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实施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二)中国政府实施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针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我国政府雷厉风行、密集出台“重拳”调控，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跟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赛跑的行动，向外界发出了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力保增长的强烈信号。

众所周知，我国大力度的4万亿救市计划，在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向全球实体经济不断蔓延的过程中，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所受影响日益加深。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减缓，2008年GDP增速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9%。受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快速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07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务院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2008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了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10大措施;1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四项实施措施;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帮助轻纺企业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一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大幅度降息，调整幅度创11年之最;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我国党和政府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就是指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组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全面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实行结构性减税，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增强发展后劲;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举措。

2008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阐述了做好2009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原则。温家宝在讲话中全面分析了当时我国经济形势，阐述了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具体部署了2009年的经济工作。

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贯彻落实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必须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努力中，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尤其要把握好几个重大问题: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坚持保持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进一步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进一步发挥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

总之，2009年党和国家加大力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中国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和实行结构性减税，保持货币信贷快速增长，提高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扩大了内需，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

与此同时，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收到预期效果。中国政府鼓励消费的政策领域宽、力度大、受惠面广是前所未有的。中央财政投入资金450亿元，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农机具购置。减半征收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收，支持自住性住房消费。全年汽车销售1364万辆，增长46．2%;商品房销售9．37亿平方米，增长4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9%，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促进了投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发挥政府现身说法，以自身投资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实施两年新增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9243亿元，比上年预算增加5038亿元，其中，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投资占44%，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占16%，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占23%，灾后恢复重建占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的缺口，加强了薄弱环节，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综上所述，面对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及时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事实上这10项措施既是发展国内经济的重大战略举措，又是防范、应对与治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具体政策主张。

我国政府在全国掀起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各级政府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农村公路建设的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上述一揽子计划中的10项措施及其工程建设项目，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中央政府具体决定，在中央大规模投资行动的推动下，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采取一箭双雕的措施—既扩大内需、发展国内经济，又防范、应对与治理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国家各部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下属各市、州、县，全国的各行各业均提出了各自的措施。例如，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积极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全力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切实抓好工业领域综合协调和运行要素保障工作。围绕工业增速下行压力加大，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认真研究提出防止工业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政策措施建议，积极推动支持和引导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进出口、价格、财税、信贷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着力搞好工业领域煤电油气运和重要生产资料等运行要素的保障协调，为实现工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积极扩大内需，促进产品结构和布局调整。抓好钢铁基地、百万吨乙烯、百万吨钾肥、磷复肥基地等一批在建重大项目的实施，尽快启动了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型工程项目，抓紧组织制订了一批有利于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专项规划，促进工业产品结构和布局调整。

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加快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着力建立健全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法规和标准，加快完善促进装备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重大装备产品出口。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全面提升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大力开展企业技术改造工作。根据国家总体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制订发布工业、通信业领域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指南，明确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和方向，引导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抓紧做好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和建设项目的规划工作。通过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完善企业技术创新平台，促进企业提高产品的设计技术、制造和工艺技术、试验并验证技术以及系统集成技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与财政、金融等部门协调，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支持力度，完善对小企业信贷考核机制，积极建立小企业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扩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在东北地区、北京市再担保试点基础上扩大再担保试点范围。

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组织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专项以及工业行业信息化应用提升专项，推进产品、研发设计、企业管理、生产过程、生产装备、综合集成、流通等关键环节信息化。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信息技术在传统工业领域的渗透与融合，以汽车电子、机床电子、医疗电子等领域为重点，加快应用电子产业发展。大力实施“倍增计划”，做好信息技术应用试点和示范工作。

继续推动TD－SCDMA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做好“TD－SCDMA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二期)”和“IMT－Advanced技术方案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两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确保项目按计划进展。加快TD－SCDMA增强型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以及TD－SCDMA后续演进技术的标准化和研究工作。

大力扶持支农产品发展。认真贯彻中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全力做好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等支农物资的生产，保障农资供给。加强农业生产急需的农机产品和装备的研制，向农业提供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的农业装备设施，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必需的关键设备和机具。

以服装行业为切入点，加快推进自主品牌建设。抓紧制定《关于加快推进我国服装自主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以服装行业为切入点，协调有关部门，加大扶持力度，以点带面，加快推进消费品工业自主品牌建设，实现我国由消费品制造大国向消费品品牌大国的跨越式发展。

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引导企业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正视风险，加强内部管理，苦练内功，加快自主创新、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千方百计保持当前生产经营稳定。总之，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及时迅速地调整政策，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主要是以扩大内需为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多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而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却始终没为中国经济做出明显贡献。有关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逐年下滑，2007年该数据已由5年前的43．6%下降到39．4%。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说明经济增长对国外经济的依赖程度越高，经济的稳定性则越差，面对金融与经济危机，我国必须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现今我国已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许多出口型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但许多行业诸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些行业需求旺盛，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为了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我国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让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如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跟1998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而这次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加大了对民生的投资，把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财政支出将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更多地向弱势群体诸如农民和农民工倾斜，同时也偏重于出口行业，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

这次新的消费亮点是拉动农村消费。国家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我国将加大农业各项直接补贴的力度，这将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有“家电下乡”将拉动经济增长。

以扩大内需为主，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进而演化成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后，我国货币政策也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央行已经制定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5大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等5大方面。国家也频发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货币、信贷投放总量，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降息是当时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从国际环境来看，目前全球进入降息的周期。尤其是美国、日本，甚至进入了“零利率时代”。2008年12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从1%下调到了0%～0．25%的范围。美国的“零利率”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压力，如果我国还维持着较高的利率而不调整，那么，人民币就很可能成为国外投资者进行“套息交易”的对象。为了避免我国财富的流失，降息是不可避免的。

国内的经济环境也迫使降息。虽然2008年11月26日央行采取了10年来最大的降息行动，一次降息108个基点，但我国经济形势严峻的局面还在继续，经济数据还在下滑的过程之中。2008年11月PPI涨幅仅为2．0%，涨幅创23个月新低。11月的CPI为2．4%，比10月份下降0．8%。为此，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降息5次，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及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降至5．31%及2．2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曾向我国政府建议，中国每人发800元购物券(即共计1万亿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每人800元的购物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对居民储蓄利息损失的一种弥补。

例如，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2008年12月各项货币信贷指标开始全面回升。其中，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比上月高出了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比上月高出2个百分点;2008年11月、12月，2009年1月，国内金融机构新增信贷分别约为4400亿、7700亿、16200亿，增势迅猛。更能反映资金活跃度的M1也同时出现了积极改变，2008年12月M1同比增速为9．06%，改变了此前7个月连续下滑的格局。

信贷额度增加固然是政策作用的体现，但关键还是要让贷款真正作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让货币政策效果显现的关键节点。因此，必须加强投资力度，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加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政策合力。在我国扩大内需的10条措施中重点提到，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此次重点投资项目京沪高铁路开工建设以来，铁路建设者和科研人员组织开展了44项技术攻关和试验研究。阳江核电站的设备当中，80%以上由国内企业为主承担制造。在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中的用钢需求，必将极大增强我国钢铁企业在高质量产品上的生产能力。除上述工程外，此次投资的许多项目“门槛”都很高，对技术、材料、施工、管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将得以应用，实现产业化生产，进而提高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化能力。为鼓励自主创新，帮助中国企业解决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集中度低、产业竞争力不强、过分依赖外需、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我国政府决定，除在2008、2009两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集中1000亿元投入发放专项研发资金外，在融资方面也将给予倾斜。

此外中国政府发布完毕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融、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10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这10大产业规划不仅能够帮助这些产业应对国际金融遇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且还能提升中国工业的整体竞争力，增强中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减缓国外需求萎缩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上述规划几乎都包含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内容。中国政府不仅扩大对铁路、石化等领域的投资，还出台税费减免、补贴等措施，仅补贴农民购买家用电器和农用汽车等产品就可望拉动上万亿元产品的消费。产业规划不仅着眼于解决当前困难，更着眼于长远发展。鉴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发展方式粗放、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低下等各种痼疾，振兴规划中还纳入了增强行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内容。为促进升级，汽车、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产业振兴规划里着重提出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加快行业重组。例如汽车业振兴规划细则明确提出，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当时的14家企业减少到10家以内。在经济困难时期，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往往会脱颖而出，而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常常被兼并甚至破产。这样，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才会得到提升。

纳入振兴规划的10大产业就业人数达1亿多人，涉及3亿农民生计，除物流业外，其余9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GDP总额的约1/3。这些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上缴税金约占中国税收收入的40%;中国股市接近六成的上市公司都分布在这些产业中。

上述产业振兴规划产生的最大作用是将带动我国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即从“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从生产、流通、政策、标准等方面全面进行优化和升级。

由于中小企业占据全国企业总数的九成以上，为缓解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我国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人民银行、银监会安排专项信贷规模用于中小企业，各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

我国政府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以促进出口。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回落，我国出口出现下滑，出口企业困难进一步增加，这将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国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调整，帮助企业树立信心、渡过难关。在这里要说明但是，好在2010年我国出口创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2008年8月1日起我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2008年11月1日起，继续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自2008年12月1日起，再次提高377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等受国际经济影响较大的产品，约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同时取消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

自2009年2月1日起，我国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由14%提高到15%，调整涉及3325个税号，并对基本面较好但暂时出现经营和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

出口退税率的上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出口压力，也有利于缓解综合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我国先后4次上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所涉及商品出口均有所增长，2009年1月份服装出口105．1亿美元，增长5．7%;鞋类产品出口29．1亿美元，增长10．6%;箱包出口11．5亿美元，增长8．3%。

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是在立足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支持企业扩大出口的一项政策措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健康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出口退税的增加，的确能减轻企业的部分负担，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海外客户订单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国际议价能力普遍较弱，国外进口商以出口退税率上调为借口，要求我国企业下调出口报价，国家上调出口退税率的部分利益可能被外商挤占，政策刺激效果会被削弱。

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应继续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海外新兴市场，努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从数量竞争转型到品牌竞争。在出口结算货币选择方面，需要避免汇率风险，警惕国外严苛的标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海关总署2010年7月10日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1至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54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1%。其中出口7050．9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7．9亿美元，增长52．7%;贸易顺差为553亿美元，下降42．5%2010年6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值2547．7亿美元，增长39．2%。其中出口。1374亿美元，增长43．9%;进口1173．7亿美元，增长34．1%。海关统计显示，6月份，我国月度出口值及进出口总值均刷新2008年7月的历史记录，均创历史新高。从环比来看，今年6月份进出口较5月份环比增长4．4%;其中出口环比增长4．3%，进口环比增长4．6%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迅速。据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6794．9亿美元，增长46．5%，高出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3．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212亿美元，增长36．6%，高于同期全国出口总体增速1．4个百分点;进口3582．9亿美元，增长56．6%，高于同期全国进口总体增速3．9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项下出现贸易逆差370．9亿美元，而2009年同期则为顺差63．5亿美元。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5277．6亿美元，增长38．2%。其中出口3325．3亿美元，增长32．9%;进口1952．3亿美元，增长48．3%。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海关统计显示，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2194．2亿美元，增长37．2%。与美国双边贸易总值为1719．9亿美元，增长30．2%。日本以微弱优势超过东盟重新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上半年，我国与日本双边贸易总值为1365．5亿美元，增长37%。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551．1亿美元，增长25．2%;自日本进口814．4亿美元，增长46．3%;对日本贸易逆差263．3亿美元，增长1．3倍。同期，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1364．9亿美元，增长54．7%。其中，我国对东盟出口646亿美元，增长45．4%;自东盟进口718．9亿美元，增长64%;对东盟贸易逆差72．9亿美元，而2009年同期为贸易顺差6亿美元。此外，巴西跃居我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上半年，我国与巴西双边贸易总值为263．9亿美元，增长60．3%。其中，我对巴西出口103．2亿美元，增长1倍;自巴西进口160．7亿美元，增长41．1%;对巴西贸易逆差57．5亿美元。

从国内来看，今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总值3452．3亿美元，增长33．9%。同期，江苏、上海和北京进出口值分别为2146亿、1717．7亿和1443．2亿美元，分别增长49．2%、42．5%和60．1%。此外，浙江、山东和福建进出口值分别为1175．1亿、859．7亿和498．5亿美元，分别增长41．3%、41%和42．8%。上述7省市进出口值合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83．3%。从出口方面来看，上半年，广东出口1955．7亿美元，增长27．5%。江苏和上海分别出口1224．8亿美元和834．7亿美元，分别增长44．4%和33．5%。此外，浙江、山东、福建、北京分别出口822．2亿、466．8亿、326．5亿和260亿美元，分别增长39．7%、34%、39．1%和16．1%。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速普遍加快。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4170亿美元，增长35．9%，高出同期我国总体出口增速0．7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59．1%。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1686．8亿美元，增同期，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速普遍较前5个月有所加快，其中服长35．7%;机械设备出口1418．7亿美元，增长36．5%。装出口532．3亿美元，增长16%，较前5个月(下同)加快2．9个百分点;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356．5亿美元，增长32．3%，加快2．6个百分点;家具出口156．4亿美元，增长33%，加快6．4个百分点;鞋类出口156．2亿美元，增长20．8%，加快2．6个百分点。在进口商品中，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进口均价同比普遍出现明显回升。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在我国进口的主要大宗商品中铁矿砂进口3．1亿吨，增长4．1%，进口均价为每吨111．5美元，上涨47%;大豆进口2580万吨，增长16．8%，进口均价为每吨442．4美元，上涨7．4%。此外，进口机电产品3026．4亿美元，增长45．5%，其中汽车进口38．7万辆，增长1．7倍。

在积极拓展其他海外市场的同时，可以扩展国内市场，用国内的消费来消化“过剩”的产能。我国颁发的各行业振兴规划中也明确表示，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开发新产品，开拓农村市场，启动庞大的农村内需市场，将是出口企业的一大出路。由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劳动力市场日趋恶化，失业率创1991年以来新高，欧洲、美国的失业率均在10%左右，加上薪金缩水，居民消费能力降低。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的储蓄率迅速上升，已经由负数变成6%，按这个势头，预计一定会达到8%以上，据计算，美国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全球大概要减少6亿到8亿美元的消费额，如果这个储蓄率上升到10%的话，就意味着减少6000到8000亿美元的消费。这两者的叠加，必然使得有效需求下降。与此同时，危机必然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世贸组织的研究表明，30个国家在此前6个月采取了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这其中，中国是最大受害国，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表明，2008年仅仅是国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就涉及我国的出口企业，全年影响出口亿美元。据此，我们可判断:近年世界贸易量将在低位徘徊，我国外贸出口难有起色，即便内需强劲也不能掩盖外贸出口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

应对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次经济危机，应当在保增长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遇到目前的问题，既与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相关，也与我们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单纯强调保增长，还会对中长期的发展带来不利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必须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应对这次次经济危机，应当在采用经济手段的同时，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但许多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去研究与解决。前文已述，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这两本书中，斯密一再向世人强调，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多么的重要!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也曾风靡一时。这本书所研究的，实际上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说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危机中，社会要安定有序，市场消费要活跃，与道德的力量密切相关。为应对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我们必须继续加大文化、教育、医疗和社保等社会建设的力度，争取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继续迈出新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福利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必须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如农民工社保、社保基金全国接转的影响，适时把握政府支出的力度与节奏，避免陷入高福利陷阱，避免出现政府财政危机。

应对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应当继续加大民主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高度警惕计划体制的回潮。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严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所有积弊就可以被忽视。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出了问题，就又有意无意地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必须警惕部分利益集团打着加强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的名义进行设租、寻租，以公众利益为幌子强化、固化自身利益的不当利益。必须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总是伸出那只“不安分的手”，对市场进行不当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