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涨跌使金币流通量增减，纸币流通量增减使价格涨跌

4．价格涨跌使金币流通量增减，纸币流通量增减使价格涨跌

第三个颠倒是：流通中的金币量随着商品价格的涨跌而增减，与此相反，商品价格似乎随着流通中的纸币量而涨跌。^[7]这个命题在我看来，全部是与货币数量论对立的。因为金币既然是有价值的，在商品价值已定时，金币流通量要取决于金本身的价值，那么，在金的价值不变、商品价值增减时，金币流通量就要随之增减；纸币既然要在流通中才有价值，其价值要取决于它的流通量，那么，在商品价值不变、纸币流通量增减时，每单位纸币代表的金量即价格标准就要随着减增，由于这样，商品价格就要相反地上涨或下跌。但货币数量论者却认为，这命题前半不对，应改为商品价格随金币流通量增减而涨跌；后半应去掉“似乎”，即纸币数量增减无需经过中介，无需经过价格标准的变化，就直接与价格构成正比例关系。

货币数量论产生的背景是：美洲发现后，其丰饶银矿开采的白银流入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物价高涨，史称“价格革命”，与此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关于“价格革命”，斯密整理了详尽的经济资料并有所说明，这一点连同19世纪初英国以“黄金高价”为象征的物价上涨，以及李嘉图对它的说明，这两者一起我们留在下面再加以评述），于是，就发生了物价上涨和货币流通量增加孰为因、孰为果的问题。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流通量增加是因，物价上涨是果，即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量成正比。后来，这种理论就发展为：金属货币和纸币一样，其流通量和价格水平成正比。

每个时期货币数量论的形式都略有不同，都有其代表者，马克思对他所接触到的具体人物的评论，以及我们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对其他货币数量论者的评论，留在下面谈。这里先谈马克思对这理论从方法论上进行的批判。

这种货币数量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认为进入流通前，商品和货币都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只是两堆东西，价格是它们的商数。例如，如果商品为40单位，货币为120单位，则单位商品价格为120/40＝3单位货币；如果货币增为160单位，单位商品价格为160/40＝4单位货币；依次类推。这种理论，在金币流通条件下，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金币和商品都是耗费了劳动生产出来的，它们进入流通前已有价值和待实现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以40个小时劳动生产的商品和80个小时劳动生产的货币相交换。当然这里有一个交换的两方，从全体看是否供需相均衡的问题。如不均衡，就不可能按等量劳动或价值交换。但这只适用于商品的一方，而不适用于货币（贵金属货币）的一方。这是因为货币不同于商品，就在于它直接是社会劳动，是贮藏手段，并能和美的贮藏合起来调节其流通量，使其适合需要。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一方面主张劳动价值论，正确地认为货币和商品都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的，另一方面又陷入货币数量论，其原因就是不认识货币和商品的不同在于：货币直接是社会劳动。

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数量论同样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商品和货币不是两堆东西，价格不是它们的商数；商品和纸币是有价值的，单位纸币代表的金量就是价格标准，它和纸币流通量成反比，同价格也成反比，也就是说，不是纸币的数量和商品的数量结成的关系本身构成价格，而是纸币流通量决定价格标准，价格标准决定价格。

货币数量论从某一点看，还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由于商品是各种各样的，将货币摊分给商品时，怎能区分商品的不同，有的分得多，有的分得少？如果不能，岂不是每件商品都摊到相等的份额？这样，不同种类的商品何以有不同的价格就无法解释。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世界是由无数不同的使用价值组成的，它们的相对价值无论如何不是由它们的相对数量来决定。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物价上涨与银币流通量之间的关系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马克思指出：由于美洲便宜的白银流入欧洲，欧洲劣矿退出生产，银的价值下降，物价就上涨；物价上涨了，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所需的银币流量就增加。这和纸币流通量过多，从而价格标准缩小，导致物价上涨是不同的。物价上涨的表现，在前者是：用来表现价格的金银重量增加；在后者是：将上涨了的价格折算为金银，其重量并没有增加。这好比尺缩短了，用它来衡量的布变得长了，即用公尺量是1尺，用市尺量是3尺，但布本身的长度没有发生变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