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接收财的大员们

权贵的盛宴：发接收财的大员们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使重庆变成了狂欢之城。数十万市民连夜涌上街头，马路上挤满了载歌载舞的人群，阻断了交通。到处是鞭炮锣鼓齐鸣，餐馆里的酒被人们抢购一空，菜名都改成了“普天同庆”、“金瓯一统”，饱受战乱和饥荒折磨的人们总算有了难得的欢乐。

抗战胜利，重庆街头的欢腾景象。

沦陷区的各大城市回到了国民政府辖治，政府随即向各地派出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是为“接收大员”。这批在大后方经历了经济困扰、过够了苦日子的官员早就对敌伪财产极为眼红，到了所接管的城市后都想趁接收之机大捞一把，各地的接收过程中巧夺豪取、贪污舞弊成风，“接收”成了“劫收”，百姓们怨声载道。这些“劫收大员”忙于抢占洋房、汽车、商店等资产，化公为私，晚上则纵情于享乐腐化，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政府很快便失去威信。

抗战取得了胜利，但是国民政府跟1937年以前一样，对控制投机和经济投资无所作为，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资源。接收机构之间也是互相抵触，争夺接收之利。许多企业门上贴满了来自党、政、经、军不同机构的封条，互不相让，谁都想管，谁也不能管，结果在接收中垮台停工，连日本人也为之瞠目和惋惜。

先后到北平接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有42个之多，仅11战区长官部就强占了北京的167处房产。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率部赴河南许昌受降，这里有一个日军的重炮联队，有200辆汽车。刘汝明刚“接收”过来没几天，战区长官刘峙就亲自赶来，把所有重炮连同汽车弄走。

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也是一条发横财的捷径，有门路的人可以用很少的代价顶下一个仓库，这些仓库从接收后很少清点，连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转手卖出便能一夜暴富。四川的“袍哥”师长范绍曾顶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就足足赚了黄金3000两。

“劫”来资产之后，达官贵人的亲戚们纷纷出面做起了垄断生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内亲在沈阳创设“中美公司”，在战时严格控制贸易、汇兑、火车运输的政策下，这个公司却能掌握车辆，运出粮食大发其财。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授权戴笠处理汉奸问题。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逃避惩罚都不惜钱财到处钻营打点。戴笠放出风声来要从严办理，绝对不苟私情，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托，但对他的老朋友杜月笙的说情则无不从命。大小汉奸闻风而动，挤破了杜家的门槛，不惜吐出多年搜刮来的财物，只为杜老板在戴笠面前说一句话。

汉奸们为了逃避惩治，不惜重金向“接收大员”贿买倒填时间的委任状，一夜之间许多汉奸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周佛海将上海的一幢豪宅赠送给顾祝同，这幢房子估价一千根金条。周佛海得免于死，这幢房子的帮助不小。

收兑伪币，可以说是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人民的空前掠夺。1945年9月，政府宣布于4个月内用法币兑换汪伪发行的中储券，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是极不合理的。当时上海的物价比重庆高约50倍，比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物价高约35倍，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

为了不让自己的财富缩水，沦陷区人民开始疯狂抢购物资，大后方的法币持有者由于法币对伪币的购买力凭空增加好几倍，也大量前往沦陷区抢购低价物资，引发了战后东部物价第一次上涨。

这些行径使得国民政府严重丧失了民心，老百姓失望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讥讽“接收大员”是条子、房子、女子、车子、面子全捞，是为“五子登科”。很多人上书最高领袖蒋介石，指望他出来改变这种贪污腐化盛行的风气。可是历史上蒋介石为谋求权力巩固，从来都是漠视乃至纵容官员贪污以换取支持的。他也曾在讲话和手令中严厉指责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却从未组织过真正有效的反腐行动。

在1943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就对孔祥熙的以权谋私提出质询，蒋介石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孔的丑闻隐瞒下来。他亲自请傅斯年吃饭，极力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也是，若把这些贪官污吏都斩尽杀绝，国民党靠什么来进行专制统治？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150万军队开入东北，迅速解决了日本关东军后，开始大规模拆运东北地区的工厂、机器、铁路设施，并将各公私银行的贵金属、债券、纸币运往苏联。根据不同资料统计，到1946年3月苏联从东北撤军时为止，苏联运走的资产价值合当时的13亿到80亿美元不等。苏联还在东北发行了数十亿元的军用券，其补偿问题也不了了之。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敌人是日本，但它在远东谋取利益的对象却是中国，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整个东北真正成了苏联的战利品仓库，满载北上的火车日夜不停，仅沈阳每天就有200辆货车开往苏联，沈阳90%以上工厂成为空壳，门窗被拆走，连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东北密布的铁道网被拆，路轨和铁路机车被运走，交通停顿。各地发电机器和输电线路被拆毁运走，发电能力仅余原有的五分之一。

日本投降时，鞍钢是东北工业的骨干企业，1943年的生产能力达到最高，当年生产铁130万吨、钢84.3万吨、钢材49.5万吨。为拆运这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苏联动用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用了40多天时间拆卸运走机械设备及物资7万余吨。鞍钢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下降为零，连铁丝和铁钉都无力生产。此后的两年里，鞍钢的总产量不足万吨。

被洗劫之后的东北仍残存一些工业基础，及时恢复的话，一些企业还能复工，不幸的是，在低效率而腐败的接收大员们管理之下，多数也很快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沈阳铁西区的一座炼钢厂还在生产，来自行政院经济部的接收人员赶到，下令停火停产。日本工程师苦苦哀求不要停产，否则高炉里的铁水便会凝结报废，但那位接收大员执意下令停火，全体人员撤出，然后封门上锁便算了事。至于破坏的生产力如何恢复，没有人关心。事实上，东北的工业基础此时已经消失。

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941年国统区工业资本总额共达16亿元，其中官营事业部分约占一半。国民政府在接收中独吞了许多敌伪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接收工厂2411个，价值20亿美元以上。接收日本侵占的物质价值10亿美元以上，接收敌伪物资价值约6200亿法币。这么多的资产形式上由日伪手中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实际上被四大家族官僚集团控制的部门所占有。

孔祥熙控制的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垄断了国内的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印染及有关机械厂，独占了全国49%的纱锭、68%的布机、39%的棉纱产量、74%的棉布产量。

官僚资本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殊权力，大搞各种投机活动。他们成立了许多专卖公司，以“官价”收购各种工业原料和器材，囤积商品，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强制收购，出售时却带头提高物价以求暴利。豪门资本依仗特权套取外汇，独家经营奢侈品的进口业务，普通商人难与争衡，引起业界极大不满。

政府还与民争利，打压民族工商企业。迁到大后方的民营工厂，大都依赖政府的军工生产合同维持生产。不料抗战刚刚胜利，政府就宣布所有军工订货一律取消。这些民营企业生产立即陷入瘫痪，丢了订单，又没钱支付职工还乡的遣散费，资本家无法应付，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

迫于无奈，胡厥文等一百多家内迁工厂的厂长、经理冒雨到行政院请愿。行政院长宋子文居然说：“老实讲，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这席话对于这些曾经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内迁、兢兢业业维持企业的老板们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宋子文的话后来印证了。1948年5月，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过度的开放和价廉的美货倾销给中国的民族资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46年，天津标准面粉每袋售价为法币2.5万元，而进口美国面粉每袋才1.5万元到1.6万元。国产钢铁每吨成本需180万元，而美国钢铁每吨售价只需58万元。美国水泥在上海每包售价为7000余元，而国产水泥每包的成本就要1.4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纷纷倒闭破产。

苏军撤离后的工厂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改变旧有政治体制的呼声日渐强烈，蒋介石也宣布要结束训政，制宪行宪，进行国民大会选举。共产党认为在选举前应当给各党派更多的准备和发动时间，使大家能够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开始竞选。蒋介石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在竞争中会占上风，拒绝了推迟选举的主张。最后的结果是政治解决的大门彻底关闭，中国陷入内战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