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分析的利器之二

虽然懂得了如何运用外汇逻辑层次分析矩阵去把握大行情的到来，但未必能真正把握住，因为这里面存在很多需要更深入的知识才能把握的因素，在本章我们就来介绍驱动分析的第二种利器，这就是“宏观预测经济金融学”。现有的主流经济学都是以阐释为主，预测效力相当差，很长时间内都作为官方政策的解释工具。我们这里介绍的“宏观预测经济金融学”就是非主流经济理论，这些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以预测为导向，主要是预测宏观经济周期走势。由于这些理论的效率远远高于主流理论，同时比较简洁，所以在外汇交易中有较好的运用价值。

经济学一直充当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帝国主义一度甚嚣尘上，这是社会科学的苍白无力所引发的，社会科学当中几乎所有学科本身都是离散的，每个学科都缺乏统一性和一致性。经济学因为其更加严密的体系性和可证伪性，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数量化革命而位居社会科学“显学”位置。但是，我们给予经济学的期望与经济学实际带来的成果是不成比例的。现在的经济学几乎人人可提出一套理论，但都是解释能力显得不错，预测和处理能力则非常糟糕。经济学家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用那张肆无忌惮的嘴巴为社会开药方。

人最可怕的是无知和不负责任，我们曾经热捧凯恩斯，然后弗里德曼取代了他，格林斯潘的实用主义取代了弗里德曼，现在的问题是格林斯潘又将被取代，我们陷入的不是进步而是“死循环”，经济学家就在一个没有实际进步的圈子里面自得其乐，号令天下。九个经济学家十个意见，只能说明经济学的失败。事后解释性的经济学只是增加了饭后谈资，增加了人类的盲目自信，对于人类能力的拓展毫无用处。

衡量经济学进步的唯一标尺不是解释性，而是预测性或者处理问题的能力。再精致的理论和再完美的解释都无济于事。索罗斯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用金钱来检验自己的思想。现在经济学家大多信口雌黄，乱说一气，预测能力低得不如扔色子。

经济学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政策辩护，而不是解决问题。经济学前面加上“政治”两个字，真的是马克思的天才之笔。所以，我断然不会去做一个毫无预测能力的经济学人，这是对所说的话不负责任，而又自认不需要负责任的经济学骗子的作风。为了保证对自己的经济学观点负责，我会通过金融交易来验证，所有经济学思想可以通过预测来实现验证，而预测可以通过金融交易来证明。

经济学家还是不做为好，倒不如做个以交易为生的经济学人，以钱证念！省得天天拿着毫无准确度的预测瞎糊弄百姓。当然，我发觉极少部分非主流学派确实具有潜在预测能力，但是当代经济学家却忽视了预测能力，只注重于经院派的推理和演绎能力，造出太多解释性的“理论”。

现在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很难对经济做出准确的预测，而外汇其实就是一个经济体的“股票”。货币可以看成是一个主权国家发行的股票，所以了解一个经济体的繁荣水平和所处的周期阶段可以帮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一个货币的大趋势。走在曲线之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之一是约瑟芬·埃利斯，大家可以从他的网站上了解他的宏观经济周期预测理论（http://www.aheadofthecurve-thebook.com/），他的专著也有中文版《走在曲线之前：运用常理预测经济和市场周期》。他的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完备的地方，最主要表现在忽略了个人真实收入的长期决定因素，同时也忽略了要素收入分配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大。像日本和中国这类东亚国家一般倾向于后端驱动，也就是依靠真实资本支出来推动经济，消费反而成了后端。中国的资本支出针对的是出口类工业生产和政府支出，而出口产品主要销往欧美，这就使得中国更像位于经济流程后端的经济体，而美国更像经济流程前端的经济体。

下面我们就来简要地介绍一下埃利斯的三阶段经济周期理论，请看图6-1。个人真实收入在驱动消费支出，个人消费支出的变化一般先于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的变化又先于真实资本支出变化，可以看到个人消费支出到工业生产之间的变化存在6个月左右的时滞，而工业生产到资本支出则有半年到一年的时滞。这幅图中的箭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剩下的内容，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根据前端的变化推测经济体的走势，从而先人一步。由于美元是外汇市场最重要的货币，所以研究美国经济走势也是外汇交易最重要的任务，从埃利斯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定期更新的三阶段数据分析走势图。另外，www.huidafx.com这个网站也提供了美国经济数据的走势图，大家可以将其数据纳入这个图中来解读当前的经济走势。埃利斯的理论能够使我们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擅长于预测而不是阐释经济，但是更加完备的分析框架要比这个复杂得多，而且从埃利斯的理论中也可以看出类似于哈耶克三角的框架，由此看来埃利斯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比较接近，毕竟三个部门存在调整时滞。

图6-1　埃利斯的三阶段经济周期理论与外汇市场走势

除了埃利斯之外，还有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严格来讲应该是金融市场专家对经济预测特别是金融市场预测和跨市场分析具有独到的眼光，他就是马丁·普林格，他的专著有不少中文版。他提出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循环规律和繁荣衰落次序如图6-2所示。普林格认为在经济繁荣的进程中，债券市场在三个市场中最先上涨，接着是股票市场，然后是期货市场；而在经济步入下降走势的过程中，债券市场也是最先下跌，接着是股票市场，最后是期货市场。当我们处在一个债券和股票下跌，而商品期货市场上涨的环境中时，我们就应该推断经济繁荣实际上已经结束。

图6-2　普林格的三市场走势阶段论

普林格的三市场走势阶段论是根据什么而得来的呢？请看图6-3，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债券价格的变化，因为债券对利率很敏感。当利率下降的时候，投资股票等风险资产的风险偏好就会上升，同时利率降低也使得公司经营成本下降，信贷宽松也促进了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公司利润提高，自然股票价格就会上涨。企业生产繁忙会加大对原材料的需要，进而会导致商品期货价格上涨，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的走势。一旦货币政策作出调整，那么这个链条就被拉动了，后续的变化一般可以预料（当然，在复杂的宏观世界中还要靠是否有足够多的实业投资机会能够吸纳主动货币供给增加），既然后续变化可以预料，那么对外汇市场的阶段性影响也是可以预测的。关于普林格的理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的介绍，下面我们转入一个相关的话题，这是从埃利斯实体经济三部门到普林格虚拟经济三部门中发现的一个三分法思想，请看图6-4。我们发现由于每个国家经济的偏向不同，自然在世界经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所处的环节就不同。比如美国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同时利用美元的地位来融资，许多国家都持有美元储备，另外不少国家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各国的利率政策往往受到美联储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蒙代尔三角，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而美国消费了来自欧洲和东亚的工业品，而法德和中日则是以制造业为主，这使得这些经济体的货币类似于股票。而澳大利亚等国家则以大宗原材料出口为主，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后端，所以称为商品货币。

图6-3　普林格的预测理论与外汇市场走势

图6-4　帝娜货币三分法

埃利斯的理论倾向于实体经济的三分法，而普林格的理论倾向于虚拟经济的三分法，前者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而奥地利经济学派较货币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的预测效力更高。下一小节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奥地利经济学，这对于把握货币大单边走势非常有用。

我们先来谈谈几个主要的经济学学派，并讨论它们对于经济周期的预测效能。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阶段的分析处于一个争论不休的境地，我们需要重新寻找那些在历史上表现最好的经济学派，从而完成对中国和世界目前所处经济周期阶段的尽可能准确的解读。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根据教科书中所列参考数目、命题索引以及所提的代表人物等指标给出了一个经济流派的影响程度列表（见表6-1）。

表6-1　主要经济学派的索引次数

对于经济周期的预测，比较著名的学派有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当然真实商业周期学派也从供给（生产能力）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周期，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不被广泛认同，影响极小。我们来谈谈其中四个流派对于经济危机起因的认识。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由于边际消费率和资本支出天然递减的特点使得内需不足，加上流动性陷阱使得货币政策失效，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出现，也就是市场参与者本身的特点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所以需要总需求管理。但是，后来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众多经济学派的历史数据检验否认了边际消费率下降的说法，至少长期内不存在边际消费随着收入增长下降的情形。从而使得凯恩斯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解释被推翻，同样凯恩斯主义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滞胀表现得无能为力。所以，凯恩斯学派对于危机的解释能力从表现上和理论上都被动摇。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引起经济大幅波动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恰好是政府的货币行为干扰了经济自在运行而造成的。但是货币主义在后面20世纪末期的日本危机的前后表现都很差，对于很多那个时段前后的一些经济危机的预测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根据货币主义的推断，保持物价稳定就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时的物价确实比较稳定，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导致了消费和生产脱节，也就是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跟不上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抑制了消费支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和20世纪后半叶崛起的东亚经济体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消费率的低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会组织，劳动要素的价格被压低，从而影响了消费，降低了内需，引发了东亚式的经济危机。这种“重商主义”式的做法损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提供动力。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是少数着眼于生产流通分配流程和阶段的经济学派，所以他们对于经济的分析是动态的，并且也能区分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从而建构起良好的经济预测体系，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内的发展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细节，因而导致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运用相当落后，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对于消费能力的下降，凯恩斯的解释侧重于一种经济行为者天生的特性，而马克思则认为制度的构建影响了消费能力。而且欧洲和北美的劳工制度的发展确实出现了“马克思式”的调整，这也是欧洲和北美国家发展朝向更高路径跃进的动力所在。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普通大众、资本家之外还加上了国外的消费者，这使得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因为国外的消费托起了生产。但是，这是不能持久的。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经济危机解释理论是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过度的信贷扩张引起了投资等远离消费的经济过程的过度扩张，从而使得这些投资的收益率急剧下降，进而为以后的经济萧条埋下伏笔。这个理论虽然与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不一致，但是两者都坚持对经济活动的动态把握，许多历史实例都证明了这个理论在经济周期前瞻性方面的非凡价值。

第一，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崩溃，无论是艾文·费雪还是凯恩斯都没有预测到，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却预测到了这次危机。

第二，在通胀明显发生并快速上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也能在这个理论中得到完美解释，而凯恩斯对此无能为力。

第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萧条同样也证明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很多数据都支持了奥地利学派关于日本经济繁荣－破灭的解读。

第四，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1年早期的繁荣－萧条周期也在奥地利学派的解释框架之内。

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式，可以用马克思关于原始资本主义的框架结合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得到解释。劳工制度的落后引起了生产和消费的落后，进而引起流动性过剩，然后这些过剩的流动性涌向投资和资产引发繁荣，但是投资的过度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超过平均收入的上涨又为经济的巨大调整理下了隐患。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是解读当今世界变动的圭臬，这种推崇既来源于他们卓越的历史表现，也源于他们重视了真实世界中的生产流程，而不仅仅是将视线集中在静态的均衡和需求方面。

奥地利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他指出了经济学是关于如何通过有效的行为达到目的的科学，也就是：无数的个人有目的地通过行为改善自身的状况，而形成了以市场交换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机制。因此，经济学也就归属于广义的人类行为学。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所有具有先天差异性的个人改善自身状况的有效途径，他可以理性地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与此对照，任何直接从某些统计量出发的“宏观经济学”都缺乏严谨的逻辑基础，更成为各种不正当地通过所谓的“政府干预”甚至控制来谋取特殊利益者的借口，并破坏了社会合作本身。

因此，个人的主观价值偏好（包括时间偏好，即选择在当前消费还是在更远的未来消费）以及有目的的行为是经济学的先验基础，而交换、货币、价格、工资、成本、投机（Speculation）、利润、利息、企业家的经济计算等现象都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研究。特别地，米塞斯指出了，因为所有人类行为都涉及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也就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投机。

奥地利经济学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改进就是，以主观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对于社会主义，它指出了在此制度下，经济计算将完全不可能。对于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它指出其独立性只是一个幻影，其作为一个政治性机构而对信贷进行操纵，是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威胁，提出了以私有银行的完全自由竞争的货币发行取代之。

奥地利经济学与我们人类社会现有的运行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清楚地指出了其各种幼稚和错误所在。就像量子论，再一次提醒了我们：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是人类所永不可逾越的。这是我们理性思考的出发点。

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导致消费过度并使生产资料的资本不足。1931年由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上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将超过储蓄，生产者将会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这导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费品的土地和劳动要素转用劳动资本物的生产，但是，当银行扩大的信贷经过生产者转手变成人们的货币收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们将把他们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比例，这就引起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生产要素又转用于生产消费品。一旦信用扩张被迫停止，危机就会爆发。这时或表现为高涨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投资（新建厂房设备等），由于资本缺乏而萎缩或中止；或者表现为已生产出来的机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资本家缺乏资本而销路不好，价格猛跌。哈耶克认为危机所引起的物价下跌会自动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一旦资本供给恢复和增加，经济也就自然地走向复苏，无须国家干预。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像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考虑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用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

奥地利学派继承并发扬了维克塞尔理论，其代表人物哈耶克进一步将货币和实际经济相结合，通过两者的相互影响，具体说明经济的周期波动。哈耶克关于经济周期的两部重要著作是《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原版1929年，英译版1933年）和《价格与生产》（1931年），前者集中考察“引起周期性波动的货币性因素”，后者则考察“构成波动的真实生产结构的变化”。

奥地利学派认为，不仅货币供应规模的变化，而且货币进入实际经济以及在经济体系中运行的途径，都会影响真实变量和最终市场结果。（这种“坎梯隆分配效应”强调了货币注入的途径，认为货币总是起作用的，它在影响真实经济部门方面不是中性的。）

在注入货币后，不同商品受影响的程度不同，货币通过影响相对价格和生产的时间结构来影响经济的真实方面，它使资源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重新分配。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在庞巴维克“迂回生产”（Roundaboutway of Production）概念的框架基础上，从自己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大致可以概括如下：资本不是同质的存货，不是同一种东西的堆积，而是各种物品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网络，是相互补充的各种组成部分之间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结构，生产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接一个的“阶段”，从最终消费层层递进，一直到更为遥远的阶段。非消费品的杂乱堆积，未必能够增加最终产出。每种资本投资如果想要能够提高最终消费品产出，就必须适应指向最终消费阶段的资本的完整结构。那些没有能够构成这样完整结构的投资就是扭曲的投资，只能造成资本损失和运营亏损。价格的根本作用在于只有在它能够反映所涉及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品（不断变动的）的相对稀缺程度的时候，资本结构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那部分扭曲的投资。

哈耶克具体考察了相对价格，说明为什么在人为的繁荣之后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他的分析从充分就业的假设开始。由银行体系派生的信用增加将使市场利率下降，使之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家在这个虚假信息的误导下，重新配置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假定公众的时间偏好没有改变，对更为迂回或更长的生产过程的盈利性就会形成错误的预期。这种脱离消费的投资增加不会维持。因为随着生产过程的增长，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消费品的产出下降，价格上升，消费者需要维持既有的消费水平，因而生产的时间结构需要重新调整，回到更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在人为繁荣时期，或者说在强制储蓄时期，有利可图的投资现在无利可图时，危机就出现了。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继承、发展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其中门格尔奠定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基础和基本分析框架，先于凯恩斯考虑到不确定性、非均衡以及关于货币本质的货币理论；米塞斯尽力将货币纳入一般经济结构，给出了奥地利学派早期的经济周期理论，说明由于货币在定价和生产过程中具有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显示出货币干扰是如何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如何导致协调问题；维克塞尔则区分了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以及它们的不相等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庞巴维克则提出了“迂回生产”的分析框架。

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的思想可以通过图6-5来理解。经济三个部门，其中消费支出的弹性最好，因此调整起来迅速，而资本品生产弹性最差，因为调整起来需要很多时间，当消费支出调整发生之后很久资本品生产的调整可能才刚刚开始，这使得消费走势在经济周期中比较平滑，而资本品生产则是大起大落。由于中国经济中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的比重更大，特别是资本支出比重更大，而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比重更大，所以前者的经济调整起来容易大起大落。

图6-5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

从接触经济学开始，大多数人的最大冲动就是将理论结合实际，但是大学的课堂和市面上的所有材料都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也尝试过很多学派的分析方法，它们的准确度很低，乱猜的成功率相差无几。也许他们举出了一大堆的理由甚至数据，但是事后的检验却总让人失望。我曾经希望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发觉貌似精密实则不中用。但是，寻找最佳经济先行指标的脚步不会停止，真正的学说是工具而非理论。

有三本书和两个学派让我看到了希望。三本书分别是：贡德的《白银资本》，登特的《下一个大泡泡》，埃利斯的《走在曲线之前》；而两个学派则是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从这些书中，我发觉他们存在一个寻找“关键性驱动因素”的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认定特定经济体中存在一个驱动因素，比如贡德认为拉丁美洲大量白银经过欧洲流入中国，后来又由于鸦片贸易而流出，流动性对经济的制约使得中央帝国盛衰起伏，他认定当时的关键驱动因素是货币。而登特对美国经济百年周期的看法是认为人口和技术周期引发了美国经济的起落，他认定这段时间内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人口和技术。埃利斯则认为消费支出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因为消费占据了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统计的方法来验证这种先行性，更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体关键驱动因素的概念，并且将经济学的运用脱离了高度计量和高度定性的两个极端，我从他那里看到了弗里德曼，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风格，最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历史和数据进行验证，而这种验证是简明直接而富有成效和实践价值的。

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都传承自亚当·斯密。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被看做极端对立的，因为奥地利学派相信的是自由和市场的价值，而马克思主义学派似乎是背离这些价值的，是否如此，我们不敢乱言，然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追求人的自由，剔除人的异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供给出发而不是从需求出发，从生产力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从动态机制出发而不是从静态均衡出发，从生产周期和经济流程出发而不是从最终的产品出发。凯恩斯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并不能很好地解读经济进而预测经济，同时货币主义理论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货币统计口径对于很多现实的处理和预测也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缺乏数据统计的思想和良好的具体模型；二是没有遵循变化的传统，固守最初的部分认识。

假如我们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标，就要找到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因素。1990年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驱动因素，而现在出口则是驱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

标准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专家王志浩说：“银行经济学家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找到先行指标。”很少有中国问题专家在试图预测大陆经济走势时会关注化肥问题。他们可能遗漏了这个问题。当经济贸易与合作组织制定一个指数来预测中国大陆经济变化时，化肥是这个国际机构使用的6项统计数字之一。这里5个先行指标可以使你对未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化肥产量：与用于生产的许多原材料一样，从化肥中可以看出农民对经济走势的看法。经济贸易与合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大约25年时间里，化肥产量在反映工业周期变化方面有着几近完美的记录。

台湾出口订单：雷曼兄弟公司发现，台湾出口订单是预测大陆工业生产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因素。因为台湾企业接到国外买主的订单后，下一步往往会联络其设在海峡对岸的工厂。

集装箱运输量增幅：通过测算经过大陆港口和河流的货物流量，集装箱运输量增幅从严格意义上说可以跟踪经济增长的速度。生产激增，进厂原料和出厂成品的运输量也会相应增长。

摩天大楼高度：德意志银行房地产分析师发现，摩天大楼指数凸显出一个持续时间特别长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使人们有机会设计、筹资和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而坏消息往往就离得不远了。

供应商交货时间：交货时间延迟表明供应商正遭遇因需求增长而导致的短缺。另外，交货快可能表明供应商的产量过剩。

从中不难发现，农业生产和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先行指标的影子，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透视镜解读类似上面这些筛选出来的“准先行指标”，然后建构模型，利用简单的统计方法进行历史检验和外推测试。我们的模型的大致思想是建立一个经济宏观运行的一般体系，然后凭借它来观察出特定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的关键驱动因素，进而利用数据进行检验，最后进行外推预测。整个工作在于拿出一套像样的中国先行指标，目前的着眼点还是农业经济和出口以及政府换届经济周期（投资）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还要加入人口和技术周期。当然，我们希望建构的模型简单明了有效，而不是搞得像计量经济模型一样，又繁复又不中用。在发展针对某国的经济预测体系时，必须将埃利斯和普林格的三分法纳入进来，索罗斯的思维比较接近这点。

索罗斯非常擅长于把握一国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局势，这使得他在长达几十年的宏观对冲基金交易生涯中屡建奇功。宏观经济规律具体而言就是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对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使得索罗斯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宏观走势研判体系，以系统的眼光查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运行，这是索罗斯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那么，索罗斯的宏观经济研判体系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其实，索罗斯的宏观研究体系是以三部门、三市场和六阶段建构起来的，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你也能够采用索罗斯式的思维分析国际经济走势，并找出其中潜藏的投资机会。

所谓“三部门”，是指整个经济分为消费支出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由于索罗斯早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时候受到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家的熏陶，耳濡目染之下自然对所谓的“哈耶克三角”有所了解和自发的运用。哈耶克认为经济大致分为三个部门，分别为消费支出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其中消费品支出部门的调整周期较短，而资本品生产部门的调整周期较长，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调整居中，所以当消费品支出部门向下调整时，资本品消费部门不能及时向下调整，这就使得资本品生产过剩，从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而索罗斯比其更进一步，他认为繁荣期的信贷和信贷管理都非常宽松，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对前景过于乐观，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生产部门的过度投资，进而加剧了经济波动，而当金融市场处于调整前夜时，索罗斯钟爱的交易机会就大量出现了。总体而言，索罗斯认为三部门本身的调整周期存在差别，加上人的预期总是直线地受到此前情况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使得经济以剧烈波动的形式运动，而波动中自然有投资机会出现。

所谓“三市场”，是指信贷市场（债券和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索罗斯认为由于货币的供求变化，或者说信贷的供求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两个要素之一，所以信贷市场的变化总是先于其他金融市场变化，而股票市场则与生产企业密切相关，所以在信贷市场变化后资金流的变化会导致市场心理和企业绩效的变化，进而带来股票市场的变化。企业的绩效变化会导致企业管理者加大或者缩减生产规模，进而带来工业原料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变化会导致商品期货市场的波动。“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商品市场”这就是经济运行导致的金融市场热点变化。

所谓“六阶段”，则是在“三市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经济的运行存在六个依次出现的变动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都是由上述三个市场标注。在第一个经济运行阶段，信贷市场开始上升，具体而言就是债券的价格开始上扬，但是股票和商品市场却没有向上的走势。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是债券。大致而言，应该将75%的资金配置在债券上，将15%的资金配置在股票上，然后将剩余10%的资金配置在高利率的货币上。

在第二个经济运行阶段，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始走“牛”，债券和股票的价格都一路走高，但是商品市场却没有任何走“牛”的迹象。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是股票。大致而言，应该将75%的资金配置在股票上，将20%的资金配置在债券上，而将剩下5%的资金配置在高息货币上。

在第三个经济运行的阶段，无论是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以及商品期货市场都发力向上，三个市场的一起走“牛”代表了经济最具有活力的时候。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仍旧是股票。大致而言，应该将75%的资金保留在股票市场上，而将15%的资金放在债券市场上，将5%的资金放到商品期货市场上，将5%的资金放到高息货币上。

在第四个经济运行阶段，债券市场开始走低，但是股票和商品市场仍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时候经济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该阶段，索罗斯认为最好的投资标的仍旧为股票，但是应该适当增加商品期货的份额。根据索罗斯的看法，在该阶段应该将70%的资金分配到股票市场上，将20%的资金分配到商品期货上，而将另外10%的资金分配到高息货币上。

在第五个经济运行阶段，股票市场也开始跟随债券市场走“熊”了，不过商品市场仍旧处于上升趋势中，这似乎是一个滞胀的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减速，但是物价水平却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根据索罗斯的看法，在经济运行的第五个阶段应该将资金首先转化为高息货币存款。大体而言，应该将45%的资金持有高息货币存款，将30%的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而将剩下的25%的资金放到商品期货市场。

在第六个经济运行阶段，无论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还是商品期货市场，都开始进入熊市下跌。根据索罗斯的看法，在该阶段应该将大部分的资金投资于高息货币存款。具体而言，索罗斯建议投资者在经济运行的第六个阶段应将65%的资金投入高息货币存款，将20%的资金持有债券，将15%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

索罗斯利用上述三项知识也就是“三部门”、“三市场”和“六阶段”理论来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然后在宏观经济转折出现临界点的时候迅速果断地介入操作，以最小的风险承担来获得最大的利润。

国内很多投资者基本上都以巴菲特和索罗斯两人作为自己的偶像和楷模，但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巴菲特的执著和理性，做到索罗斯的果断和全面。索罗斯的果断和全面基本上都是因为他脑海中始终以宏观大局变动为思考对象，以上述的三项知识作为思考的准则，以凯利公式作为投资的法度。极少有投资者能够做到如此的全面和果断，因为极少有投资者能够站在宏观全局的角度进行思考，极少有投资者能够以“三部门”、“三市场”和“六阶段”理论为基础进行思考，极少有投资者能够按照凯利公式对交易进行资金管理。

这里，请本书的读者反思一下自己与索罗斯的信念、价值观和具体思维方法上的显著差异。你们是以确定性看待自己的交易方法，还是以概率性看待自己的交易方法；你们是全面和发展地思考分析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走势，还是片面和静止地思考分析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走势。

巴菲特是一个以长期和发展眼光看待金融市场的人，而索罗斯则是一个以全面和系统眼光看待金融市场的人。试问当今的投资者们能否做到巴菲特十分之一的长远眼光，能否做到索罗斯十分之一的全局眼光，“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成为与索罗斯一样伟大的投资者就必须先成为一个索罗斯式的投资者，而要成为一个索罗斯式的投资者则必须首先具有索罗斯式的思维方式，本小节恰好有助于你走向索罗斯式的思维方式。将普林格的三市场理论加入埃利斯的三部门理论中，就得到了如图6-6所示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合起来会对外汇走势产生影响。

图6-6　三部门理论叠加三市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