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及对策

浙商“回归”:现象、原理及对策

陆妙燕^[1]

摘　要:从2006年启动浙商“回归”工程到2011年着重推动该工程，再到浙商“回归”在2012年成为浙江省的头号工程，浙商“回归”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从2012年上半年的具体数据来看，浙商“回归”工程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际到位资本逾700亿元，也带来了GDP增长率的提升。这与浙江省在吸引浙商“回归”中的政策优势有关。但本文认为，浙商“回归”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的流动，因此从长期来看需要遵循资本流动的一般原理，即需要解决吸引资本长期投入且不断累积的问题。本文在综合以往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借鉴邓宁的OLI范式，提出了吸引浙商“回归”的OLE模式，在此框架内进行了多方面优势因素分析，并提出了未来促进浙商持续“回归”的切入点、关键点与重要点。

关键词:浙商“回归”；资本流动；企业优势；企业家优势；区位优势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1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尤其是2012年6月召开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后，浙江省掀起了一个浙商“回归”的热潮。这股潮流鼓励省外浙商、海外浙商“回归”，“坚持跳出浙江与发展浙江、扎根浙江与走出浙江、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统筹”，既积极推动浙商“走出去”发展，也支持浙商“回归”发展总部经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浙商“回归”已成为2012年浙江省的头号工程。截至2012年6月，浙商“回归”的成效也较为显著，引进项目到位资金708.76亿元，浙江省上半年GDP增长也达到了7.4%。浙商“回归”显然在短期内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推动作用。

事实上，浙商“回归”并非从2011年才开始，早在2006年1月，浙江省政府就拓展“十五”期间“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引进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在外浙商为主体，以“乡情、亲情、友情”为纽带，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面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努力促进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的联动发展，并将国内引进工作作为“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在此期间（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全省共引进回归项目349个，协议总投资363.72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01.14亿元。（吴坚，2008）但与此同时，在浙商发展的过程中，浙商的“外迁”也从未停止过，即浙商的“外迁”与“回归”双向转移现象并存。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浙江有哪些优势可以吸引浙商“回归”？浙商“回归”是否会成为再次拉动浙江经济发展的引擎？浙商“回归”是否符合资本流动以及投资的基本原理？又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浙商“回归”的持续进行，乃至浙江经济、“浙江人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从现象到原理加以分析，以期对浙商“回归”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二、浙商与浙江经济

浙江省政府将浙商“回归”作为2012年头号工程有着较为深层次的经济发展原因。从历史数据来看，浙江经济维持了1978年以来近三十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后，近些年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趋势（如图1所示），其中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更是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名中，浙江省经济的增长速度更是从2001年的全国第六位降至2010年的全国第二十七位，仅增长11.9%。从其他指标来看，浙江省2010年资本形成总额位于第五位，居于山东、江苏、广东、河南之后，改变了之前一直保持的第四位的排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位于第八位，居于山东、江苏、河南、广东、辽宁、河北、四川等省份之后。从企业数量来看，2010年浙江省企业总数有68.55万个，居于江苏、广东、山东之后占第四位，其中第二产业30.04万个，居于第二位，仅次于江苏的37.74万个；第三产业36.41万个，继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居于第四位。浙江省素来以民营经济主导发展模式为典型特征，虽然2010年浙江省私营企业的企业单位数、资产总额仍然位于全国第一^[2]，但其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却位于江苏和山东之后居第三位，利润总额位于山东、江苏、河南之后居第四位。

在长三角区域内也存在着类似的趋势。同处于长三角区域内，浙江与江苏GDP的绝对量与增速都存在着一定差距（如图2所示）。从图形来看，1978—2011年间，江苏与浙江GDP总量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同时两者的GDP增长率虽然都在近些年出现了回落势头，但显然浙江省的回落势头快于江苏省。而浙江省经济的起起落落与浙商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浙商的“外迁”与“回归”无不影响着浙江经济的发展。

图1　浙江省1978－2011年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人均GDP增长速度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浙江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

图2　浙江与江苏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与江苏2012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在1978—2011年间，浙商也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经历着不断的变化。1978年浙江经济起步开始，浙商应发展所需也开始了缓慢的、小规模的、无序状的“外迁”。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商“外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主要迁移方向与类型是投资于上海等中心大都市，将部分职能机构乃至总部迁至这些大城市。（尚荣，2006）2000年之后，在国家振兴东北与开发西部的政策鼓励之下，浙商开始从浙江“外迁”至东北、中西部。根据2004年浙江省工商局的相关调研，浙商在外投资累计超过3000亿元。从行业分布来看，68%左右是加工制造业；从“外迁”类型来看，60%左右是生产基地“外迁”、营销部分“外迁”，或是在省外设立生产企业、营销机构等；从“外迁”的规模来看，“外迁”的浙商企业注册资本小于500万元的占56.8%，对外投资规模小于100万元的占39.3%，100万—500万元之间的占30.1%，基本上属于小规模的“外迁”投资。而另据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浙江人约有600万。这些“浙江人”在省外共创办了各类企业26万余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徐越倩，2012）

寻其根源，浙商“外迁”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商务成本的提升。浙江可用土地资源仅为江苏的1/3，广东的1/4（孙景淼，2012），因此浙江的工业、商业用地成本较之于其他地区的确昂贵很多。全省工业用地平均出让价为20.5万元/亩，杭州、温州等地甚至拍到上百万元每亩的价格。这是导致许多浙商“外迁”的主要因素之一。（2）能源相对短缺。众所周知，浙江省被称为“零资源大省”，尤其是电力缺口的存在使得在保障居民用电的同时，工业用电难以保障，企业生产积极性受挫。（3）市场竞争激烈。虽然浙江众多的产业集群为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于具体的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而言，同类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亦是事实，相对饱和的市场使得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紧张。相对而言，企业“外迁”后所面临的则是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4）优惠政策吸引。如前所述，2000年后，振兴东北、中西部大开发都有国家的政策倾斜，原本集中于低技术产业区域的浙商企业对于优惠政策存在着较大的敏感度。这也是浙商“外迁”现象大规模出现于2000年以后的重要原因。

随着浙商的大批“外迁”，浙江省虽然并未出现之前所预测的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浙商资本的流出，以及伴随而来的浙商企业家的流出，是浙江经济经历近十年回落的原因之一。既然浙商“外迁”有其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原因，浙商“回归”自然也应该针对以上“外迁”原因进行分析，找寻浙商“回归”的相关原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浙商“回归”的相关理论综述

无论是浙商的“外迁”还是“回归”，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即浙商的资本从省外、海外流回浙江。虽然从资本流动本身来看，由于“国界”的存在，整个世界的资本相对于某国而言可以划分为该国界内的国内资本以及流出该国国界的国际资本两大部分，但就本质而言，两者并无差异。因此，本文尝试着从资本流动理论、国际投资理论中找寻浙商“回归”的理论依据，并展开分析。在资本理论方面，与浙商“外迁”与“回归”有关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二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一）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及其述评

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方面，以麦氏模型（Macdougall，1960）与“两缺口”模型为主要代表。

在麦氏模型中，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尔假定作为资本稀缺国的甲国与作为资本富裕国的乙国的存在，且两国国内经济均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且资本受边际生产递减规律支配。麦克杜尔认为，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资本跨国界流动，由于资本稀缺的甲国资本收益率较高，因此乙国的部分资本将流向甲国，直到两国的资本收益水平均衡为止。显然，这一理论在浙商“回归”上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如果从资本流向来看，浙商“回归”的资本流向是从省外、海外流回浙江，但浙江并非资本稀缺国，相反还是资本富裕国、资本输出国。据悉，省外浙江人在全国投资的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的资本约为1.3万亿元。虽然2006年以来，省外浙商“回归”投资兴办了2470多家企业，投资总额超过900多个亿，尤其表现在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区。（何玲玲、李亚彪，2011）因此，浙商“回归”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富裕地区如何吸引已流向资本相对稀缺地区的资本回流的问题。因此，麦氏模型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适用于分析浙商“回归”现象。

所谓“两缺口”模型，在钱纳里和布鲁诺看来，在封闭的两部门模型中，投资规模往往通过减少当年消费来增加储蓄，而储蓄是投资唯一可能的来源；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缺口通过贸易来适当缩小。这一模型指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是资金、外汇的短缺，这个短缺并不是指缺乏投资的刺激，而是缺乏投资的资源。由此其推论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单一性，即只能由资本及外汇都富裕的国家流向两者都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无论是省外浙商还是海外浙商，其“回归”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外汇的相对丰裕度无关。这与麦氏模型的分析类似，对于浙江而言，资本地区是稀缺的，但这种稀缺是绝对意义上的稀缺，而非相对于浙商资本的流出地区而言的稀缺。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其述评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垄断优势理论与邓宁的折中理论，即OLI范式。

海默、金德尔伯格（1960、1969）的垄断优势理论则是打破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将企业自身对外直接投资所凭借的垄断优势分为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规模经济的垄断优势以及政府干预的垄断优势。很大程度上，浙商“回归”开设企业，并非主要由于其自身企业所拥有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垄断优势，更多地与政府干预因素有关，尤其是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但若浙商“回归”开设总部，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规模经济的垄断优势有关，以扩大其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

邓宁（1960、1981）对之前各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加以“折中”，将其概括为企业拥有的特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与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即所谓的OLI范式。邓宁认为企业拥有的特定优势就是“海默—金德尔伯格”的企业垄断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就是为了避免外部市场交易引起的市场失灵或是交易成本较高，企业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市场的过程（Rugman，1981）；区位特定优势包括了要素成本、市场特征、贸易壁垒、政府政策、投资环境等多种因素。由于邓宁OLI范式的包容性、综合性强，适用广，因此有“通论”之称。而在对浙商“回归”的解释中，企业的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其实并不明显，但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综合以上各个有关于资本流动的理论，本文认为与解释国际资本流动或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类似，浙商“回归”过程就其本质上而言是资本的流动，但解释资本流动的原因并非只能从一个角度片面概括。因为浙商“回归”最为根本的是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再配置过程，与此同时也往往伴随着人力资本、技术等的流动。因此，本文在综合以上理论基础上，按照邓宁的分析模式与框架，综合多方面因素对浙商“回归”加以分析。区域间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间资本利润率的差距，即从经济学的角度，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其流动所产生的成本，资本在空间上的转移就会发生。因此，关键是区域间的资本利润率差距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原因。毫无疑问，资本利润率的差距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联系。经济发展水平，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GDP及其增长率的差异，但在广义上还囊括了经济发展相关的地理位置差异、政策差异、环境差异、服务水平差异等以及以上差异的长期动态趋势。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邓宁定义的区位优势有很大的相似性。加之浙商“回归”的主体是“浙商”，而浙商包括了“企业”与“企业家”两大部分。综合而言，我们将浙商“回归”的各类因素分解为企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企业家优势（Entrepreneur Specific Advantages）以及区位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即OLE模式。

四、浙商“回归”的OLE范式分析

浙商“回归”很大程度上兼具了国内资本流动与国际资本流动，很难用既有的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且以往理论几乎并不涉及企业家在此过程中所扮演中的重要角色，因此，本文将综合以往研究，结合浙商“回归”的特殊性，从企业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企业家优势（Entrepreneur Specific Advantages）以及区位优势（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s）三大方面加以分析。

（一）企业优势

与邓宁所指的企业垄断优势不同，浙商的企业优势在于其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收益的持续能力。追溯浙商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之所以有现在的浙商“回归”源自之前的浙商“走出去”。浙商的走出去带动了浙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浙商将其经营范围扩展至省外乃至海外，其关键是企业想要保持自身持续的获利能力，即在浙江省内部竞争较为激烈的情况下，走出浙商、发展浙江。但从整个价值链发展的各个环节来看，在研发、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形态，从图形上看会呈现出人微笑时的形状，因此得称“微笑曲线”（施振荣，1992）（如图3所示）。不可否认的是，浙商企业目前所集中的产业分布区域主要还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下巴”区域，而浙商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也是各界关注之焦点所在，更是浙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持续获益能力是否能持续的关键。浙商企业具有与生俱来的追求持续获益能力的特质。浙商“回归”工程中对浙商“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正是浙商实现其价值环节提升的契机，是浙商转型升级过程中重要的外部推动力。

图3　微笑曲线与浙商企业价值环节

（二）企业家优势

浙商就其性质而言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家（朱海就、张昭时，2012），熊彼特又特别指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Drucker（1985）也认为，企业家擅长创新市场和顾客群，视变化为常态，将变化作为机遇加以利用。在浙商“回归”过程中，企业家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浙商“回归”工程对于浙商企业而言是其实现转型升级的契机，这对于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且浙商企业家的文化较为注重外部机会而非内在资源，这从改革开放契机中的大发展中可略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浙商企业家的背后是庞大的浙商商会。对于商会的研究，可从曼库·奥尔森（1980）的集体行动理论来分析，即“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使得利益当事人除非获得额外的选择性激励，否则不会采取集体行动，或是组建利益集团。而商会等的存在正是满足了利益集团生产的前提条件，加之在浙商“回归”工程中政府对商会组织的推动发展，使得商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浙商整体发展。

（三）区位优势

1.经济环境优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保持着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首先，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11年浙江省GDP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13.2%，人均GDP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11.9%，这使得浙江省成为国内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均位居全国前列，这是吸引浙商“回归”的整体优势。其次，浙江省的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可支配收入2010年为27359.02，位居全国第三，居于上海、北京之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17858.2元，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居于上海、北京、广东之后。因此，从消费能力来看，浙江省在全国位居前列，这对于入驻后的浙商而言至关重要。再者，浙江省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期，而此次引进浙商“回归”的主要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成为转型中的重点，有诸多的产业政策支持，其发展有着较大的生存空间。

2.服务环境优势。

除了天然的区位优势与各地政府推动下形成的政策优势外，在此次浙商“回归”的热潮中，浙江还特别注重服务环境的改善。近年来，浙江省针对行政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实，先后实施了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事项比原来减少3/4左右，切实做到管理于治理之中，管理于服务之中，破除制约发展环境的体制和政策。针对浙商“回归”，浙江省各个地区也为此提供了浙商“回归”的专项服务，例如，衢州市开展了“三治三比”活动，铁腕整治“庸、懒、散”的公共服务现象，提出要打造“流程最优、时间最短、服务最好、效率最高”的“四最”发展环境；还设立了各个级别的“浙商回归服务中心”，努力营造“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扶商、兴商”的浓厚氛围。

3.政策优势。

自2006年以来，浙江省开始推进浙商“回归”工程，2012年更促进“2012浙商创业创新与浙江经济转型高峰论坛”的开设，从政府到各界积极推进浙商“回归”。2012年省政府组织6个慰问组，看望23位省外浙商商会会长的父母，充分发挥各省浙商会的作用，促成与浙江省各地区的合作协议，例如2012年5月的《上海市浙江商会参与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千亿投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还从政府层面为浙商“回归”提供用地保障，专门颁布了《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用地保障的实施意见》。在省政府的示范效应之下，浙江省各地区也纷纷采取各项措施（详见表1）。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凝集了吸引浙商“回归”的政策优势。

表1　浙江省各地区采取吸引浙商“回归”优惠政策汇总表

五、浙商“回归”的对策研究

如前所述，浙商“回归”现象就其根本而言是资本在国内的流动，而资本的流动有其内在的原理与外在的驱动力，本文借鉴邓宁的OLI范式，将这些因素统一归纳在OLE模式范畴之中，即企业优势、企业家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不可否认，就2012年浙商“回归”现象中所出现的资本流动而言，更多的是由于政策优势，而政策优势更多的是短期现象。同时，Boyreau Debray和Wei（2005）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提出“地方政府对资本进行干预与错误配置容易误入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陷阱，以市场驱动的企业跨区资本投资受到限制”。而张晓莉、刘启仁（2012）对于国内资本流动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政权和金融权联手造成大量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受到歧视，而境内投资者又不能自由跨区分散投资风险，最终造成国内资本市场分割，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因此，本文认为，要实现浙商“回归”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浙商“回归”的切入点

资本流动，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资本回报率。浙商“回归”工程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在短期内已卓有成效，但若要取得长期效应，使得浙商不断涌入实现资本流动的持续正向流入，则不仅需要短期的政策优惠措施、服务环境的改善，更需要从长远考虑，解决“回归”后的浙商如何融入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这需要从产业链的角度予以全局思考。尤其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些浙商“回归”的集中产业，如何避免与浙江省现有的同处于这些产业的企业产生不公平竞争，如何使得“回归”的产业与其上下游产业形成长期稳固的关系，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要以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以及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四大发展为契机，使得“回归”后的浙商能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实现粘连发展，从而实现持续“回归”。

（二）浙商“回归”的关键点

目前浙商“回归”与各级政府所提出的系列政策举措有直接关系，即以区位优势中的政策性优势为主导。但从长期来看，出于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考虑，政府需要考虑政策退出问题，即现有的浙商优惠政策的持续期的确定问题。如何在政策退出后仍然保持浙商稳定在浙江，且有浙商持续“回归”，需要在优惠政策的周期性设计上，使得浙商能对未来发展做出理性预期。而当政策优势逐渐淡化后，包含了企业优势、企业家优势以及整体区位优势的综合优势的发挥是关键。

（三）浙商“回归”的重要点

浙商在外发展多年，许多发展较好的浙商已经在省外、海外开设多家子公司，进入进一步扩展规模、延伸产业链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的情况，例如设立企业总部，加快培育研发、管理、销售、投资等总部功能。但由于浙商普遍由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而来，缺乏规范的管理意识，因此，政府在吸引浙商“回归”的同时，可有意识地引导浙商回浙江设立总部，并予以一定的技术指导与政策扶持，也这是浙商“回归”工程的推进重点。目前，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等地先后出台了总部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总部经济并非简单将企业的“总部大楼”搬迁回浙江，更为重要的是整体产业的对接。在此过程中，政府如何帮助浙商提供总部设立的配套环境、提出总部入驻的门槛与标准并提供分类指导是关键之所在。

综合而言，作为2012年浙江省头号工程的浙商“回归”就目前而言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推动浙江经济增长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本文认为，浙商“回归”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在国内外的流动，即从省外、海外流入浙江，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再配置过程。因此，浙商“回归”所带来的资本流动也需要符合资本流动的资本原理。但显然，浙商“回归”所伴随的资本流动并不能简单地直接引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或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本文在综述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了邓宁的OLI范式的包容性思维，提出了吸引浙商“回归”的OLE模式，即通过浙商企业、企业家以及浙江区位优势全面吸引浙商“回归”。对于未来浙商“回归”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要与资本流动原理相符，将吸引优势由政策性优势为主提升到兼顾OLE模式中多重优势，且注重帮助浙商在浙江建立总部。当然，由于基础数据资料的不全面，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在理论的构建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缺乏实证性的实地调研。因此，对于浙商“回归”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侧重于对浙商的实地调研，从浙商本身的需求与浙江本身能为浙商提供的供给之间找出更多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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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陆妙燕，女，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与保险系教师。

[2]值得一提的是，其负债总额也是当年的全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