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公司财务丑闻案与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再思考

第三节　美国大公司财务丑闻案与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再思考

从安然到环球电讯，从世界通信到施乐，虽然近来频频爆出的美国大公司财务丑闻的细节都不一样，但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公司高层向公众说谎，而却要由投资人来承担代价；丑闻案的一个致命“特点”就是：都对财务报告制度的可信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联系到我国上市公司，从大庆联谊到原野实业，从红光实业到蓝田股份（158海融证券网，2001）等重大违规事件触目惊心，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信用和有效运转。围绕这些问题，不少文章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造假和负责审计的会计公司失职与利益冲突方面，我们认为这些远远不够。本文拟就这些系列案件引发的一些更深层次问题，再作些思考。

美国会计准则体系具有制定主体的民间性、数量的庞大性以及使用范围的刚性（按公司性质、规模或行业分别制定）等显著特点，美国模式几乎成了世界会计的典范。然而，此次美国安然等公司假账破产及其所引发的会计危机，却让人们不得不怀疑美国会计准则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人们不禁要问：会计准则究竟走向何方？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会计准则的规范形式问题

安然事件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会计准则应当是以具体规则（Detailed Rules Basis）为基础，还是以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Basis）为基础？目前，FASB选择的是以具体规则为基础的准则制定方式，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改组后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选择的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准则制定方式。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以具体规则为基础的准则，其操作性较高，但容易被规避。安然事件表明，以具体规则为基础的准则，不仅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而且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葛家澍、黄世忠，2002）轻而易举地逃避准则的约束。而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准则，较不易被企业精心策划的“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所规避，但要求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在运用准则时具有较高的专业判断能力。

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更注重对技术细节的规定以及强调财务报表在技术上符合公认的会计准则。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企业在制定财务报告时有明确的指引。然而，过分强调技术细节反而给企业滥用准则的机会：企业可以技巧性地安排技术上完全合乎规定的交易，同时又避免报告交易的实际经济意义。国际会计准则注重于要求企业遵守财务报告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不对如何安排交易作详细的规定。这样反而使财务报告能更多地反映企业经营的实质；而且不同企业的财务报告的可比性也较强。

对这个问题，国外有两点评论，也许很有说服力：第一，美证交会主席哈维·皮特（Harvey L．Pitt）和新上任的FASB主席罗伯特·赫茨（Robert H．Herz）都把建立一个新的财务报告体系列为首要任务（陆洲，2002），并指出：会计准则应该注重于要求财务报表反映经营活动的实质，而不是纠缠于“技术”正确与否；其涵盖面应尽量广泛；对重要、迫切的问题应作出快速决定。第二，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之后的第三天，安达信的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在2001年12月4日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我们的会计规则和文献像税法一样，条文复杂、与日俱增，意图把一门艺术变成科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倡导了一种技术型、墨守成规的心理定势，使得我们有时更为关注所报告事项的形式而不是其实质。安然公司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即如此地道的准则如何能够使投资者更加难于理解企业的内情。

其实，美国的这种规范形式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发展高水平所形成的，其他国家的会计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迟早会追赶上来，具备同样的特征（Nobes and Parker，1985）。也有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国会计“花费过多，评价过高、过分，并不那么实际”，认为它所走过的道路不一定带有普遍意义（Frederrick D．S．Choi and Gerhard G．，Mueller，1984），看来后者的认识是有先见之明的。

二、会计准则的规范内容问题

1．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相比，美国的会计准则覆盖的范围狭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战略联合、合资经营、合作合伙制企业或组织“特别目的实体”进行经营活动。比如，不少高科技公司的研究开发、市场营销活动就是通过战略联盟、合伙制企业等形式进行的。一般来说，企业进行联合、联营的主要目的是优化风险分配。但是，美国的会计准则对这类经营活动或者不要求企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报告，或者只做很松散的报告要求，以至于给企业造假的机会，安然就是一个例子（特别目的实体）。美国会计准则覆盖范围狭窄还表现在基本上不要求企业报告已做出承诺而尚未执行的义务。比如，有些企业为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而向供应商承诺在未来以商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原材料，这样的合同安排实际上要求买方在未来承担一定的义务。但美国现行的财务会计体系是以交易为导向的，对确认负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由已发生的交易或事件引起的责任应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对于因合同安排而又未发生的未来的负债一般不要求报告。安然没有报告它承诺负担合作者在与其合营的特别目的实体中的损失也因此是基本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美国的会计准则对企业面临的风险的报告、披露要求也不够严谨。近一二十年来，由于金融工程的快速发展，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可选择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频繁地使用诸如雇员认股权、期货合同、期权合同、利率／汇率对换、资产／负债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不管企业使用金融工具的目的是什么，使用金融工具就使企业面临各种风险，如资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价格风险等，这些风险往往难以准确地量化。现行美国的财务报告体系只要求企业披露其资产、负债、盈利和现金流的风险，而基本上忽略了因使用金融工具而引起的风险，没能将有关的会计规则置于风险与报酬的概念的基础之上，投资者也就无法评估企业的整体风险。

3．美国会计准则还忽视对于无形资产的确认。根据美国纽约大学会计系教授巴路科·列夫（Baruch Lev）的研究，在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和盈利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专利、品牌、版权、技术秘密、独特的经营组织（如供应链）等无形资产。列夫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财务报告忽视无形资产造成资本成本过高、巨大的内部交易收益以及经理对财务报表的扭曲等后果。

三、会计准则的规范主体（制定者）问题

提到美国会计，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民间机构（经历了CAP、APB、FASB三个组织）在制定会计准则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和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即使是FASB这样一种组织体制（“民间制定准则，政府批准准则”——SEC前主席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倍受利益团体的影响。FASB作为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它的权威来源于法律要求公共公司的财务报告必须遵守公认的会计准则，它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大公司的资助捐款。以非营利的民间机构来制定会计准则原本是希望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免受政治或商业利益的影响，而事实上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常常受到各种利益团体的游说。特别是当一个会计准则对企业财务报告影响较大时，FASB必须为平衡各方利益而妥协，结果是准则的制定过程漫长，而最后公布的准则在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上又大打折扣。例如，雇员认股权准则明显违反财务会计的配比原则、衍生金融工具准则在为企业提供了较为平稳的盈利，却使投资者无法全面了解其风险等。

早在1975年，美国参议员梅特卡夫（Lee Metcalf）和众议员莫斯（John E．Moss）就在美国国会上对当时制定会计准则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即《梅特卡夫报告》），认为：美国的会计界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完全由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左右，其结果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完全受上述势力的影响而未能履行其职责、未能发挥其预期的职能作用。《报告》提出了11个方面的建议：加强国会对会计实务的监督；由国会确定综合的会计目的；通过审计人员的选用促进会计事务所之间的自由竞争；由联邦政府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和审计标准，并对审计人员的业务进行定期调查，明确审计人员的责任；责成15个会计师事务所公开其业务活动和财务信息；由联邦政府公开对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审计标准和其他会计实务方针的审议；由联邦政府解决审计和会计业务过度集中的问题；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对所有的审计师公平的惩罚规定（王德升等，1992）。安然事件发生后，SEC前任首席会计师特纳也指出，SEC应成立监管机构，全面监督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看来，现在已是重新检讨会计准则制定权问题的时候了。

四、会计准则的规范环境问题

在安然公司案例中遇到的所谓经济环境或会计环境问题，是美国会计危机“核心问题”或“根本性缺陷”，这也是会计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发挥正常作用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讲话，美国会计危机的出现，有其“从根基上反映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反映对于个人及其公司改进财务成果的压力的根本性的缺陷。”分析美国五大会计公司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声明的用词，安然公司的假账案例也应当有其“核心问题”。

五大会计公司和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其前述联合声明，共同发布了题为《当前经济和经营环境对财务报告的影响》的分析报告，从某种意义上对于他们所说的“核心问题”和保罗·沃尔克主席所说的“根本性缺陷”也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

当时的美国经济下降，公司倒闭和前所未有的“9·11事件”综合形成了人们在记忆中没有过的财务报告环境。对美国的公司企业及其管理当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审计师都形成了重大的挑战，而首先受到压力的是高技术行业。在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有：资本市场在经济困难时期对坏消息日益敏感，企业结构和交易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以及准则的繁杂性，公司在资本市场、内部指标和对外债务协议等方面承受对于短期收益和收入增长的经营压力，给违规运作提供了便于越轨的环境和便于违规的条件，也就是给美国公司的会计违规机制提供了当前特有的土壤。对此，该分析报告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当局的意图都是按照正常合理和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事，但是在市场分析师和公司股东要求业绩和竞争者的行为贴近许可范围的边缘时，压力就可能增加。公司管理当局的高层人士可能被迫显示在其领导之下股东权益的价值有所增长。董事会经常迫使管理当局达到财务和其他目标。有一种常用的激励管理当局的做法是使用股票期权和其他股权性工具，以便使管理当局和股东方面的利益协调一致。当管理当局的业绩和报酬与财务目标挂钩时，管理当局会接着推动全公司的其他人员，包括业务经营部门的人员，去实现某种过分乐观的指标。这一高压环境可能创造一种激励因素，使人采用过于急迫或突然转变的做法，力求达到资本市场、债权人和潜在的投资人等方面可以预见的期望值。到了某种程度，赢利管理背后的激励因素可能达到足够的强度，足以使有机会的个人越轨，尽管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是老实人。这种压力越大，个人就越有可能认为那种行为是合理和可以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