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胸襟

舍弃安乐：革命者的胸襟

公元1894年11月，在亚洲东北角的朝鲜半岛，一场决定后来东亚秩序的战争正在进行，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甲午中日之战。出乎满清王朝权贵们意料的是，被视为“倭奴”的日本人居然在海陆两路力挫大清王师，一路打进了东北。这给原本就争吵不休的北京官场油锅里又泼进了一瓢水，自然是噼里啪啦安静不了。

而此时，在万里之外、广袤太平洋中央的檀香山（即夏威夷），一个小小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了，首批会员有二十几个人，带头人是一个个子不高，眉眼有神的广东人孙文，号逸仙，而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孙中山。

这是个有反骨的人。他从小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年岁稍长去檀香山上了几年鬼佬的教会学校，就在回国船上对大清国查禁走私的公仆们说三道四，说他们拿了百姓的钱不为百姓办事。回到老家更是经常发表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这让村里的长者们很是不安：这个孩子莫非在洋学堂把脑子学坏了？

少年时代的孙中山经常是孤独而痛楚的，当过“少年海归”的他深切感受到了国内外的两重天。自己在乡村里吃白薯长大，没有鞋穿，两个叔叔为生计所迫到美国淘金，后来都死在异乡。那些神气活现的政府官吏，除了敲老百姓竹杠之外就没听说过他们做过什么好事。而檀香山，海中多山的孤岛，却因为洋大人的网开一面成为许多同胞的新乐园。

广东人从19世纪中叶起陆续赴夏威夷谋生。由于美国的糖价因南北战争而飙涨五倍，夏威夷的甘蔗园和榨糖厂一片兴旺，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做工之余不少华人便开始种植水稻以及香蕉、芋头、咖啡、烟草等作物，过着安稳的生活。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5岁便随亲戚到檀香山做工，如今已成了富足的农场主。

难道自己的祖国天生就不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带着满腹的想法，孙中山先后在香港和广州读书行医，对腐朽政府和体制的憎恶与日俱增。从世俗的角度看，行医兼营药房的孙中山过着安逸的小康生活，每年收入高达万余元，但他志并不在此。

1894年夏，孙中山回到老家闭门十余天，写成一封给当朝栋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上书，把自己三十年的人生经验和出洋感悟汇集成一份理想蓝图，要求促进民间工商业发展、改革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完成后托人找到李鸿章的幕友转交上书。在各位乐于举荐新人的大人们一路引荐下，满怀救国理想的孙中山赶到李鸿章的驻地天津等待召见。

现实打碎了这个只属于年轻人的梦想。李大人要对日本备战，无心他顾，对这个上书的后辈只是随便地打发了。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军费白银100万两，铁路工程经费白银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白银290多万两，专供她个人挥霍。

激愤的孙中山再次登上了开往檀香山的轮船。这次他的目标明确：找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反清复汉。

这时期的檀香山华人在付出辛劳之后，许多人已经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在这个“不务正业”的同乡劝说下，很多人也萌发了拯救民众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的愿望。

在兴中会早期的会员126人中，商人就有74人，很多人是孙中山的亲戚朋友。这些人难以忘记故乡政府的腐败与黑暗，对他所描绘的新世界同样有着热忱与期盼。但是他们同样也是稳健和不愿冒险的，造反杀头的事件是大逆不道，而且祖坟和亲戚还在老家，不敢惹祸上身。于是一听到革命造反的情节，很多人就立刻捂住耳朵闪人了。

1888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与友人合影。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

为了留住人，也为了争取他们的人力财力支持，孙中山对会员们做了不少妥协和让步。他在兴中会的章程上只是将造成危机的原因归之于“庸奴误国”，也就是皇帝英明只怪贪官坏事。在宣传革命之余，孙中山组织会员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回国起义。

造反是要花钱的，而且可能要花大钱，可兴中会活动经费的筹集极不顺利。章程规定入会的人每人交5美元会费，要办大事的话经费还要另外筹借。孙中山四处募捐，还发起银会集股，每股10美元，宣称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1895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筹得的款项仅有1300多美元，其中会费和股份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革命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如兴中会干事邓荫南就变卖了自己的农场倾家相助。

大哥孙眉对这个任性的弟弟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做很是不解。他自己在檀香山奋斗多年，已经拥有了土地6000英亩、雇工1000多人，自然觉得孙中山在不务正业。但孙眉最终还是做了让步：既然他要去胡闹，先由着他吧！孙眉入了兴中会，还把农场的几百头牛以低价出售，帮助弟弟凑齐了第一笔活动经费。

在以后的岁月里，孙眉一次次捐出家产赞助弟弟的事业，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破产。而当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劝阻了他人拥戴孙眉出任广东都督的做法，认为经营实业才是其所长，便写信给兄长，劝他不要担此大任。

1895年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内人心愤激，对政府的不满随处可见。孙中山准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他首先着手组织兴中会香港总会，制定了起义计划：精选3000人，以突袭方式攻占广州，但是很快就因为事机不密失败。10月28日凌晨，兴中会组织的400多人乘船进入广州之时，清兵已在码头守候搜查，起义者只能束手就擒，史称流产的“广州乙未起义”。

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虽遍体鳞伤，但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革命的群众基础非常薄弱。孙中山被迫亡命日本，随后在海外为革命四处奔走呼号，没有经济来源，无力抚养妻儿，虽然他本有可能过上世人所羡慕的富足生活。

在后来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和洪门帮会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家境优裕的留学生、军人、教员，为了挽救河山毅然舍弃安乐的生活，拿起刀枪，甘当冲锋陷阵的敢死士卒，直至舍弃自己的生命。

武昌起义之前的“十次革命”，大都由革命元勋黄兴主持，他几乎是无役不与。黄兴的父亲留给儿子的是几百亩田产，可他将田产全部卖掉，将白花花的银两换了军火闹革命。黄兴虽非职业军人，却是革命党的军事领袖，在历次战斗中都身先士卒。最轰动的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中，黄兴右手的两根指头被子弹打断，他未满19岁的长子黄一欧也不惜生命冒险参加。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民族，死后家徒四壁，留给子女的是一些账单和债务，是一句遗言：“为天下苍生哭。”

碧血映黄花，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的人是真正的民族精英。

日本人绘制的甲午战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