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孰为因孰为果

2．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孰为因孰为果

有一种看法和马克思的看法相反，认为货币危机是原因，经济危机是结果，其主要代表人是英国的霍特莱（R．G．Hawtrey，1879—1971）。他从1913年发表《商业的盛衰》到1937年发表《资本与就业》的二十多年间，在许多论著中反复论述这一论点。他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只用于零星支付，流通的主要工具是银行信用。由于银行体系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而作为主要工具的银行信贷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当银行体系采取降低利率，放松信贷以及收购有价证券等扩张信用的措施时，由于商人所能运用的资本大部分来自银行信用，所以对于利率的轻微变动，商人最为敏感。利率降低，商人就向银行增加借款，以增加其对生产者的订货，于是引起生产的扩张和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引起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和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市场繁荣和企业家的乐观情绪，促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兴旺，由此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造成积累的信用扩张和经济高涨。他认为，银行体系的信用扩张能力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金本位制度下，它受黄金准备的限制；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它为了稳定汇率或防止国际收支逆差的过度扩大，也不能无限扩张信用。这样，当信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银行迟早要被迫停止信用扩张，而相反地采取紧缩信贷政策。这就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他总结说，设若信用紧缩现象不发生，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将无限延长。^[4]这里，同马克思相反，认为货币危机是因，经济危机是果，说得很清楚。

现在的问题是，银行为什么会被迫停止扩张信用？显然是向银行借款的企业不能如期按额偿还借款。如果有借有还，银行何必停止其重要的信贷业务呢？那么，企业为什么普遍不能如期按额偿还债务呢？显然是销售困难。为什么普遍销售困难呢？原因只能是已经发生了经济危机。所以，还是经济危机是因，货币危机是果。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

从某一点看，凯恩斯也是认为货币危机是原因，经济危机是结果。他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社会投资突然中断，其原因则是社会的利润率（他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降低到利息率以下。社会利润率所以下降的原因有二：（1）从短期看，由于投资增加，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工人，工资因而增加，从而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产品增加，供给增加，卖价降低。这样一来，卖价高于成本的差额，即利润（这是一种错误的利润让渡说，即认为利润是在流通中产生的，其鼻祖是重商主义者和马尔萨斯）便减少。（2）从长期看，主要是由于资本家对未来的竞争情况、技术革新、有效需求、政治情况的估计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估计常常落空，因此，他们预期的利润率是较低的和不稳定的。

那么，利息率为什么不能同步降低呢？凯恩斯是以人们对货币存在着灵活偏好这个心理因素来说明的。所谓灵活偏好，就是贮钱的倾向。这就是说，货币或者钱，其周转最灵活，可以用来消费、进行买卖、预防意外、从事投机，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货币的周转灵活性那么大。因此，人们总是愿意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即贮钱。持有货币虽然有灵活性的好处，但是也有损失，就是得不到利息。所以，人们在决定究竟存有多少货币为最好时，就要在好处和损失之间进行盘算。所谓灵活偏好或贮钱倾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因此，“利息乃是在一特定时期以内，放弃周转灵活性之报酬”，^[5]或“不贮钱之报酬”。^[6]总之，利息是一种“纯货币现象”。

在此基础上，凯恩斯进一步说明利息率之所以下降得没有利润率那么快的原因。他说：“我们现在所习用的货币的确有若干特征，使其本身利率……固然随着产量之增加而下降，但其下降速度，不若其他资产之本身利率……之大。”^[7]这是因为，从货币的供给说，即使货币的价格高了，私人也不能随意增加其供给；从货币的需求说，即使货币的价格高了，人们也不会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因为它“有周转灵活之利，而无巨额保藏费之弊”。^[8]既然对货币的需求是一个无底洞，利息率就当然不易下降了。一旦社会利润率下降到利息率以下，社会投资就中断，经济危机就来临。所以，货币危机是因，经济危机是果。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凯恩斯是怎样解释社会利润率的形成的，以及在此条件下社会利润率下降得比利息率快些的原因。他认为利息就是各种资产（不单只是货币）取得的总收益大于该资产的部分；总收益及其中的利息是以各该资产本身来计算的。他又认为，各种资产取得的总收益，取决于三个因素：（1）有些资产可以帮助某种生产过程，产生一种产品；（2）除货币外，大部分资产在其存在时间要支出保藏费，这要从总收益中扣除；（3）资产持有人对资产的便利性或安全性而产生的灵活升值。因此，利息就是产出（产品减保藏费加灵活升值）大于投入（资产）的差额，利率就是该差额和投入量（资产）之比。由于这个因素在各种资产中的作用不同，各种资产的利率也就不同。

但凯恩斯认为，各种资产的利率应该是相等的。要它们相等，他认为有两法可循：一是假设有一种复合商品，它可以代替全体商品，那么，这复合商品本身的利率就是唯一的利率了，但要找出这样的复合商品是困难的（复合商品理论来自英国的拉姆塞）；二是以一种资产的利率为准，以此调整其他资产的需求价格，在此价格下，各种资产的利率就是相等的了。根据上述，货币这种资产的利率就是最高的，按此调整其他资产的价格，这样，全社会的利润率就是相等的了。他认为，货币利率是利率的最大者，是利率之王，支配其他利率。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凯恩斯看来，能够生产货币（黄金，即G）的资产的利息就是其利润。因为这里投入的是货币，产出的也是货币，其差额既是利息，也是利润。在否认劳动价值理论的人看来，如果将货币的生产过程去掉，那么，生产货币和贷放货币就是同样的，都是以现在的货币换取将来更多的货币，即G——G＋g，其中的差额即g既是利息，也是利润。

按照凯恩斯对利润来源于卖价大于成本的说明，他是无法说明生产货币的企业的利润来源的。因为在这里，投入的是货币，即成本，产出的也是货币，从每一枚货币的价值看，投入前和产出后都是相等的，但从物质形态看，产出的货币量更多些，差额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利润来源表现得最清楚。因此，唯一的退路，就是将生产货币的利润说成是借贷货币的利息；将利润的生产过程去掉。

应该指出，最早将生产货币（金银）的利润看成是货币的利息的，是英国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配第所处的时代使他不能区别利息和利润。他所谈的租金，就是剩余价值，包括出租土地取得的地租和出租货币取得的利息。他认为，从谷物的收成中，扣除了种子、口粮、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别人的谷物后，剩下的谷物，就是当年的自然的真实的地租，亦即农业生产中的纯产品就是地租。同样道理，白银生产中的纯产品，即利润，就是利息。其后，重农学派就将土地的纯产品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态——地租。1815年，李嘉图在《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中，提出谷物比例利润率理论。他认为，产出的谷物量大于投入的谷物量（种子、肥料、经营者口粮和为换取其他必需品而付出的谷物）的差额，即谷物生产中的纯产品和投入量之比，就是谷物生产的利润率。由它决定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李嘉图这两种理论，因遭到马尔萨斯的反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便放弃了，改为产出的价值大于投入的价值的差额，是利润的来源的理论。马尔萨斯对其的批评是，严格地说，农业的投入和产出，其物质形态不同，不能有量的比较，并由此计算利润率，也不是农业的利润率决定社会的利润率。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上述凯恩斯的理论，有着这些前人理论的痕迹。当然，其中的物质生产过程，他小心地抛掉了。

最后，凯恩斯总结说，当其他产品数量逐渐增加时，“初时其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率，以后则逐渐下降”，因此，“除非利率同时下降，否则总会达到这一点，过了这一点以后，即不值得继续生产”。^[9]但是如上所述，他认为利息率是不能同时下降的，这就使社会利润率突然变成低于利息率，于是投资中断，危机就发生。因此，经济危机是货币危机的结果，是由于货币不能像一般产品，例如汽车和苹果那样随意增加。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平均利润率是高于利息率的；如果平均利润率反常地低于利息率，那是由于危机已经发生，销售困难，债权债务难以清理，急需现金，所以，在利润率下降时，利息率反而上升。凯恩斯认为，要防止危机就要增加货币，以降低利息率。因此，“唯一补救之道，只要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而由政府来统制纸币工厂，换句话说，由政府来统制中央银行”。^[10]这就为废除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在理论上开辟了道路。

我国经济学家薛暮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时，说过两句针砭时弊的话：“新凯恩斯主义抬头”和“我不赞成凯恩斯主义”。^[11]这是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