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企业外迁的态势

4.1.3　深圳企业外迁的态势⁽⁵⁾

从2005年起，深圳企业往别的城市转移就有一个加剧的过程，预计10年之内，随着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一些劣势企业外迁将是一个趋势。一方面企业在深圳的土地、人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加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条件越来越完善，对传统的加工贸易、工业制造企业形成一定的诱惑，“基本每一两周就有一个中西部城市的招商引资推介会”。

深圳确实有一批企业开始外迁，这是深圳产业升级的一个正常现象，并不会造成产业空心化。企业外迁将导致深圳产业空心化的观点是“渲染的悲情”，一部分往外地城市迁移，只是深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的、自然的表现，这意味着深圳的城市价值在成长。

“70%—80%的企业属于主动外迁”。“在城市的发展中这很正常，上海就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表示要把劣势企业迁移出去，实现产业淘汰升级。”一个城市的产业升级分为四个阶段，制造业—服务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深圳目前已经过渡完第一阶段，承接了香港等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升级向高端服务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迈进。“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有部分企业流失，也不能百分百避免损失，只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城市的发展是没有负面影响的”，目前深圳企业的外迁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投资商会接触的有外迁意向的数百家企业中，有70%～80%的企业属于主动外迁，“一些深圳发展起来的企业要成为在国内市场有影响力、甚至是要成为跨国公司，都要有一个发展布局，除了珠三角，还要在长三角、环渤海一带城市布局”。这些外迁的企业只是在外地建立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结算、物流、研发中心还是在深圳。这样的外迁只是相对外迁，企业的核心部门还在深圳，也离不开深圳，这对深圳来说只会提高深圳的资源利用率，深圳的核心价值并没有流失。

“但如果成规模绝对外迁，深圳流失一些企业，而没有抓住机会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产业空心化还是有可能的。”企业绝对外迁包括税收、熟练工、配套行业的彻底流失，这样的结局很不妙。

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导向的变化和深圳的产业转型升级已不可逆转，深圳希望那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出深圳，腾出发展空间，供那些高新技术企业和循环经济企业进驻和发展。但理想与现实往往会发生诸多偏离，可能需更多磨合才能达到平衡。而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最多且还有土地可供开发，并受此次企业外迁影响最大的区——宝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产业结构调整试验，而这场试验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深圳对整个产业升级能否成功的期许。

深圳产业升级受土地、环境等“硬”环境的制约，使一大批深圳企业有了“迁徙”的欲望，是外地招商团纷至沓来的根本原因。但值得警惕的是，在这场迁徙大潮中，除了深圳希望迁走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低端产业，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在流出。

出走深圳，已不是个别现象。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最新的调研显示，到2007年6月，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工业企业外迁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呈现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种“有规模、有组织外迁”的直接体现是，2007年上半年，由深圳六区政府、行业协会及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在异地签约设立的“深圳产业转移园”共有20多个。

2006年10月，深圳市贸工局曾就企业外迁形成一份详细报告，并提出企业外迁“总体情况尚不太严重，对我市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在1%以下”。2007年7月，最新的一份调研报告则认为，外迁趋势不断扩大，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初步测算，近期企业外迁对深圳工业增速的影响在2个百分点左右。

据数据显示，2007年1―5月，深圳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3个百分点。在全国大中城市里，深圳工业增长水平倒列第二位，仅高于上海。统计表明，2006年1—9月深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7. 2%。到2007年，1―9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182. 28亿元，增长15. 2%，增幅较去年回落了2个百分点。企业外迁的影响，似乎已经明显地反映在成绩单上了。

从2004年—2006年6月，规模生产以上的仪器仪表企业共有9家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8亿元。杜口里的“东迁”，即迁往东莞。

鲜为人知的是，深圳在仪器仪表行业素有“世界数字万用电表王国”和“中国南方仪表仪器生产及研发基地”的美誉。深圳市贸工局资料显示，深圳仪器仪表经营企业近400家，从业人员5万人，2005年工业总产值为208亿元，进出口总额13. 5亿元。据统计，深圳年生产数字万用电表840万台，行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数字万用电表产品数量的80%，出口率高达70%。预计2007年深圳万用电表产值可突破30亿元，比2006年增长50%左右。

手掌大小的数字万用电表，在深圳，做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产业”。在已经整体搬迁的仪器仪表企业中，世界上两家最大的万用表生产企业深圳华谊仪表有限公司和优利德国际有限公司，已经整体搬迁至东莞。此前不久，华谊仪表刚刚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只不过它的前缀不再是“深圳”，而是“东莞”。

中国仪器仪表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5%，深圳华谊一家就差不多占30%多，公认的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的老大。优利德也差不多。

在深圳，机械行业是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二大产业，也是外迁企业最多的一个产业。目前，深圳全市机械经营企业超过1万家，从业人员65万人，2005年工业总产值达1500亿元。调查显示，到2006年6月，机械行业共有26家外迁企业，涉及工业总产值21. 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上亿元的企业有7家。如今，机械行业的外迁并没有停滞的迹象，反有越演越烈之势。

深圳不愿看到也没有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纷纷加入这场外迁大潮。工业企业纷纷外流，其实是深圳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从建市开始，深圳就不停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的迁出与迁入，按理说不值得大惊小怪。

经过27年的发展，深圳工业发展有一条明显的曲线。1980—1985年，是深圳“铺摊子”起步阶段，工业以“三来一补”为主要方式，以电子、服装、纺织、皮革等行业为重点，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结构。1985—1990年，是深圳工业蓄势阶段，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并重，初步形成了“产业以电子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的外向型格局。1990—199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崭露头角，支柱产业逐步形成，1995年深圳工业总产值达90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226亿元。从1995年起，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增长点，至2000年，工业总产值达2586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065亿元。

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深圳工业迅速实现了三大转变：从来料加工到自主生产的转变，从小型、分散生产经营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转变，从传统产业为主导到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从而初步建立了区域经济特色比较鲜明的现代化工业体系。2007年11月，深圳发布《深圳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2008—2010）》⁽⁶⁾，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细化和升级。如今，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摒弃附加值低、高污染产业已成为深圳上下共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市场无情，也是自然生存法则。随着深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一大批通过高污染和低廉劳动力价格水平谋利的低端制造业，不得不另寻出路。这是深圳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统计表明，外迁企业中“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数量所占比重较高，二者合计为69%。

但深圳方面不愿看到也没有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纷纷加入这场外迁大潮。而这些企业当中，一些还是行业的佼佼者甚至领头羊。

在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华为一口气在那里“啃”下50万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设，每期投资20亿元，建成之后将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产线搬迁过去，主要用来生产交换机等。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完成了地下工程部分，预计年内全部完工。

华为松山湖项目总投资将达到40亿元，项目包括建4栋厂房、1栋办公楼、1栋食堂、1栋机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将投入使用，一期人员包括生产和管理人员在内，可达到4000多人。

将总部留在深圳，工厂搬到外地，是正常的，也是深圳欢迎的。根据华为的规划设计，华为在东莞松山湖一、二期工程将形成600亿～700亿元的生产能力。

对于华为这样的项目，深圳应该是能够想办法解决的。一项很简单的算术题，4000多名员工每年形成600亿～700亿元的生产能力，人均年生产能力可达到0. 125亿～0. 175亿元，有多少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均产值能达到如此规模？

此外，连续11年获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名的中国名牌内衣企业深圳安莉芳公司已将生产基地和主要经营业务迁往山东济南；比亚迪在惠州设立手机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投资达60亿元；世界最大的两家数字万用表生产企业深圳华谊公司和优利德公司全部搬迁至东莞，它们是深圳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尽管从主观上，深圳更希望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环节和有污染的企业转移出去，但是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和内地所瞄准的却是深圳有一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先进制造业。据悉，南京雨花石区就多次抵深，成功地将华为、中兴、比克等知名高科技企业吸引过去设立研发中心。

没有梧桐树，留不住金凤凰。在深圳没有发展余地了，只能搬出去了，而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头。企业外迁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显而易见，工业用地短缺。去年10月出台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32家外迁企业中，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选择该项的企业有20家，占62. 5%；排在第二位的为“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选择该项的企业有16家，占50%。很多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困境，房价上涨，房租也水涨船高，出租房由于想获取更高的出租费用，经常会骚扰租方：你们什么时候搬走啊？

深圳总面积1953平方公里，除去一些山地及生态用地，可供开发土地总面积约为700多平方公里，目前已开发土地500多平方公里，剩余可供开发土地不足200平方公里，如果按照每年开发10平方公里的速度，再过二三十年，深圳可能将落到无地可用的尴尬境地。

主要是深圳没有地了，市里也开了很多次会，但没有整块的地，当时生产任务也很重，就搬过来了。其他在用地的价格、用电以及优惠政策上，东莞松山湖与深圳没有太大区别。

在政府服务上，深圳这个曾以高效闻名的经济发达城市，如今效率反成了“软肋”。土地制约是客观因素，是硬条件。那么，在政府服务这一软环境上，深圳这个曾以高效闻名的经济发达城市，如今效率反成了“软肋”。

从申请到给地，要花半年左右时间。从拿到地再到动工，要花一年半的时间。基础开工要一年多时间，现在电还没有用，因为和深圳一样都是通过省网供电，估计价格也差不多。华为一营运高层数列了东莞松山湖项目的进度，并与深圳比较，得出结论是：从时间上来看差别不大。作为大型企业，华为在深圳政府部门办理相关业务能走绿色通道。但在松山湖这边，只需要同松山湖管委会打交道就可以了，其他相关事宜由管委会再与东莞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而在深圳，则会麻烦很多，时间差不多，但要与很多不同的部门打交道，归口管理有所不同。

企业外迁，政府服务跟不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深圳模具产业集聚基地从2002年开始提出申请，耗时长达四五年之久，直到去年8月才批准动工。如今，落户宝安区公明、占地约162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正在兴建当中，有望在2008年底投入使用。除了土地限制，市、区、街道之间的协调不力，是项目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在与外迁企业座谈时，有些企业对深圳政府部门的评价是：在办事规范方面一流，但办事效率却不敢恭维⁽⁷⁾。

2007年12月，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正牵头向深圳市政府提出在特区内建设行业总部基地的建议，总部名称都想好了，名为“深圳仪器仪表大厦”或“深圳仪器仪表总部大厦”，简称“深仪大厦”。深仪大厦一旦建立，将能集中40～50家优势企业，形成集团效应，从整体上提升深圳仪器仪表行业的实力和对外形象。初步估算，届时行业总部基地每年产值将达到30亿～40亿元，能给深圳财政带来3亿～5亿元的税收。

另一良机是，现在哈尔滨的国家电工仪器仪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了贴近市场，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近期有意迁往深圳或上海。如果深圳能够提供几千平方米的地方，将这家国内惟一的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迁到深圳，深圳将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一所配备有国际先进水准的检测仪器与设备，具备国内一流水平的实验室。

难道招商团就是来接收那些污染大、附加值低的企业？他们同样盯住那些优势产业和高科技企业。深圳企业纷纷外迁，各省市招商团闻讯而来。

以2007年7月上旬为例，7月3日，湖南省省长周强带队抵深；7月5日，宁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朝鲁率领宁波市党政代表团抵深；同一天，贵州在深圳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将率队抵深招商；7月11日，江西吉安、山东泰宁来深圳招商。

深圳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纷纷外迁，外地招商团源源不断前来，一切并非巧合。杜如彬直言不讳：“难道你以为这些招商团过来，就是来接收那些污染大、附加值低的企业吗？他们的目标同样盯住的是那些优势产业和高科技企业。”

“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希望企业发展壮大，一方面也不能把我们好的企业都介绍出去了。”杜如彬认为，招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发达地区，工业少的地方，都可以考虑，但去不去还得看深圳的优势和对方的优势。企业发展壮大后到外面发展，是必然趋势。大了，一定要发展。“儿子养大了不能窝在家，但不能把这个行业越搞越小。要留住一个行业，不只是一二个企业。没有行业，你这个城市就没有优势了。”

深圳想再扩大辖区面积几乎不太可能，如何在现有的“一亩三分地”上种出“高产田”，更贴近实际。深圳27年的发展，不仅让这个城市现代、靓丽，更重要的是它先于内地建立起了完备的市场化体系，加之毗邻港澳，物流、商贸发达，深圳仍有着内地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

东莞亿利达董事总经理刘恒龄说，最为头痛的是高科技研发人才不愿留在东莞。“以深圳的名义招聘大学生更好招聘，以东莞的名义不好招。”刘恒龄介绍，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愿呆在东莞，不得已，公司只得每天派专车接送，“约有30人左右，每天上午花一个小时接到东莞上班，下午花一个半小时送回深圳家里。每天如此，从不间断。”

亿利达精密机器厂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注塑机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员工500余人，拥有国际先进的加工中心，注塑机生产线及大、中型先进机械加工设备400余台，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注塑研发、制造基地之一，其注塑机产值已跃居国内五强，2004年产值超过人民币2. 8亿元，目前在东莞的5万平方米新厂房已经投产。

刘恒龄透露，东莞市市长曾亲自向他许诺，希望解决这一批科研人员的东莞户口，但这些人员仍愿意保留现有的深圳户口不变。在刘看来，原来在深圳南山的厂房周边治安，明显要好于东莞。“说实在的，总体来看，深圳的投资环境要比这儿好很多。”刘这样总结。

其实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它有一系列的配套和市场机制，这就是深圳的优势所在。从现在来看，这种优势还在，如果再不加以控制，等到其他地方市场培育起来，深圳再想挽回也来不及了。

企业外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企业外迁这个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好，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就像上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但这并没有削弱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反而促使向高端领域转型。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样造成“空心化”。

发展空间有限，是深圳相较其他内地城市最大的痛楚。多年来，深圳谋求土地面积扩大的努力从未间断。在每年全国和省“两会”上，不断有全国、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给深圳划拨更多土地。比较可行的一种建议是将惠州市惠阳区和东莞紧靠深圳的几个镇划归深圳管辖。

这种扩大深圳辖区的做法，大都停留在呼吁阶段。其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几年前将惠州的惠阳区划归深圳辖区这一计划已经提交到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桌上，但因当时主政惠州的领导强烈反对，最终宣告“流产”。有迹可循的是，因为这一消息，惠州惠阳地区的房价曾一度飙升。

如果说，更多低端制造业如深圳所愿离开，同时也裹挟着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出走深圳，这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产业的更替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理想，则在预料之外。宝安区观澜街道办是深圳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事实证明，淘汰企业本为“腾笼换鸟”，但由于固有的厂房面积依然有限，引进企业从规模和产值等各方面相比，差别并不明显，一些大企业仍难入驻。

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外迁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反映，尤其是伴随着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劣势企业的外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深圳市贸工局在作了近半年的调查分析之后，也委婉地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是也有税收贡献大、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的属于深圳市鼓励发展类的企业出现了外迁现象。控制好企业发展节奏，把握好消长平衡是当前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任其自然发展势必对全市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消长平衡的度在哪里，如何拿捏？深圳费尽思量。

没有工业的深圳，将是一个轻飘飘的深圳，就像一个人没有了脊梁，走路都会不稳。一两个企业搬出去很正常，但在之后呢？我更担心的是一两个企业带动了整个产业出走。杜如彬以深圳仪表仪器行业为例说，如不加以重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后果不堪设想，杜解释说，这句话并不是出自他本人之口，而是中国仪器仪表泰斗、“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说的。“一个工业大国工业不发达，不行，工业发达仪器仪表不发达不行。而一个重要城市，工业非常重要。”

杜如彬认为，深圳是南方仪器仪表最发达的地区，仪器仪表是珠三角领军行业，在全国也是最活跃、最有前途的一个产业。深圳仪器仪表产值一年360亿元，“比例占深圳全盘的工业比重不大，但附加值高，高产值，高效率，没有污染。”在他看来，深圳高层只要稍加重视，是可以解决仪器仪表企业大举东迁的问题。

产业“空心化”的危险也在被人担心。深圳市政府一位高层就提出，当年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进行产业转移，“四小龙”向东南亚一带进行产业转移，都没有影响当地工业的地位。但深圳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像香港一样，逐步出现产业空心化，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对当年香港产业转移造成空心化都作出负面评价，很容易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如果说，香港产业空心化还能够通过高端服务业来支撑和维持，那么，没有工业的深圳呢，它的未来能靠什么？深圳没有香港完备的体制、规则、自由港政策，也不能为世界工厂提供高端的服务。

深圳可能不会像香港一样产业空心化，还会有一些大工业存在。深圳现在的问题是，产业政策方向抓的是大企业，忽视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深圳的整体环境已经不适合于一些产业存在，比如地价上涨太快，又缺电，配套不好。另一方面，房价上涨太快，不能留住人才，深圳已不再是适合创业之地。

但这些大工业企业在深圳目前的发展态势下，还能在深圳呆多久，现在深圳为了吸引留住一些企业，采取一种短期化政策，比如某企业把地区总部设在深圳，就可以得到多少资金奖励和优惠。这些企业在几年内的确留下来了，但是几年之后呢，你提供的环境不行了，企业又都是利益主导的，谁能保证他们不走？

假如深圳企业外迁以现在的趋势持续，加上深圳房价高起，5年之后，深圳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人口总数可能下降到千万，大量的打工者另谋出路。若是那样，深圳将不再是中国的一线城市，而只是一个二线城市；若是那样，深圳将不再是代表中国改革进程的城市，而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深圳外迁企业为何纷纷选择离去。因土地短缺，因房价高企，因营商成本上升。那些曾给深圳带来辉煌和还在带来辉煌的企业，大举外迁或准备外迁。

从政府层面来说，深圳希望一些低端产业逐步迁出，但问题是现在一些深圳鼓励的高新技术和传统优势企业也在出走。那么，这些高新技术和传统优势企业迁出之后状况如何，那些准备外迁的高新技术和传统优势企业又有什么想法呢？

经过对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一番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在外迁和准备外迁之时，其实并不想走，他们在外迁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准备外迁之时，也有着一番艰难抉择。

企业不应只关注成本。从城市整体水平来讲，深圳对推动企业成长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据了解，从事特殊计算机行业的深圳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来到深圳发展，目前已经成为该领域国内数一数二的企业。由于企业扩张，他们目前在北京开设了分部，但将总部留在了深圳。

最初吸引企业落户的是深圳对高科技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但十几年下来，企业在发展中得到了深圳的特殊帮助，比如说在信息上，深圳作为中国窗口式城市的地位，它的资讯一直保持发达的地位。在香港回归后，深港一体化，更提供了国际化的发展平台，这种优势应该说是内地城市目前、也是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提供的。在目前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公平透明的政府管理、开放健康的市场环境等，对于一个希望发展壮大的企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有心做大的企业，所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成本，还有企业站在什么样的平台上，未来准备怎么发展。

一家公司割成两处。企业的迅速扩大，对用地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利好政策仅时隔两年左右，重型企业外迁的情况就已开始出现。早在三年前，伴着利好政策的实施，机械业务量的骤增，机械企业设备的增加和厂房的扩容，深圳可供利用的新的厂房也越来越少。

企业扩容遭遇厂房之困，帝马早在2003年就已曾遭遇。12年前，由十几个人发展起来的帝马公司如今已达近200人的规模。而随着业务量的攀升，设备升级，公司厂房不得不扩容。其时，帝马公司所在的石岩白芒工业区，找不到一处合适做厂房的建筑。无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离白芒工业区厂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栋单独的楼宇勉强用于生产厂房。原来的厂房留做仓库。按公司设备的要求，厂房层高需6米，但久经选择后租下的厂房层高只有5. 5米，这样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车的设备，却因层高制约，只能采取半人工半机械化操作。

一条生产链人为割成两处，给帝马公司带来的麻烦远不止这些。最让帝马公司难受的一点就是物料的运转。叉车是物料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叉车要将物料从生产车间运至白芒仓库，必须经过一段公路。但是按照交通管理规定，叉车是不允许上公路的，而企业的物料运转非用不可，每次物料运转都只能铤而走险。一旦遇到执法人员，即便不被处罚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向执法人员证明企业叉车上路的无奈。

帝马公司的尴尬曾在西丽一些机械企业身上重演。过去大多数机械行业厂家在西丽，现在随着深圳城市规模增容，西丽也快变成闹市区了，根本无新的可供利用的厂房。而有的企业，其业务量决定了他每年要增加上百台设备，厂房供需矛盾日趋严重。

外迁引起政府重视。事实上，早在2006年5月，深圳市贸工局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去年5月19日，一份《关于开展深圳市工业企业外迁情况专题调研工作的通知》下发到各区贸工局及相关协会，要求各部门在当年6月5日前将相关数据报送至贸工局工业规划处，包括计划外迁、已外迁、拟外迁企业情况。

2007年3月16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获得十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此前可提供给外资企业的15%税收优惠被新法规定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后25%的税率所取代，新法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2007年4月5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2007年第17号公告，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新增了184种商品，自2007年4月26日起执行。商务部同时表示，对加工贸易商品加以限制的禁止目录开始动态调整，每年年初公布一次。这意味着加工贸易政策开始进入快速调整周期。

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2268项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涉及的商品范围在海关税则包括的全部商品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37%.

2007年7月23日，国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重拳出台加工贸易新政：根据两部门联合发布的2007年第44号公告，共有1853种商品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出口产品目录，而从事这些商品生产的加工贸易企业，被要求实行银行保证金“实转”管理。这意味着，此前在加工贸易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时按照“空转”管理，往往不需要实际缴纳的保证金，将成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现金支付⁽⁸⁾。

阅读资料4-1：

（1）宝安“腾笼换鸟”企业远走惠州。万龙辉还会偶尔到辖区的一家公司门口转转。一年前他的身份是这家名叫国楹制品厂的厂长。那曾是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工厂在这里呆了近8年，去年8月份才搬到惠州去了。”万龙辉说，开办这家工厂的老板是香港人，当年那老板邀请他到这家工厂当厂长，帮他打点工厂大小事务。

国楹制品厂是一家生产油漆和油漆加工类的“三来一补”企业。1998年，这位香港老板看中了宝安观澜的土地优势和办厂的优惠政策，就在当年的君子布村村口买地建厂。随着深圳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不是被淘汰就是外迁。国楹制品厂也面临抉择，最后于去年8月搬出观澜，远走惠州发展。“工厂不符合环保要求，消防设施以及工厂和员工宿舍太近，都导致工厂不得不搬走。”万龙辉补充说。

（2）首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宝安。国楹制品厂搬离观澜，只不过是深圳加工制造企业命运的一个缩影。根据宝安区贸工局初步统计，今年1—9月份，宝安区已经淘汰不良企业355家，如今已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当年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就是在宝安区石岩街道诞生。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深圳轻工业进出口支公司及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了“三来一补”协议书，协议书为“001号”，被认定为深圳引进的首家港资企业。

自从第一家“三来一补”落户宝安，宝安区成为这类企业的重镇，如今宝安区提出“产业第一”的战略，就是有这些企业作为雄厚基础。

宝安区贸工局局长贝济标说，过去土地资源比较宽裕，宝安可以“只进不退”地调整产业结构，但是现在宝安的土地、资源及人口现状，已不允许这样做，必须面临抉择。

“三来一补”企业会不会遭淘汰，要不就搬走或者改造升级，正面临“向上的痛”。如果按前几年土地开发速度，只需三年宝安将无地可用。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只能在“有进有退”中进行。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观澜街道一度成了宝安区谋求发展模式改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试验田，率先提出发展循环经济。

（3）观澜成全市唯一循环经济试点街道。观澜街道率先在全市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新思路，并随后成为深圳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唯一试点、示范街道。这一做法很快得到包括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市长许宗衡的批示，受到肯定。今年3月，观澜街道特组织专家对《观澜街道循环经济之工业园区生态建设与规划研究报告》进行评审。“作为一个街道，出台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都有示范意义。”当时参加评审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市政府顾问倪嘉缵如此感慨。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也重点提到“三来一补”企业将来的地位变迁情况。按规划，2010年该街道工业园区太阳能普及率要达到60%，2015年达85%，而“三来一补”企业将要从目前的64%到2010年下降到小于32%，到2015年将不到5%。“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工作，并非企业外迁这一现象就能解释全部。”贝济标说，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宝安就出台了8份文件。

淘汰企业也有明确规定，主要是无牌无照，违法经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破坏环境、污染重，违反环保法规、乱排乱放的企业、违犯劳动法规和社保政策，存在较大劳资纠纷隐患的企业以及能源消耗高、技术落后，规模小、效益差，依靠劳动密集和从事简单加工等5类企业。

（4）宝安将重点改造旧工业区。将一些不符合深圳产业升级的企业淘汰出去，不是深圳的目的。引进高新企业或循环经济企业，或许才是根本。

“很多企业因成本等原因被迫外迁，导致一些企业不理解，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淘汰和赶走企业，其实并不是这样。”贝济标很感慨地说，相反政府还在不断引导企业发展，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他说，仅宝安区就建立企业退出的四种机制，并希望企业把总部留在宝安，在宝安从事研发、设计、接单、通关、物流等经营活动，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向外转移，并不针对某个行业、某类企业，不搞“一刀切”。

而要引进的大企业项目，目前宝安区只能靠那些还未开发的土地和正在规划建设的高新工业园区。在引进项目过程中，观澜街道办负责发展循环经济相关协调工作的黄轶对此深有感触。她说，政府目前一点都不担心引不进企业，关键是引进什么样的企业和对引进企业有什么要求。

正是由于新的园区和土地都有限，要大展拳脚，还必须盘活老工业区。宝安区发现，如何真正发挥旧的工业园区的作用，才是“腾笼换鸟”的关键和命门所在，否则淘汰企业后，可能因工业园区本身条件限制，引进来的企业并没有很大作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

贝济标透露，宝安区目前对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对旧工业区进行升级改造。他说，由于旧工业区改造涉及利益太大，改造工作将非常复杂，目前宝安区只是在做试点，具体工作没完全铺开。

据宝安区贸工局透露，去年宝安厂房租金稳中有升，如福永、松岗街道的厂房平均每平方米租金普涨了1. 5元，同时淘汰不良企业后，不少更大的企业进驻，去年全区厂房空置面积减少了55万平方米。此外，部分旧工业区通过改造和产业置换，租金收入大大提高，如新安街道25区工改商后，每平方米租金由原来的14～15元涨到差不多50元左右。

宝安去年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招商引资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质量最好、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最多的一年，并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工业“空心化”。正是由于这些事实，让宝安区区委区政府发现担心这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波动几乎是多余，决定将把旧工业区改造作为今年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工作来抓。

（5）目前尚未带来实质性影响。王学为表示，深圳企业外迁现象贯穿于深圳经济发展的20多年间，一些企业出去了，但更多更优质的企业迁了进来，对企业来说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对于政府来说则是城市产业结构化的抉择。

“当前形势明显是‘长’大于‘消’，深圳工业发展仍然处于上升期，深圳企业外迁仍然是有序的，处在可控制之中，没有给我市工业经济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从2006年1月至今年3月，深圳市制造业中投资总额超过500万美元的新批外商投资项目37个，增值项目113个，可实现工业增加值超过60亿，远远大于外迁企业数量和产值。

（6）对优质外迁企业将尽力挽留。对于部分企业外迁，王学为认为，从结构优化角度来看，不符合产业导向的企业迁出去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而深圳近年适度工业重型化快速推进，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高速增长。而从“梯度转移”和“市场规律”角度来看，企业的外迁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自发行为，不管是外迁还是扩张，都是深圳企业优胜劣汰之举。政府只能通过完善软硬环境来适度引导，不可能去强行干预。

他表示，企业外迁可分为为降低运营成本而整体迁移的适应性外迁，也包括企业为做大做强，把总部留在深圳，而在异地投资设厂、寻求产能的扩张。而根据调查，目前适应性企业整体外迁的仅占比重的25%，产值也较低，而75%的外迁企业都属于扩张性。不符合深圳产业导向的企业外迁，有利于深圳“腾笼换鸟”，引来更多的凤凰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功能置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扩张性外迁的企业总部，包括管理、研发、营销、财务中心仍然保留在深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外迁符合深圳发展实际。

他同时强调，深圳市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跟进调查深圳每个时期的企业外迁行为，对于个别优质外迁企业，也给予高度关注，协调解决企业困难，尽力挽留。（南方都市报，2007-11-13）

阅读资料4-2：

伴随着衢州市工业立市、借力发展两大战略的全面实施，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企业落户衢州投资创业，同时衢州市也出现了少数企业向外迁移的现象。为了解衢州市迁移企业的基本情况，掌握外来企业对衢州市投资环境的看法，衢州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近日开展了一次企业迁移与投资环境专项调查。

本次调查组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了45家迁移或意向迁移企业作为调查样本，其中迁入企业26家，包括省外迁入10家，省内迁入16家；迁出企业19家，包括迁往省外10家，迁往省内4家，意向迁出5家。其中外来迁移企业的投资规模合计为10. 63亿元，已投产企业2003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7. 41亿元，实现销售收入7. 35亿元，上交税金3556万元，共有从业人员3038人。调查显示，衢州市迁移企业呈现以下特点：

迁移时间大多在2000年以后。从企业迁移时间看，1995年迁移的1家，2000年5家，2001年8家，2002年11家，2003年15家，以后有迁移意向的5家。调查显示，近三年来衢州市企业迁移现象开始逐渐增多，省外迁入企业主要来自上海，福建、广东，湖北等地；而迁往省外的则以福建、江西为主。

迁移类型以扩张性迁移为主。从企业迁移类型看，被调查企业中属于扩张性迁移（即去外地或来衢州市投资办厂）的有27家，企业整体迁移的9家，生产基地迁移的8家，总部迁移的1家。

迁移企业中私营企业居多。从企业登记类型看，被调查企业中私营企业31家，外商投资企业7家，其他类型企业5家，国有或集体企业2家，从企业规模看，中型企业13家，小型企业32家。

迁入迁出企业考虑的主要因素不尽相同。迁入企业中选择“土地资源”的最多，认同率为57. 7%；其次是“获得减免税优惠政策”，认同率为50%；第三是“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为46.2%。其他还有“政府服务意识”和“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等，认同率分别为34. 6%和26. 9%。而迁出企业中选择“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的最多，认同率为57. 9%；其次是“获得减免税优惠政策”和“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均为47. 4%；第三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42.1%。

衢州市日趋改善的投资环境得到了26家被调查外来迁移企业的普遍好评，其中评价较高的项目分别有：要素市场中的土地供应和原材料供应，基本满意率为84. 6%和61. 5%；宏观经济环境中的经济发展潜力、投资审批的规范及效率和市场化程度，基本满意率为76. 9%、69. 2%和61. 5%；社会政治及法律环境中的司法部门处理经济纠纷能力效果、政府优惠政策兑现力度和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基本满意率为76. 9%、69. 2%和69. 2%；生活环境中的城市环境卫生和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满意率为73. 1%和65. 4%。

与迁移前相比，有76. 9%的企业认为来衢后企业形象得到了提高，76.9%的企业认为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层次，76. 9%的企业认为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改善，65. 4%的企业认为市场信息量和接受能力得以增强，57. 7%的企业认为生产成本出现下降。有38.5%企业表示在未来三年内将在衢州追加投资。

当然，衢州市投资环境也有值得改进之处，外来企业满意度相对较低的项目依次有：产业链的配套完善度，基本满意度只有30. 8%；融资环境及便利度、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基本满意度均为34. 6%；市场规模成熟度、相同行业企业的发展程度，基本满意度均为38. 5%。在调查中，迁移企业对改善衢州市投资环境存在“五盼”：一盼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意识，尤其希望政府能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等方面多下功夫；二盼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便利度；三盼进一步简化投资手续，减少繁文缛节给外来投资者带来的困扰；四盼建立更为畅通的信息平台，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五盼降低企业商务成本，使企业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衢州数码港，2004-10-19）。

阅读资料4-3：

最近，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对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进行调查显示——当前，企业跨区域迁移情况日趋增多，而区域间投资环境的差异实际上是吸引企业迁移的主要诱因。浙江省企业调查队通过浙、沪、苏互迁互移企业对迁入地投资环境的评价，比较两省一市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并在12月7日公布了最终结果。

对企业迁移与投资环境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的投资环境无论在软环境还是硬环境方面整体均要优于浙江和江苏，颇具“龙头”风范；浙江的投资环境在两省一市中处中游水平，综合投资环境好于江苏，在市场潜力、生态环境保护及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江苏的投资环境与浙江相比互有长短，在土地供应、电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等要素市场及城市交通状况方面江苏要优于浙江。

1.企业迁移凸显玄机

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商务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业的外迁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最终实现双赢

浙江省企业调查队专项调查处处长、高级统计师徐海彪是该课题的负责人。他表示，当前，国内外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而投资环境的竞争已经成为引资的关键，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备受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我国，各地政府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不是直接办企业、经营企业，而是建立和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和发展。

他表示，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等资源环境差异的存在和企业内在的逐利本性，决定企业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企业也是如此，总是向着更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迁移。事实上，2000年以来浙江企业迁入外省和外省企业迁入浙江这种现象呈不断增多态势。

徐海彪介绍说，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开展的企业迁移与投资环境调查，从互迁互移较为集中的浙、沪、苏及这些迁移企业对迁入地投资环境的评价，比较长三角两省一市投资环境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中分析浙江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提出改善浙江投资环境的建议。

他解释说，企业迁移就是企业从一个行政区域向另一个行政区域搬迁。从经济较发达的苏浙沪两省一市企业迁移动因分析，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所需要素的改变是迁移的根本原因，而企业发展所需要素主要是土地、人才、资本、技术及市场信息等。宁波杉杉集团把企业总部迁到上海，吉利集团总部迁移到杭州，就是缓解迁移之前影响企业发展的技术、资金等瓶颈。

同时，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为企业迁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逐利是企业的天性，随着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进程的加快，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越来越频繁，相关法规也逐渐完善，不同地区资源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企业的流动。因此，企业迁移本身是一种企业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指出，在企业和政府的供求关系中，企业是消费者，政府是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是公共产品，是投资环境，当企业对某地投资环境不满意，或者投资环境降低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及发展预期时，它就选择迁移，即“用脚投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切行政命令再也不能阻止企业的跨区域迁移时，地方政府面临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迫使不同地区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不断努力为当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提供畅通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完善法治，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尊重市场经济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等。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商务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业的外迁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最终实现双赢。

2.迁移企业评价投资环境

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课题组成员、专项调查处副处长储小华介绍说，由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区位优势、发展模式、宏观环境、要素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对区域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度不一，且吸引着区域内企业互迁互移。

他透露，长三角区域企业互迁互移的活动频繁，在调查的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浙、沪、苏两省一市企业的互相迁移数要占到41. 3%。在196家浙江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 3%，迁到江苏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13. 3%；而在省外迁入浙江的150家企业中，上海迁浙企业占16. 7%，江苏迁浙企业占10. 7%，迁移数量分别居外省迁浙企业数的第一和第二位。

从企业迁移类型看，不同的迁入地并不完全相同。上海由于具有区位、信息、产业、人才等多种优势，因此浙江企业在选择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时候，迁移的类型较多，除扩张性迁移外，研发基地迁移、总部迁移、整体迁移和生产基地迁移等迁移类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迁苏企业的迁移类型则比较单一，89. 3%的企业的迁移方式为投资办厂。而上海和江苏迁移到浙江的企业，也几乎涉及各种迁移类型。上海迁浙企业主要是投资办厂和生产基地迁移，比例各占42. 3%，但也有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到浙江的，比例各占3.8%；江苏迁浙企业除投资办厂占50%外，生产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各占18.8%，其他类型迁移占12. 4%。

从调查结果看，浙、沪、苏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并不完全相同。浙江迁入上海的企业，在迁移时考虑的前三位因素，依次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4. 8%；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为51. 2%；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认同率为38. 1%。浙江迁入江苏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72. 2%；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52. 8%；电力供应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并列第三，认同率为44. 4%。而江苏迁入浙江的企业，其关注的迁移因素主要是土地资源、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和产业配套完善、市场规模大，认同率分别为50%、50%和30. 2%。上海迁入浙江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和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分别为66. 7%、44. 4%和44. 4%。

储小华总结说，浙、沪、苏企业在区域内迁移，除对土地资源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优惠政策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外，浙企迁入上海，其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迁移改变企业的区位条件，以达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产业等优势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的目的；浙企迁入江苏，考虑较多的是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江苏在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则比浙江相对充裕；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

3.浙江投资环境劣势需重视

生产要素供应不足将成为浙江投资环境的“软肋”，高素质人才资源相对匮乏影响浙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调查发现，浙江投资环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城市经济富有活力和政府部门的公平公正廉洁方面。但与沪、苏相比，特别是与上海相比，浙江投资环境也不乏一些劣势，值得引起重视。

课题组成员孙燕娟表示，生产要素供应不足将成为浙江投资环境的“软肋”。浙江是市场大省、资源小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供应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土地紧缺、电力紧张、资源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浙江经济的发展。而生产要素的完善与否，又是企业在迁移时最为关注的迁移因素。

她表示，不可否认，浙江省一些企业外迁的动因，是受土地资源限制缺乏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不得已向外发展；更要看到，还有很多意向迁入浙江省的企业，因土地问题而被挡住了投资的脚步。同样，电力供应和资源供应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生产要素的不足无疑已对浙江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课题组成员丁建红也表示，浙江省的企业税费、劳动力成本、房产地价格等商务成本相对偏高。根据浙江省统计局2003年浙、沪、苏、闽、鲁、粤等五省一市商务成本评估报告，浙江综合商务成本虽比上海低10. 2%，但要比江苏高10%，特别是在企业税费、劳动力成本和房地产价格方面。2003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每万元销售收入的税费总额要比江苏高18. 6%，劳动力成本也比江苏要高36%，而房地产价格更是连年上涨，2004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平方米的土地购置费达到1533元，远高于江苏，已经逼近上海的水平。

同时，浙江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等硬件设施尚需进一步完善。与上海和江苏相比，浙江的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仍有薄弱的一面。据浙江省统计局2003年浙、沪、苏、闽、鲁、粤五省一市商务成本评估报告，2003年上海、江苏、浙江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分别为102. 3、63. 9和45. 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3. 79、1. 95公里和1. 41公里，浙江与沪、苏的差距显而易见。同样，在城市交通方面，从迁移企业对浙江的评价可以看出，浙江的城市交通状况与沪、苏相比，仍然还有一些距离。

课题组成员孟松林提到，高素质人才资源相对匮乏影响浙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尽管近年来浙江的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人力资源丰富程度不断增加，但是与上海相比，浙江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供应方面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供应不足，制造业企业高素质技术工人相对缺乏。人力资源的不足直接影响科技创新能力，影响产品升级换代能力。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会使浙江省许多优势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不利于浙江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继而也会对增强区域竞争力、吸引外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国际金融报，2004-12-10）

阅读资料4-4：

浙江、上海和江苏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域相连，人文相近。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2003年两省一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31个省市区之和的24%，因此，长三角区域已成为吸引外资及国内企业投资的热土。但是，由于两省一市的区位优势、发展模式、宏观环境、要素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对区域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度不一，且吸引着区域内企业互迁互移。

浙沪苏企业互迁互移的主要特征：

1.浙、沪、苏企业互迁互移活动频繁

在调查的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浙、沪、苏两省一市企业的互相迁移数要占到41. 3%。在196家浙江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 3%，迁到江苏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13. 3%；而在省外迁入浙江的150家企业中，上海迁浙企业占16. 7%，江苏迁浙企业占10. 7%，迁移数量分别居外省迁浙企业数的第一和第二位。

2.不同迁入地的企业迁移类型不尽相同

从企业迁移类型看，不同的迁入地并不完全相同。上海由于具有区位、信息、产业、人才等多种优势，因此浙江企业在选择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时候，迁移的类型较多，除扩张性迁移外，研发基地迁移、总部迁移、整体迁移和生产基地迁移等迁移类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迁苏企业的迁移类型则比较单一，89. 3%的企业的迁移方式为投资办厂。而上海和江苏迁移到浙江的企业，也几乎涉及各种迁移类型。上海迁浙企业主要是投资办厂和生产基地迁移，比例各42. 3%占，但也有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到浙江的，比例各占3. 8%；江苏迁浙企业除投资办厂占50%外，生产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各占18. 8%，其他类型迁移占12. 4%。

3.企业的迁移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各有侧重

从调查结果看，浙、沪、苏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并不完全相同。浙江迁入上海的企业，在迁移时考虑的前三位因素，依次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4. 8%；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为51. 2%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认同率为38. 1%。浙江迁入江苏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72. 2%；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52. 8%；电力供应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并列第三，认同率为44. 4%。而江苏迁入浙江的企业，其关注的迁移因素主要是土地资源、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和产业配套完善、市场规模大，认同率分别为50%、50%和30. 2%。上海迁入浙江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和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分别为66. 7%、44. 4%和44. 4%。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沪、苏企业在区域内迁移，除对土地资源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优惠政策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外，浙企迁入上海，其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迁移改变企业的区位条件，以达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产业等优势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的目的浙企迁入江苏，考虑较多的是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江苏在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则比浙江相对充裕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浙江省企业调查队课题组.浙江经济. 2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