象。

行为主义者宣称大脑是研究的禁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他们对环境的重视至今仍具有进步意义。在行为主义出现以前，可能并没人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今天也无法说人们已经充分理解。我曾在肉类加工业工作了三十年，为他们设计更为人性化的屠宰设备。许多饲养场主不关心牛的生存环境，如果牛群出了问题，他们根本想不到去牛圈中寻找问题的原因。他们只知道安装我设计的器材，却意识不到如果环境很糟糕，再好的设备也无济于事。

饲养场里的环境不但包括物理环境，还包括工人管理牲畜的方式。如果管理方式有问题，无论设备多么优良，维护得多么细心也于事无补。

北美有一半的饲养场已经安装了我所设计的中轨制约系统，但这种系统只有在牲畜被妥善处理时才有用。这个系统是一个传送带，可以把牲畜的胸部和腹部托起来，牲畜骑跨在上面，就像跨在锯木架上一样。

饲养场之所以选择我设计的这种系统，是因为对牛来说，它比之前的V形制约系统更好接受，它们会乖乖地骑上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原来的V形装置有一个毛病就是牛不愿意上去，尽管用起来还可以，不会伤及牲畜，但会把牛的四肢挤在一起，而牛不喜欢无立足之地。我的创新之处不在技术，而在行为上。这种系统充分考虑到了牲畜的行为特点，所以它更高效。

但饲养场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关心的除了设备还是设备。他们无法认识到，如果对牲畜处理不当，那我的设备就只是堆废铁而已。

行为主义者还有一点我非常赞赏，即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起初，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的规律很简单，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的动物都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斯金纳博士认为，只要研究实验室里的老鼠就够了。所有动物和人类的学习方式都一样。

斯金纳博士关于学习的整套理念都是联想主义的，即正联想，或者说奖励，能够巩固行为；而负联想，或者说惩罚，能够削弱行为。要想传授一项非常复杂的技能，只要按照过程将其分解，然后一点一点、按部就班地教，同时给予适当的奖励，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叫作任务分析，不仅适用于训练动物（从某种程度上说，驯兽师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也同样适用于教育小孩和有生活障碍的成年人。我看过按照行为主义式理念设计的育儿指南，上面列出小孩和成人每天要做的每一件事，如起床、穿衣、吃早饭，等等，再把这些事进一步细分，例如，像早上穿衣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可能要牵涉到二三十个步骤，甚至还会更多。利用任务分析把它们逐条分解，再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教。

任务分析并不像听起来这么简单，身体健全的人很少能够意识到，系鞋带或扣扣子这类简单的动作包含了多少细微的步骤。一般的小孩也能轻而易举地学会怎样穿衣或系鞋带，所以做父母的不需要特别擅长教孩子做这些事情。但如果让你教一个对扣扣子一无所知的人怎样去做这件事，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自己也不清楚具体应该怎样教，你只是动手完成它，并不详细地知道扣扣子过程中的每个细小动作和顺序。

行为主义者认为，只要有适当的奖励，任何动物和人都可以学会做任何事情。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伊瓦·洛法斯展开了对自闭症小孩的研究工作。在他最有名的一项试验中，他选取一组患自闭症的小孩，对其中一半进行强化的行为疗法，而对另一半则进行一般的治疗。根据经典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classical operant conditioning），洛法斯博士让小孩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所要学习的行为，学会了则给予奖励。他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那些接受强化治疗的小孩和正常的小孩“没有区别”。

许多年来围绕洛法斯博士是否真的治愈过自闭症有不少争议，我认为重要的是他那样去做了，这本身就难能可贵。行为主义使家长和老师相信，患自闭症的孩子比大家想象的要有用得多，这是很大的功劳。

行为主义者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在仔细观察着动物和人类的行为。他们能够迅速觉察到动物行为的细微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和环境联系起来，这也是我和动物打交道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因此尽管行为主义有许多缺点，但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再说说动物行为学家，他们也有盲点。例如，动物行为学家和行为主义者一致认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动物当作人来看待。虽然二者反对这种拟人化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原因如何，他们都认为把动物拟人化是错误的。斯金纳博士还认为，把人当成动物来看待也同样行不通。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强调这一点也是对的。在许多情况下，人类会很自然地把自己心爱的宠物当作四条腿的人来看待。专业的驯养师一再告诫人们，不要以为他们的宠物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思维和感受，但人们依然我行我素。训犬师约翰·罗斯（John Ross）在其《犬语》（Dog Talk）中，曾谈及他初次意识到自己对动物有拟人化倾向时的情形，要知道他可是专业人士。他有条名叫詹森的爱尔兰塞特犬，个头很大，它有一个爱掏垃圾的毛病，只要罗斯离开一会儿，它立即就朝垃圾箱跑去。罗斯认为这条狗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每当它弄得地板上狼藉一片时，一见到主人回家，马上就一溜烟地逃之夭夭，否则它就不会跑。以至于罗斯以为，这意味着詹森知道弄得厨房里到处是垃圾不好，所以看到主人它感到羞愧，就跑开了。

一个更有经验的训犬师让他做了一个试验，他才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詹森不在时，罗斯亲自动手把垃圾洒在地板上，然后再把詹森带到厨房，观察它有何反应。

结果詹森的反应和以前它自己把垃圾弄到地板上时一样，还是拔腿就跑。原来它跑开不是源于心中有愧，而是因为感到恐惧。对它来说，地板上有垃圾就意味着麻烦来了。如果罗斯能够根据行为主义的原则，考虑一下詹森的生活环境，而不是考虑其“心理”，他就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我的一个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养了两条狗，其中一条是一岁大的德国牧羊犬，另一条是三个月大的金毛猎犬。有一天，金毛猎犬把大便拉在起居室里。后来牧羊犬看到大便，变得非常不安，甚至开始口吐白沫。如果是它拉在起居室，然后站在那里口吐白沫，也许主人会以为，它意识到自己做了坏事。但别的狗在起居室拉大便，它却如此反应，这使主人明白，只要起居室里有大便，对它来说就是情况不妙。

这些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不能将动物当作人来看待，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的学生时代，尽管每个人都反对将动物拟人化，但我仍然认为从动物的视角考虑问题很重要。记得当时新西兰有一位有名的动物心理学和行为学专家，他叫冉·吉尔各，写了不少关于将动物拟人化问题的文章。他早期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要空运他的宠物狮子。有人认为狮子和人一样，在路上可能会用得着一个枕头，于是他们就给狮子配了一个。结果狮子把枕头给吃掉了，并因此死于非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动物当作人来看待，这对动物来说有害无益。

我看到这个故事时，心中暗想：不，它需要的不是枕头，而是一些松软的东西，如树叶和干草，以便能够舒舒服服地躺下休息。我没有把狮子当作人，而是把自己想象成狮子，至少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动物行为学家对此也不赞同。他们都是环境决定论者，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动物生活的环境不同。

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之前，也就是大学期间，已经在动物行为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行为主义的温床，那里的一切都围绕着行为主义。但我不喜欢他们用老鼠和猴子做一些残忍试验。我还记得有一只可怜的猴子，他们把一个树脂玻璃做成的小东西固定到它的阴囊上，并通过它对猴子施以电击，这种试验是非常可怕的。

我从不参与这种残忍的试验，也根本不赞成利用动物来做试验，除非项目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譬如为了寻求攻克癌症的良方，那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动物本身也需要治癌的药物，但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并不是在研制抗癌药物。我在那里的心理学系学了一年的试验心理学，当时就想“我可不愿做这种事情”。

即使有的试验对于动物来说也很有趣，但我同样看不到其意义何在。我想问的是“我们究竟能够从试验中学到什么”。斯金纳博士写了很多关于强化周期的文章，强化周期即为了强化动物的某一特定行为，应该间隔多长时间对动物的某种行为给予奖励，这个奖励应该持续多久。他们试过能够想到的每一种强化周期，如不固定周期强化、间歇强化、延迟强化，等等，只要能够想到的，他们都会试一试。

所有这些试验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动物在实验室里的行为和它们在野外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即使做这些试验又能真正学到什么呢？你了解到的不过是动物在实验室里的行为方式而已。后来有人开始另辟蹊径，他们把实验室里的一些老鼠放到院子里，观察它们的行为。这样一来，老鼠就开始表现出一些人们从未见到过的复杂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