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管道:海外援助的功劳
抗战头两年,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考验。军事上,陆军精锐牺牲殆尽,精锐的德械师损失了1万名基层军官,基本丧失了独立作战的能力,空军损失逾半,海军舰艇几乎全部自沉以封闭长江。
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德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在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起到重要作用。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受挫,除中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进口武器装备作用的显现。
骨头诉说的历史真相,伪满洲国时期留下来的矿工万人坑。
开战后的第一场重大战役“淞沪会战”有大约70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配备到国民党军营一级作战单位,以致一些西方人将这一仗称为“德国战争”。为补充损失,国民政府两次向德方紧急采购武器,这些武器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效果。当年,中国军火进口的80%来自德国,钨砂出口的79%输往德国,占德国输入钨产量中的三分之二。
然而就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调停中日冲突失败后,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中德关系急转直下。1941年7月,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与之断交。
全面抗战开始后,西方国家同情中国抗击侵略,但它们的同情难以迅速转化为物质援助。美国和英国政府出于利益考虑并不愿疏远日本,继续保持对日本的战略物资出口,反而禁止中国使用其借款购买武器和战争物资。相反,倒是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成了国民政府的援助者。
莫斯科与南京政府之间本来很有渊源,自从国民党开始清共后两者的关系紧张了10年,但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具有共同利益。因此,苏联鼓励国共两党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并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
在抗战最初的1937年至1939年3年里,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军援国,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2.5亿美元的三项贷款,供应了1000架飞机、1300多门火炮以及大量军需品和石油,并派出5000名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及空军志愿人员赴华,有200多人为中国的抗战而牺牲。中国政府则以特种矿产品和农产品作为交换。
苏联对华的军援是低调而又谨慎的。它一方面提供武器、派遣人员支持中国抗日,另一方面又怕直接卷入对日战争。苏联的战略目标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以求其东部边疆的安全。1941年苏联在摸清日本无意北进之后,为保证无后顾之忧以对付德国,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国的领土成了他们进行交易的筹码,中苏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中国急需大量的军火,外汇又紧缺,只好用钨、锑、锡、丝、茶叶、桐油、羊毛、猪鬃等传统出口物资偿还,史称“易货偿债”。 1938年至1944年的7年中,中国政府先后向美国、苏联、英国借款11亿美元,借最多的是美国,占了56%,苏联占23%,英国占21%。
不为人所知的是,猪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炮筒的刷子都要用到它。战时猪鬃成了紧俏的军用物资,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价值与军火一样。全世界唯有中国猪鬃产量大、质量高,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1937年至1945年9年间,中国出口猪鬃外汇收入达3000万美元。
1940-1941年,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内,汪精卫政权破坏了团结抗战的阵营。在外,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停止对华援助;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建立三国轴心军事同盟;法国维希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让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中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造成欧陆各国均支持日本、中国孤军抗日的窘境。中国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援助明显增加。中国战场牵制了超过100万的日军,大大减轻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中国是抗击日军的空军、海军候选基地。此外在社会文化方面,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华传教士和出生在中国的出版人亨利·卢斯所出版的《时代》杂志都积极呼吁美国政府提供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收到了良好效果。
美国允诺的对华贷款1940年为4500万美元,1941年前期增加到1亿美元,1941年后期,开始按照新的租借法案条款向中国发送军械和物资。1941年下半年,在陈纳德指挥下,美国志愿援华空军分队“飞虎队”在缅甸投入战斗,给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
援助总算有了,但是如何把货物从美国运到中国就成为了难题。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一直拥挤不堪,运出的物资途中往往遭到很大损失。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后,中国陆上的国际运输通道停止,大量的美援物资被封锁在印度,汽油、武器弹药、航材堆积如山,而国内的告急电文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面对着运输瓶颈,中美双方都在苦苦寻求出路。云南有一条由马帮开辟的中印国际运输线,靠马队翻越雪山冰川,仅一个单程就要走100至120天,大雪封山之后更有半年不能通行,显然不可能承载大量物资的运输任务。
地上、海上无路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天上走。1942年10月,陈纳德提出开通“驼峰航线”的建议。宋美龄也向美方提议通过空中运输先运进军械,然后再运徒手兵员到中国。
美国方面先把援华物资经海路运到英国控制下的印度东北部港口,然后用飞机经缅甸空运到中国昆明。这条空中航线全长1100余公里,并不算太长,但下方大都是高达五千米的高原,冰山雪峰连绵起伏,有如骆驼驼峰,这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驼峰航线”。由于当时飞机的性能所限,飞机只能在群峰之间起伏飞行,一路上不仅有难以预料的恶劣气候,还经常有日机拦截,以及飞机可能的机械故障,均对空中运输构成巨大的威胁,被飞行员视为世界上最艰险、漫长的航线。
越过“驼峰”补给的物资与抗战的需要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在这条航线上,每运送一加仑汽油到中国,飞机要消耗六加仑汽油。中国抗战所需的每架飞机、每台无线电、每台雷达、每台推土机、每个工具、每个备件、每颗子弹、每加仑汽油以及每一听罐头,都要从空中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西南大后方。
从美国启运赴中国的坦克(据美国生活杂志)
从开通到1945年11月关闭,三年半的期间,驼峰航线共为中国运送军援6.5万吨,高峰期每天有一两百架飞机从印度飞往昆明,在此期间共损失飞机514架,不少于1500名中美两国飞行员长眠于航线下的深山幽谷和原始森林中。美国杂志如此描述:晴朗的日子,在航线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阳光下反射着光芒的飞机残骸,像一座座地面的航标。
天上在飞着,地上的人们也在另辟蹊径。从1942年底开始,中美双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筑中印公路,1945年1月全面修通。这条公路全长1600多英里,穿过缅甸荒无人烟的地区,在修建过程中有1133名美国人死亡,被称为“一英里一条人命”。在公路开通后的六个月中,美方通过这条公路移交给中国26000辆卡车和6500辆拖车,以及12.9万吨货物。公路附属的输油管道每月向中国输送数百万加仑航空燃料和汽油。
美国援助给予中国的抗战以实实在在的帮助,首先体现在军队的装备上。一部分经美式训练的中国部队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装备也有很大改善,有了比较完善的通讯、运输及后勤保障系统。吃惯了混着沙子米饭的中国士兵吃上了白面包、牛肉罐头,领到了从内到外全新的军装、卧具和行军袋,士气自然无比振奋。
蛰伏的飞虎,在空中打击敌人的利器。
在并肩作战中,中方也对美方表现了极大的友善。来华的飞虎队每打下一架飞机就能得到500美元奖金,中方竭尽地主之谊,用最原始的生产方式为这些拿生命做赌注的飞行员们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每天昆明市要为美军飞行员提供40头牛、60头猪、1000只鸡蛋,一个美国人一顿饭吃的肉比很多中国家庭一年吃的还多。1943年,云南发生了几十年罕见的大灾荒,人们以草根树皮甚至泥土为食,很多人因吃观音粉肚胀而死。即便如此,地方政府仍然为飞行员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抗日战争中,美国虽然给了中国大量援助,但蒋介石并没有因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任意批评自己。同样,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双方意识形态接近就有所减弱。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受到美国政府和民众广泛同情,但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官员、军人和新闻媒体大规模进入重庆以后,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对这个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态度反而渐渐冷淡了。
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根据美国财政部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而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的收入。
罗斯福总统主要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疑虑也很多。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
盟友之间,美国士兵与受伤的中国远征军士兵。
极为不满,私下里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史迪威将军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恩威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里。”
美国态度尚且如此,另一个盟国英国有过之无不及。首相丘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1942年,英国出钱出设备,中国出人,到印度成立合作情报组织。结果中统局按照国内标准给特工发工资,而海外的生活水平高,他们无法维持,纷纷另谋出路。英国知道了这种情况,认为是中国政府克扣了经费,中英合作组织就此解散。
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在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中国所得的援助甚少。美国的援助多属“口惠而实不至”,中国所得不仅远远少于所要求的,而且也少于美国的承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持继续抗战,而未能促使中国给日本以有力打击。
1941年和1942年,美国给中国的援助仅仅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约1.5%,1943年和1944年只有0.5%,这个数字在1945年才上升到4%。1945年,中国得到了11亿美元的援助,相当于此前四年总和的5倍左右,但大批美援是在抗战即将结束、甚至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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