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三巨头”拉开战幔

中国金融“三巨头”拉开战幔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在2009年4月的G20峰会即将召开前夕，引来更多的是反思。科学家认为，每次危机之后都是新经济崛起、科学发展之时；政治家认为，每次危机之中孕育着国际势力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分；而有中国经济学家及官员就公开表示，半个多世纪来，每次重大的经济危机都是美元危机，要直接挑战美元霸权，要终结美元。

更因为美国根本不顾中国这个最大债权国的忧虑，枉顾美元大幅贬值的中国危机，令中国政府忍无可忍，拉开挑战美元霸权的帷幔成为必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伦敦即将召开G20峰会前，数次撰文，呼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这“一石”震动了国际社会，激起千层浪，要求终结美元独霸时代成为国际呼声，也震动了美国。同时预示的是，中国正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作战略布局，要在调整国际金融体系中担当新的角色。

在4月2日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的官方网站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3月23日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3月24日发表《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3月26日发表《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主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3月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指出《G20目光不能仅限于自身需求》；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强调提出，“国际金融体系应进行全面改革”。中国金融三巨头集中在同一时间，提出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同一思考，毫无疑问，针对的是横行全球数十年的美元霸权。

周小川倡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周小川在文章中没有点名美元，他在23日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中指，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周小川提出：“通过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储备货币，才能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他还建议，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并拓宽用途，将收支盈余国家的部分外汇储备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24日，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再度发表《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的文章，直指目前美元担当国际储备货币所存在的问题：“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在随后到哥伦比亚出席“美洲开发银行年会”，周小川再次公开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3月26日，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的文章长达上万字，讨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顺周期性因素、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货币和财政当局在严重市场危机下如何发挥专业作用，还简要介绍中国金融业改革以及中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他提出：“需要在微观层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以确保金融体系更为稳健。”同时，他认为，综合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决策及时、果断、有力，体现了独特优越性”。

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数天，中国官员密集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3月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愿意为扩充IMF资金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除了对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外，如何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也是争议话题之一。王岐山在上述文章中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在确保安全和合理回报的前提下，中方支持增加IMF的财政资源。中方愿意积极参加筹集资源的办法的探索，并尽自己所能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通过以配额为基础的体系以及自愿捐助两种途径来调动资源，以取得贡献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也在3月27日提出了几个希望峰会能取得成果的关键问题，其中包括希望增加贷款资源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王岐山表示，增加IMF资金的过程中，第一要务是增长配额。如果短期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那么应当按照当前的配额来决定出资。如果配额出资不能达到当前需要，IMF可以发行债券，中国将成为债券购买者之一。

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曾呼吁，要中国把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贡献给IMF作为援助资金。王岐山在文章中响应说，资源增加的规模应考虑国家之间的差异而定，这些差异包括发展的阶段、人均GDP、外汇储备的性质、构成和支撑，以及该国经济安全对外汇储备的依赖程度等。“仅仅通过外汇储备的规模大小来确定贡献的规模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

谢旭人就G20峰会答记者问时指出：国际金融体系应进行全面改革，尽快制定推进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政策有助世界经济早日复苏。4月1日至2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将在英国伦敦举行，共商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策，表达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周小川的提议令美国措手不及，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被问到如何理解周小川的建议。盖特纳说了一句“根据我的了解，有关建议是为了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用途，我对这建议的态度是颇开放的”。顷刻，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因美国财长的积极表态，应声下跌1.3%。直到主持会议的财政部前官员奥尔特曼提醒，盖特纳随即澄清，美元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才稳定了市场情绪，美元汇价有所回稳。

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要急着出来信誓旦旦表明，美元异常强劲。在记者会被问到对中国和俄罗斯建议世界逐步走向国际单一货币的看法时，奥巴马表示：“我不认为有需要实行国际货币。”他强调“美元强劲是因投资者视美国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拥有全球最稳定的政治制度”。

周小川超主权储备货币引发热议是历史的必然。回顾历史，经济大危机往往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大变革。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主要国家相继脱离金本位；70年代的“滞胀”，则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一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能不能同样催生一场货币革命？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周小川发表于央行网站的署名文章，无疑在这场危机的时刻，开出一剂“药方”，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在文中特别指出，应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这一观点直接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霸主地位提出异议，更令全世界关注的是，这一论点由世界上美元储备资产最多的中国央行行长提出。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IMF就于1969年创设了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SDR又称为“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进行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协议修订时创立的用于进行国际支付的特殊手段。依据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进行分配，可以供成员国平衡国际收支。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SDR定值是和“一篮子”货币挂钩，市值不是固定的。

但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中国享有的SDR权力非常小，甚至小于德国。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规定，IMF会员国都可以自愿参加SDR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会员国也可不参加，参加后如要退出，只需事先以书面通知，就可随时退出。基金组织规定，每五年为一个分配SDR的基本期。第24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年至1972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次工业国共分得69.97亿，占总额的74.05%。其中美国分得最多，为22.94亿，占总额的24.63%。这种分配方法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最少，而已开发国家则分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一直要求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分配方法，要求把SDR与援助联系起来，并要求增加它们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以便可多分得一些SDR。

目前，SDR是以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定值的。当前的“加权”比例为：

除非执行董事会另有决定，根据IMF于1980年12月17日的决定，自1986年1月1日起，SDR的组成和“加权”比例将每五年调整一次。

过去几十年间，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批判从未间断，而有关SDR作用的讨论也早在多年前就提上了IMF的议事日程。此次超主权储备货币议题的提出，虽然距离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有较大距离，甚至还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但积极意义在于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

对于周小川表态反映的“中国不高兴”，英国路透社称，这表明了中国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不满，也表明了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紧迫感。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周小川的提议表明北京对美国拯救国内经济举措的担忧，中国担心美国的政策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该报援引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的话说：“这清晰地表明，作为美国金融资产的最大持有国，中国担心美联储印钞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

英国《独立报》3月24日发表题为《美元地位遭到中国攻击》的文章说，周小川此举可被视为中国对美国攻击的反击，美国财长盖特纳此前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该报说，中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吁得到了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的支持。索罗斯说，IMF应该运用新的SDR“保护外围国家免遭发达国家制造的风暴的影响”。

英国《泰晤士报》说，周小川的表态表明中国在展示自己的经济力量，向美元发起挑战，并“凸显了中国在同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进行谈判时的持续增强的自信”。

不过，美国有媒体向中国猛泼冷水，它们则认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转换并非易事。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撰文称，美元向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过渡面临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障碍。首先，拥有美元主导地位的美国不会让出这一地位及其给自身所带来的优势。另外，从经济上说，作为储备货币，美元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经济学家认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出现要求对经济活动交易双方的成本进行有效的补贴，从而获得魅力。同时，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也很难获得各国货币使用者的接受。

事实上，周小川等人的这一席表态，是在G20峰会之前中国立场的一种姿态，又是对于美国前一周贸然启动财政资金大幅购买美债的一次回应。针对美国利益至上，大量印钞的做法，中方并没有就此得到事先商量，此举影响到了中方外汇储备的价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陷入美元困境，另外为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软着陆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周小川的提议表明了，中国外汇储备陷入美元困境，要突破美元，必须找到新的结算办法，和外汇资产保值办法。中国政府有必要在G20峰会前，向世界展示美元主导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路。

尽管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提出了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IMF的增资问题的看法，指出，中国在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的前提下，支持IMF增资，愿与各方积极探讨融资方式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主张IMF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筹集资金。

但在IMF4月22日正式公布的《各成员国等比例增资》方案中，中国3.72%的份额并未提高。这也使得G20峰会时曾被预期的“提高中国话语权”的期望，暂时没有实现。

据香港《明报》等媒体报导，目前中国在IMF的份额为3.72%，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中国将获得新派发的62.8亿SDR，约合93亿美元；而所占份额最高的美国将兑换42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仍拥有在IMF重要提案上的一票否决权。IMF研究员克雷格·贝蒙特说，IMF将按照4月初G20峰会的约定，增发价值2500亿美元的SDR，为了保持各成员国目前所持SDR的均衡，新发SDR将根据现有份额比例对所有185个成员国派发。

根据“新增SDR按现有份额比例派发”的原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其在IMF中“一国独大”的地位。因为按照IMF规则，重要提案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这让拥有约17%投票权（即持有SDR份额）的美国，在IMF重大议题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权”。

与此同时，美、英、法、日、德、意、加组成的西方七国集团（G7），控制了约半数以上的投票权，这导致基金组织内所有重大决策的最终决定权，都集中在以美欧为代表的少数成员国手里。最新公布的增发方案与业界中国持有的SDR份额比例将有所上升的普遍预期并不一致。

IMF研究员贝蒙特解释称，这一轮增资不涉及份额及投票权的调整，“IMF将在2010年讨论份额调整问题，计划最早在2011年初执行新的份额”。如果此话属实，中国还有机会，当然，诚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立坚教授所言，最终的结果只有当中国的实力成长到足以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金融秩序才有可能实现。很明显，西方大国在挤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