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衍生的罪恶

人肉的价格：战争衍生的罪恶

战争极其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经济。仅“八一三”抗战，三个月内上海有2000多家工厂被毁，损失金额达8亿元。在农业方面，全国11.4亿亩耕地中，有6亿亩遭到破坏；2300万头耕牛损失超过三分之一。随着国民政府所控制的领土的收缩，税收的收入自然也跟着下降。战前最大的税收来源关税占政府全部收入的70%左右，在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后便失去了，另一大收入盐税则减少一半以上。

与此同时，战争导致支出剧增。中国军队人数从战前的170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450万人，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军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战前的66%上升到1945年的87%。此外，政府还要维持政府机关和数千万逃往大后方的难民的生计，这种局面构成了对民族命运的严重考验。

国难当头，大部分实业家、金融家却选择去香港或上海租界过舒适生活，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很多资金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与此对照，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以无比的献身精神投入抗战洪流，名目繁多的募捐、捐款活动都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

1938年，武汉等地声势浩大的“献金活动”盛况空前，参加者络绎不绝，不仅是有钱人，更多的穷苦人争先恐后地将自己以血汗换来的苦力钱、以省吃俭用攒下的箱底钱、甚至乞讨要来的活命钱全部投入了募捐箱。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仅四川各地“献金”即达5亿多元。这些钱，是刚经历了大灾的人民一滴一滴挤出来的血汗。

抗战时期，为了开辟西南国际运输线，政府在广西建筑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总长1000公里，征调民工107万人，征购枕木100万根，征用大量田地，这对一个只有1300万人口的贫穷边省来说无疑是超越承受能力的贡献。殉职民工数千人，他们与前方浴血苦战、英勇杀敌的将士一样可歌可泣。西南大撤退时，黔桂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民众和部队通过铁路撤退到贵州和云南。

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铁道上一节货车在缓缓前行，令人震惊的是，这节车皮没有机车拖拉，只由数以百计的苦力用臂力推拉，远看起来像一只百节虫从铁道上蠕蠕而行。他对这种精神感到佩服，认为中国人只要保持这种精神，不怕没有出头的日子。

为维持抗战局面，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了直接税率，开了名目繁多的新税种，此举无疑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了田赋的管理权，并实行盐、糖、烟类、火柴等物品的专卖。然而负责专卖的官员营私舞弊，囤积居奇。专卖政策加剧了统治集团和民族资本的矛盾，又加剧了政府和生产者的矛盾，1945年被废除。

抗战初期的两年里，大后方农业丰收，物价上涨还不特别严重，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衣食住行的需求急剧增加，给商业带来空前的繁荣兴盛，出现了战时少有的气象。成都市区抗战前有商店1.3万家，开战后迅速增加到2.8万家，当地的餐饮服务业也跟着兴旺起来。

全民抗战，云南一个富有人家主动将自己的房屋改做医院，收住受伤的士兵。

1940年以后，大后方好容易维持住的局面开始迅速恶化，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危机。1941年，政府支出100亿元，收入13亿元，出现八成多的赤字。而随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无力购买名目繁多的各种公债，巨额赤字不能再依靠发行公债来弥补，政府于是增加发行钞票。

对政府而言，发行货币是把“双刃剑”，必须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从经济史看，很多政权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把印钞机开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诱惑，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1921年、1922年的德国，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

1941年12月，法币发行额达到151亿元，到抗战结束时，法币发行额猛增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396倍。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3倍。

钞票过度发行造成物价如火箭一般迅猛上升，法币对金银和外钞的兑换率大幅度跌落，出现物品紧缺和外汇黑市。到战争结束时，大后方平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1937年7月2600倍，有些地方的主要消费品升高3200多倍。

修建四川新津机场，55个民工拉着石碾压飞机跑道。

乱世中人们最关心的是粮食。随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1940年四川粮食歉收，产量比上年下降10%，第二年又下降了13%。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征敛过多导致市场缺粮，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囤积居奇，进一步搅乱了供需平衡，食品价格开始暴涨。

1940年春，成都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到秋收时，大后方的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一发不可收，重庆的食品价格暴涨了将近14倍。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和囤积货物。

在成都，从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两年半中，平均工资增长2－4倍，而一般物价上涨10倍，大米上涨35倍，普通人的每月伙食费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1942年底，一月之内成都米价上涨3倍以上。

粮价暴涨引发了社会动荡。成都等地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武装镇压致死人命。蒋介石向四川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政府规定，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三百石以上的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大中城市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主要生活必需品实行公家定量供应。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操纵粮价，囤积居奇，经军法审讯判处死刑。

但是，以上措施充其量只能维持秩序，无法解决粮食缺乏的现实问题，单纯用行政手段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就是将征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外又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征购粮食，或是不计利息向农民借粮食。同时制定措施奖励耕垦，号召节约粮食，很多地方军民都实行一日两餐。

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低水平的供应，又在军警的强力镇压下，各地的抢粮事件暂时平息，但在广阔的乡村，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

1941年至1945年，四川省共征收稻谷8200万石，四川农民以极大的牺牲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并承担了繁重的各类工役。作家流沙河13岁时与大人一起参加修机场劳动，吃的是不见油花的糙米饭和盐拌萝卜。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人们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

即使在这样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政府仍然不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紧抓住权力不放。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异议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做“异党分子”抓进监狱。报纸新闻被迫隐瞒事实真相，专门报喜不报忧，茶馆里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在中原，战争与萧条所带来的破坏集中体现出来。1938年的黄河决口使中原千里沃野化作人间地狱，豫、皖、苏三省1200万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随后由于歉收、增税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黄泛区的大多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被摧残的社会生产力埋下了日后饥荒的种子。

1942年，河南春夏秋三季都没有下雨，农作没有收成。蝗灾遍地，不仅青苗，甚至连农村屋顶上的干草都被蝗虫吃光。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的报告，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想多得一些救济粮款，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眼看歉收在即，河南驻军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仍是“就地征粮”。军队和地方政府无视农民的窘境，夺走了农民的最后一点口粮。

直到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之际，重庆政府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当年的田赋。不幸，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大饥荒已经发生。

3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逃荒，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不计其数。扒不上火车的饥民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孩子被沿途遗弃或变卖，四岁男孩卖200元，九岁男孩卖400元，妇女售价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令人愤慨的是，惨象面前军队和政府官员依然试图封锁消息。尽管河南隔壁的陕西境内就有丰富的存粮，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结果，政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全做了。

尽管河南一时成为新闻盲区，但有良知的媒体依然存在。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详尽记述了河南灾民悲惨的号救之声，也揭露了当局向灾民征兵、征粮等人祸。《大公报》在社评中质问当局为何不迅速救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重庆市民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结果报纸的销路大涨。《大公报》因此被罚停刊三天。

引发欧美舆论普遍关注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他在河南的千里赤地实地采访，亲眼看见饥民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看见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从洛阳到郑州的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逃荒者把孩子的两脚埋入土中或绑在树上，使其不能跟随。

3月，白修德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报道后要求《时代》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蒋介石，推动了救灾的开展。

1942年，西南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护士为小孩接种天花疫苗。

但是，由于各地官员的行为恶劣和效率低下，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2亿元，经过几个月只有8000万元到达地方，甚至这些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银行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使用这笔钱而争吵不休，实际上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协助白修德发出报道的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竟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民间的募捐和义演所得也不能直接到达灾民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再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分发给灾民。这样层层盘剥，结果可想而知。唯一较为有效的赈灾渠道是外国传教士的发放，连美国政府的救济物质都是通过传教士发放的。很多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唯一的救星是外国人。

政府的草菅人命与极端不负责任，造成人民对政府和军队的极度反感。两年后，当日军大举进攻之时，河南饥民奋起而整连整连地解除汤恩伯军队武装，结果，6万日军一举歼灭30万中国军队。自己国家的军队被自己的民众包围袭击，这种局面的确耐人寻味。

乱世的童年，1939年，厦门幼稚园的孩子们在做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