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第四节　寻租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从社会效益角度看，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性的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这种活动是通过创造财富的行为来达到自利的目的；而另一类则是非生产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其活动一般是通过瓜分别人已创造或正在创造的财富而达到自利的目的。这种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活动（rent－seeking activities）”，本文所研究的寻租行为就是这一意义上的寻租活动。

“租”或“经济租”，在经济学里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当一种企业家成功地开发了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那么该企业就能享有高于其他企业的超额收入。这种创新活动称为“创租活动（rent－creation）”或“寻利活动（profit－seeking activities）”。其他企业为追求超额利润会纷纷模仿后者的行为，这也属“寻利”范畴。寻利活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表现，可以增进社会的福利。但是，若人们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其活动的性质就变成了“寻租”，因为它们消耗实际的资源，且盈利较高，但却与产出毫无关系。比如，一个企业家开拓了一个市场后，通过寻求政府的干预限制其他企业的加入竞争，以维护其独家垄断地位，确保他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企业家的这种行动，就是寻租行为。

寻租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零和博弈，具有负的外部效应，不仅不能增进社会福利，而且阻止了社会从市场竞争中获益，同时消耗了社会经济资源。与其他经济理论一样，无论是寻租还是寻利，作为经济利益的当事人或独立的经济实体，都是在追求其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个人角度看，其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不存在谁好谁坏、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由于制度结构的变化，使得个人选择的环境改变了。当制度从有序的市场转向直接的政治分配状况时，寻租活动就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出现。这时的租金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租金，各利益集团对于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寻租，正是为了寻求这种制度租金。因为根据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主要模式，政府拥有一般通用准则的制定权，经营者拥有剩余准则的制定权和通用准则的选择权。对于经营者而言，其权利主要表现为对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拥有。会计政策选择域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各利益集团对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寻租结果，而且为企业的各相关利益集团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二次寻租提供了可能。

一、寻租理论与会计准则制定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寻租行为，主要是指寻租者期望通过一定的手段取得对某些缺乏弹性要素的控制权，以获取租金利润的行为。会计准则（含其规范下的会计政策）作为一种缺乏供给弹性、不能任意制定的公共物品（在某一社会范围和时间界限内，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需求即使提高得再快，其供给也无法增加。任何一个社会只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以较缓慢的方式增加或改进其供给），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后果和经济影响的重要产权制度，相关部门和机构总是围绕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与会计政策的选择权问题展开“寻租行为”。

（一）会计准则制定权历史演变中的寻租现象

会计准则产生于一定的客观环境，其制定权的安排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制定权安排的变迁中，寻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变迁中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寻租现象。这里仅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变迁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权安排的历史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在1906年以前，是经营者独享会计准则制定权的时期。这一时期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利益自然倾向于经营者，因此作为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一点在19世纪后期的支柱产业——铁道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使得政府开始主动干预铁道业，成为最先受管制的行业。美国1906年的赫本法案（Hepbam 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会计制度，用以确定适当的铁道业收益率和报酬率。铁道业的一般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转移到了政府的手里，于是1906～1933年为政府与经营者共享会计准则制定权的时期，因为该时期铁道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仍然主要由经营者独享。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政府意识到管制的重要性，因此从1933年开始便采用了“权力分享”准则模式，即政府拥有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经营者拥有剩余准则的制定权和通用会计准则的选择权。

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权的演变中，政府在其中经历了从无意创租到被动创租的过程。因为在第一阶段，由于铁道业的原因造成了市场失灵，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生活，此时租金产生于政府“良好的主观愿望”，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的。但是，由于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他行为的会计准则制定权由经营者掌握会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政府与经营者共享制定权的这种制度安排本身的缺陷，使得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经营者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滥用，最终引发了1929年的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及随后长达数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于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享有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经营者只享有剩余准则的制定权和通用准则的选择权。

“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完全衡量事物的有用性特征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处于“公共领域”。换句话说，任何一项权利不可能被完全界定，没有界定的权利于是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留在公共领域里。“公共领域里全部资源的价值就是租”，于是引起所谓的“追租行为”。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或介入），很容易形成公共领域。政府管制经济活动带来了租金，促使人们去争夺租金。因此，生产租金的根源就是：政府集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一种扩大公共领域的偏好——即“管制需求”。

（二）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协调

政府管制作为对政府政策并实施的一种公共管制，一般都会认为，政府管理与其他一切政府决策一样，应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中，“应该”是一回事，事实上究竟如何又是另一回事。政府管制有两种不同的“行为目标”假设：一种假设认为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另一种假设认为政府实际上服从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政府管理经济学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政府，并非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机构，而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被某些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府”。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使得这些政府官员所遵循的原则就是“最多选票”原则。为此，他们可以与给他们提供选举帮助的特殊利益集团建立“策略联盟”。由此可知，公共管制在表面上被政府宣传为“满足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而在事实上却成了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牟取垄断利润的工具。而当某利益集团在寻求政府的公共权力支持时，必然会有相反的利益集团在阻碍该利益集团的这种努力。这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政府的经济管制行为。这是由于政府的公共权力是利益集团寻求租金的重要潜在源泉，它可以给某利益集团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也可以给某利益集团带来致命的损失。对于要面对这种不同结果的选择，理性的利益集团（或个人）均会明智地作出自己正确的行为选择——通过游说、疏通政府，使对自己有利的管制政策得以通过，并阻止那些对自己有害或不利的管制政策的通过。

政府拥有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这种准则具有较大的强制性，对于这种政府规章的破坏，也就等于对政府的藐视，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会计准则出台前，就会有很多利益集团向政府游说和疏通，以便使其从政府手中获取较多的租金。此时政府处于“被动创租”。根据经济人理性假设条件下，政府的被动创租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通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同样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他们会与寻租者沆瀣一气创租寻租，或通过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增加其中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人为地制造租金，诱使其他利益集团向他们进贡（准赞助）作为获取这种租金的条件。或者通过故意提出某项会使某一利益集团受损的政策或规定作为胁迫，迫使这些利益集团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他们（准摊派），以求高抬贵手放弃制定或实施该项政策或规定，使自身利益不再受损。这是政府的主动创租行为，此行为是政府主动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因此，政府在制定通用会计准则时，自然向政府利益倾斜。同时，也会受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利益倾向，最终通用准则的形成是各方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在承认政府的第二种目标时，并不否认政府的第一种行为目标。当一个政府确实是由全体民众或民众中的大多数选择和拥护出来的话，他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并因此而享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民众的利益，通用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公众利益”。因此，在很多方面确实提高了效率，增进了社会福利。

（三）管制与寻租的关系

寻租活动正是在政府承担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责任，或者说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资源拥有者对其资源支配和使用的这种制度下，此时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是间接的，企业和个人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具有经济人的行为特征。

政府对会计准则的管制程度，与租金的多少，进而与寻租活动的活跃程度和规模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于“拉弗曲线”的线性关系，如图5—1。

这是一条动态曲线。寻租活动的高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对应于不同的管制程度（%），这与各国协调失灵发生的程度不同有关，即与各国政府对会计准则的管制内容、管制力度和管制方式方法有关。

图5—1　寻租与管制基本关系图

在政府管制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下，虽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但是政府管制带来了租金，促使人们去追逐租金。利益集团清楚地知道，通过影响政府去设立限制其他利益集团的管制条例，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利益要省力得多。于是，各利益集团会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政府交易活动中去，这样一种低效的通用准则便产生了。这里，低效的会计准则并不是无效的会计准则，而是指这种会计准则仅对某些利益集团是有效的（即净收益为正）。但是从整个社会看，却是无效的（即净收益为零甚至为负）。

与此同时，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还存在着企业的寻租行为问题。理论上看，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企业寻租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以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一般通过直接给准则制定机构施加压力、游说其他政府部门等方式来达到寻租目的，如前述的70年代美国石油天然气准则和90年代补偿性认股权准则。二是作为经济人的管理当局，通过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管理当局利用会计准则这种不完全契约的特性，利用在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剩余控制权，斟酌选用会计政策，以达到寻租的目的。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寻租空间：可能性分析

会计政策选择是一种剩余控制权的表现，剩余控制权的份额来自选择域的大小，为了扩大选择域，寻租成了必然的步骤和手段。

由政府制定会计准则，说明政府承担了部分信息资源配置的责任，或者说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信息资源拥有者对于信息资源的支配和使用。其实质是政府对于会计信息的一种管制行为。政府的这种管制行为是由政府与其他各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来决定的。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使得政府和其他各利益集团一样都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政府为维护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必须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缓解各利益集团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抵制压力，以保证通用准则为各利益集团所接受，让企业拥有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也使得通用准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各种突发事件。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或权利），这是政府的被动创租行为。政府放弃的利益越多，那么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租金就越多，各利益集团由此获得更多利益的机会就越多。各利益集团为了使得政府被动让渡更多的利益以增加自身的利益，各利益集团就会向准则制定机构的官员进行寻租，以期在会计准则制定时留给企业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域。

由于契约总是有着不完全的特性，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契约，同样具有不完备性，无法预计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而契约的刚性又使得缔约双方无法对会计准则规定以外出现的新情况重新修订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摩擦（communications frictions）”。因此，允许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具有某些灵活性，使得企业能够对其环境和不可预见的契约后果作出灵活的反应，以解决由于契约与现实情形发生摩擦所引起的问题，从而使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契约各方如何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的焦点，使契约成为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由于会计政策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财富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这使得会计政策的选择成为各契约主体关注的重要契约内容。

与此同时，企业的管理当局作为资源投入运作的实际操作者，天然具有其他利益集团所无法获得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从而产生所谓的“沟通摩擦（contracting frictions）”。正是有了沟通摩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大有作为，实证研究也表明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归属于企业管理当局。企业管理当局对于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拥有，增加了管理人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其他利益集团要想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限制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其他各利益集团为限制管理当局的选择权力的范围努力向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官员进行寻租，以促使准则制定时会计政策的选择域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特权”下获得的利益不受损失，必然也会向准则制定机构的官员进行寻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两者寻租的程度将对准则的制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会计政策选择权产生：寻租动因分析

通用会计准则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由于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到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一“经济后果”必然会引起各利益集团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寻租活动。

管理当局所作的任何一项会计政策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它的价值取向。正如美国会计学会在《关于会计信息的社会影响的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无论政策制定者是否意识到，每一政策的选择都是对不同个体偏好，以及各种影响的权衡。在这个意义上，会计政策选择永远也不可能是中立的。它总会照顾一些人的偏好而牺牲另一些人的偏好”。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是无法避免的。

（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引起的各利益集团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分歧

如对于管理当局而言，希望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达到管理人员报酬最大化，而对于投资者则希望资本收益最大化。可见，不同的利益集团希望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达到的利益动机是不一致的。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同立场，如股利立场、节税立场、脱困立场、风险转移立场、募集资金立场等等。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管理当局在与其他利益集团达到关于企业会计政策的契约时，比其他利益集团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管理当局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将会利用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管理当局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其他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若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偏向其中的某一利益集团，则可以相对地减少这一利益集团的损失。于是，其他各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极力想使管理当局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偏向自己。由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利益集团同管理当局博弈的结果，博弈结果偏向的那一利益集团将会获得会计准则制定时留下的“公共租”中相对较多的部分。那么，其他各利益集团为了在博弈中获胜，必然会积极地向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管理当局进行寻租，以取得管理当局的“青睐”，获得更多的既得利益。

（二）由于管理当局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寻租行为

会计政策选择权是企业契约中产权契约内容的延伸，包含在剩余索取权中。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管理当局被赋予了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剩余控制权，那么管理当局就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中的机会主义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利益集团在制定会计政策选择时，由于交易的特别性的存在使得各订约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所订契约的执行中，要获得与某个订约人的行为有关的信息，就必须付出代价。这时，该订约人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信息屏障来谋求自身利益，同时损害其他订约人的利益，于是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它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企业契约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塑性”，即该契约行为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良好机会的可能程度的大小。管理当局为实现自身的机会主义目的，就会通过运用会计政策选择形成的信息屏障来增加企业的可塑性。而其他利益集团将会由于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受到损害。因此，其他利益集团为了减少损失程度将不得不向管理当局进行寻租。

（三）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寻租

由于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者与代理人（内部人）存在着效用差异，导致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两者都会力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内部人拥有较多的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特别是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或者所有者的监督缺位，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更为突出。内部人利用自身掌握信息上的优势，往往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另外，在1993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管理当局的自主权被最大限度地剥夺了，国家是企业的惟一利益方。国家作为会计制度的制定者及会计信息的惟一使用者的情况下，会计制度具有高度民主统一性，不存在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与可能。但是1993年7月1日“两则”、“两制”的颁发，给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寻租现象也随之产生，而且越来越普遍，并强烈地表现出它特有的形态。当然，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某些不足也为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条件。例如，现代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雇佣和报酬契约，股东大会、董事长与经理人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等等。

四、会计政策选择权的特别分析：变更时的寻租

会计信息具有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是企业利益分配和财富转移的信息基础，是履行包括管理人员报酬计划和企业债务契约在内的一系列契约的依据。会计政策选择则是企业会计信息揭示的基础。会计政策的变更将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揭示，影响到各利益集团的财富分配，同时也为部分利益集团重新获利提供了机会。因此，会计政策的变更对企业的各利益集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有强制性变更和自发性变更两种。

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变更是因会计规范改变而不得不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这种变更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政府干预下的会计政策变更将直接影响到政府与其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虽然这种变更的政府动机是好的，但是利益被减少的集团必然反对会计政策的变更。这部分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也就必然会向政府寻租，以期改变政府的想法，而利益增加的集团为了既得利益尽早获得或获得更多，防止政府想法的改变，而向政府寻租。这些寻租行为的产生，是政府无意创租的结果，这是由于政府良好的主观愿望而产生的寻租。

所谓自发性的会计政策变更，是指由企业根据其特定情形，对其原本采用的会计政策主动进行的变更。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是极易发生财务操纵的领域，是由管理当局进行的变更。而任何会计原则和方法都会导致特定的经济后果，同时也决定了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格局。有条件对选择会计政策施加影响的利益集团，一般不会作出有损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因此，管理当局作为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拥有者，为了自身利益，可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加某一利益集团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人为地制造租金，诱使其他利益集团向他们进贡，作为获取这些利益的条件；另外，管理当局（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他们会在公司上市前包装、上市后为达到配股条件，保持股票价格或公司形象等，利用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优势进行利润操纵。由于既定利益是一定的，管理当局要想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必须迫使其他利益集团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管理当局分享。其他利益集团会力求保护原有的政策并设立新的“创租制度”，不得不对管理当局进行寻租。这是管理当局一种“主动创租”行为。在自发性的会计政策变更中，并不排除管理当局出于“好意”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在会计政策变更中必然会触动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这部分利益集团一定会向管理当局进行寻租。这是管理当局的一种“无意创租”行为。

五、会计政策选择中寻租行为的危害

应当注意到，无论会计政策选择在企业的实践还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会计政策选择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一方面，由于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企业处理各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会计结果，从而影响到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收益观”。另一方面，由于反映会计处理结果的会计信息是各利益集团进行决策的依据，因此不同的会计政策下产生的会计结果就可以导致各利益集团作出不同的决策，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观”。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不同、在不同企业的激励因素和机会以及内部机制的不同，两种观点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资本市场环境下的会计政策选择，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会多一些，“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会更加明显；而欠发达资本市场环境下的会计政策选择，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他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经济收益观”的地位便更加突出。

具体到会计政策选择中寻租行为的危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使得会计信息具有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会计信息具有不完全性。由于寻租的存在，又使得管理当局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可能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不同，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重点也将不同，对于其他利益集团利用此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时，会给使用者的决策带来失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2．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及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当局的监督控制需要花费较高的信息成本，所以会计信息的分布经常也是不对称的。其他利益集团向管理当局进行寻租，又使得管理当局在会计政策选择上会偏向某一利益集团，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而管理当局则是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于是管理当局利用其他利益集团的“无知”选取恰当的会计政策，而将信息的披露程度定位于一个能使其他利益集团“满意”的水平。其他利益集团因无法获得与管理当局对称的信息而对管理当局作出有失公平的评价，使得控制失灵。另外，在证券市场中，会计信息披露的优劣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效率。证券市场中证券价格对会计信息反应的灵敏度、准确度将直接对社会资源的流向及其调节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到证券市场效率的高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管理当局为实现自身效用，会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作出败德行为，由此将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使得证券市场投机行为盛行，导致证券价格不能正确反映公司经营业绩。这种劣质会计信息的披露会使得投资者缺乏对披露的信息的信任，失去投资信心，从而降低证券市场的效率。

3．管理当局拥有剩余准则制定的剩余控制权，与此对应，管理当局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由于信息不对称，就容易形成剩余索取与风险责任的不对称，最终会导致市场失灵。各利益集团之间关于会计活动的信息不对称，会出现权利与责任的不统一，易发生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监督不力的问题，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发生损失。管理当局利用自身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优势，选择增进自身效用、且能把风险转移给其他利益集团的会计政策，就会因此使得企业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效率蒙受损失，导致市场失灵。

4．损害市场经济的秩序。尽管会计信息只是市场信息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却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公平效率性，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谐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寻租行为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有序性：①市场经济主体秩序，即扭曲了进入市场竞争的主体的资格、权利、责任的一系列制度条件，尤其是触及企业激励、企业风险等根本利益的产权制度；②市场经济交易秩序，即扭曲了确立交易条件的规则，包括价格决定和价格竞争规则，导致价格决定脱离市场供求约束，交易条件确定违反等价交换准则；③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即扭曲有关法律制度的确认，使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失去法律的支持和保障；④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即扭曲了市场经济诸方面体制秩序的道德肯定，破坏了以“守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准则，实质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能力的不信任和对交易主体履行义务、责任能力的不信任，最终形成一种道德无政府状态。

至于会计政策选择寻租行为的治理对策，将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稍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