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龙伏虎的利器

官帽和银票：降龙伏虎的利器

在民国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蒋介石一直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抗力量。大体说来，政治上有胡汉民、汪精卫两大派系，军事上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大实力派，而共产党更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对付反对派先是运用政治手腕，不成则武力解决；并采用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瓦解、釜底抽薪的手段，达到搞垮对手的目的。在1927年末，他与国民党左派和元老合作反对右派，到1928年8月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到了1929年3月，他又与右派联合，反对元老和左派。一年半内，他联合过国民党内的各政治派系，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

蒋介石有着不惜重赏勇夫的慷慨气度，李宗仁说：“蒋先生在中国纵横几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土匪军阀孙殿英则说：“蒋介石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把钱撒出去。”

早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攻打易守难攻的惠州城，蒋介石高呼：第一个登上城墙的士兵赏大洋500元，连长赏1000元。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革命军队不应搞这一套。蒋介石则认为只有信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金钱奖励。

三位时代人物的合影。自左至右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高官厚禄成为蒋介石争取人心、打击对手屡试不爽的利器。1929年发生了蒋桂战争，这时唐生智的湘军旧部跟着白崇禧驻扎在平津一带，白崇禧原计划挥师南下攻取南京，建立桂系的一统天下，蒋于是决定向唐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湘军官兵。唐生智身携150万元巨款北上接收部队，导致白崇禧指挥不动部下，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转道回到广西。在南方，蒋介石收买了桂系大将俞作柏和李明瑞，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武汉，桂系迅速溃败。

在蒋桂战争中，冯玉祥派大将韩复榘南下，名为援蒋，实则静观战局变化。蒋介石邀请韩复榘到武汉盛情招待，临别时送给他200万元，韩复榘就这样被蒋收买。同时，蒋介石又以50万元军费收买了石友三。5月发生了蒋冯战争，战争尚未开始，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就叛冯投蒋，冯只好宣布下野。

1929年，集结在陕西潼关红场准备讨蒋的冯玉祥部队。

在冯玉祥看来，部下都是子弟，他自己是家长，做家长的颐指气使当然很自然。由于缺乏约束机制，对于他的个人决策，无论是谁都不敢抗辩。他没有稳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体系，因此提出的口号往往带有随意性，而且经常以道德代替理性。

冯玉祥一直身体力行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强调军人要用牺牲精神来救国救民。他自己穿土布制的军服，强调官兵一致，营以上军官才允许开小灶，营以下一律与士兵同锅吃饭。有家眷的军官都要随营食宿，只在周末或特许的日子里才允许回家过夜。

在人际交往上，冯玉祥怀着“我比你圣洁”的态度和言行对待异己者，对其他政坛人物奢侈的生活方式常常出言讽刺，经常和别人因为琐事闹得很僵。考试院长戴季陶说：“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虽然有不少人同情他的理想抱负，但是合作得来的却很少，人们普遍觉得他可敬而不可近。

对于众多满足于当兵吃粮的普通人来说，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不如怀揣的现大洋实在。从经济实力说，冯主祥部靠大西北贫困土地供养20万大军，连年转战，疲惫不堪，经历了多年无衣、无食、无饷、战事频繁的生活。

打出中原之后，冯玉祥的部下与南方来的北伐军并肩作战，看到别人丰衣足食、军饷丰厚，军官都穿呢质军服，自己食物粗粝、衣服破旧、武器简陋，不禁觉得相形见绌和羡慕不已。很多将军级人物感叹，自己过得不如蒋军的一个连长。在蒋介石不断拉拢、分化的攻击下，这个集团被不断肢解，失去了招架之力。

冯玉祥的西北军长期过着艰苦的戎马生涯，维持思想的统一实属不易。

在蒋介石连续讨伐李宗仁、冯玉祥等实力派过程中，阎锡山已预感到最终将整到自己头上。他不断整理军备，联络各方政治、军事反蒋派系，一时间各种人物纷纷聚集太原，组成了反蒋的大本营。冯玉祥30万人沿陇海路东进，晋军20万人沿津浦路南下，李宗仁、张发奎部沿平汉路北上，反蒋同盟甚至在北平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这一次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蒋，是北伐以来对蒋介石的最大威胁。

低调的阎锡山多年来苦心经营山西，对外不张扬，信奉“中庸哲学”，实际上却是老谋深算，其精明与狡黠非冯玉祥可比。他明白战争就等于一部烧钱机器，必须早做经费上的准备。蒋介石有英美列强和江浙财阀撑腰，而阎锡山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山西一省财力有限，他名义上拥有平津地盘，但平津税收却被归为国有，拿不到钱。虽然还号称拥有冀、察、绥，但统治并不稳固，且处处受到蒋介石钳制。友军冯玉祥军据地虽广，但多为西北贫瘠之地，财政收入难以自给，还要阎锡山的支援。

为了备战，阎锡山命山西各县将本该分两次交纳的田赋当年一次并收，而山西省正当上年旱灾之后，本年小麦尚未收割，一次缴纳全年的田赋特别困难，逼得农民借高利贷缴纳田赋，苦不堪言。仅靠对辖区内的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还远远不够，阎锡山打起了外资的主意，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2000万，对此蒋介石令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不得以款项军火接济阎冯等势力。

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成事，向外借款的路又行不通，阎锡山别无选择，只有“抢”，去打洋人管理的天津海关关税的主意。他命令天津海关自5月1日起将关税余款缴存交通银行，无奈海关的洋人阳奉阴违，暗地里仍将税款存入汇丰银行转汇上海。宋子文向上海总税务司索取军费通行无阻，钱还是进了蒋介石的口袋。阎锡山一怒之下出兵包围天津海关，强行任命自己的人接管海关。

蒋介石自然料到了对方有此一手，他命令海关一切关员撤退，所有运津货物必须改在其他海关纳税后放行。这种强硬的制裁措施使天津口岸贸易量锐减为上一年的20%左右，关税收入寥寥无几，阎锡山未能达到目的。

双方明的暗的手段层出不穷，1930年5月终于爆发了以蒋阎冯冲突为核心，由各派参加的著名的中原大战。各派反蒋势力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并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主席，决定与蒋彻底决裂。

北伐之后，全国人民都盼望统一，祈求和平。蒋介石取得了社会上层的支持，舆论普遍倒向于他，对反蒋势力则普遍予以谴责，这就使反蒋势力感到底气不足，内部也难以协调。阎锡山为了拉冯玉祥出兵，送给他现款50万元及手提机枪200支、面粉2000袋，以表诚意。等冯军大举出动之后，阎军却保存实力，龟缩不出，使冯军雪上加霜。

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关键一着，是拉张学良引兵入关，南北夹击反蒋势力。在战场上蒋与对手胶着的时候，东北军的动向关系着战争的胜败，蒋介石派出代表吴铁城等人带着几百万的经费到东北活动，用阔绰的手段周旋于张学良与他的高级官员之间。蒋方代表每次一宴请就是十几桌最贵的酒席，每桌价值500元大洋。饭后还要打麻将，参与的每人送1万元，于是东北官员人人乐不可支，与蒋方代表都成为了朋友。

1930年9月9日，汪精卫、阎锡山等反蒋派大联合在北平成立政府，但仅9天即告失败。

这时阎、冯也派代表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但是囊中羞涩，明显居于下风。要知道玩政治等于做生意，没有本钱也不行。冯玉祥给代表的活动费只有400元，阎锡山的代表也只有1000元，额外送笔礼都要去电请示、等汇款。

蒋介石把战胜反蒋派的希望寄托在张学良身上，为促使张学良站在自己的一边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不断敦促张学良出兵，送给他500万现款，并承诺黄河以北地区完全由张负责。而张学良也深知自己在这场大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待价而沽。经过蒋介石的千呼万唤，张学良终于允诺出兵，同时又索要了1000万元公债。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援蒋，随即派兵入关，冯、阎很快失败。

中原大战的后果之一是，冯玉祥苦心经营多年的几十万军队几乎全为蒋介石所收买。刚开战时蒋军就针对冯玉祥的军队宣布：士兵投诚的发饷一月，携步枪一支来归的另奖洋20元，官长携大炮一尊来归的奖洋1000元，官长率领士兵来归的升一级。到了东北军入关，人心大乱，冯军更是整军整师地投降。出于“穷怕了”的心态，冯军只要银元，不信任钞票，这成了当时市井之人的谈资：“洋钱打垮了冯军。”

要收买，就不能斤斤计较。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1933年，蒋和福建人民政府作战，战争进展顺利，军事预算没有花完，蒋介石决定将这笔钱作为奖金发下去，一个团长可得5000元大洋，而当时一个警察月工资只有9元。

1936年发生了两广事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举兵反蒋，蒋介石派人收买他的空军，答应每架飞机给20万元大洋。一些将领认为即使这些飞机是新的也不值那么多钱，不如打败陈济棠，这些飞机也都过来了。蒋介石却不这样看，并把每架飞机提价到25万元，结果广东空军几十架飞机全部投奔过来，陈济棠的部队马上瓦解，就此结束了他6年的“南天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