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新河试验

走近新河试验

新河镇属于浙江省温岭市管辖。在当地，新河镇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其中有两样东西驰名国内外：一是它拥有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长屿洞天；二是它拥有华东最大的钢材贸易市场——塘下钢铁市场。2004年生产总值就达到69.98亿元，财政收入7818万元。在现行分税制度下，新河镇也有150万元财政收入返还到了镇财政。如果加上其他非税收入，新河镇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不是一个小数目。仅2005年，新河镇政府就必须对1.07亿元财政预算作出调整。但是，这笔收入究竟由谁支配，如何使用，由谁监督……围绕这些财政收入的使用问题，自然会引发广大村民的质疑与追问。

常识告诉我们，要解决公共财政收入的使用问题，前提是村民必须与基层政府在使用信息上互相沟通，必须消除秘密财政问题，使财政收入的使用透明化、阳光化。其实，“新河试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的。新河镇群众的智慧就在于当他们发现现有机制无法完成对财政收入使用的监督与制约时，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自觉寻求体制性的突围。他们的做法是创造“民主恳谈会”这种新的机制和载体，主动建立村民利益表达机制，解决财政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对镇财政预算实行日常监督。“民主恳谈会”的功能在于它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架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构建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进行有效对话的制度平台。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让更多的村民参与政府预算的决策。这在过去，村民大多是被排除在政府决策之外的。这一点，温岭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慕毅飞也十分认可，他说：“在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中引入‘民主恳谈会’的某些做法，实际上是用表达民意的利益博弈机制激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打破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难以真正监督公共财政的僵局。”

新河镇“民主恳谈会”具体做法是：首先由镇人民代表大会主持，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小组八名成员被要求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到会；而参加恳谈会的人员被分为农业、工业和社会三个组；同时，为了保证效果，在恳谈会召开以前，首先由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政治学、财政学、法学学者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家们对与会人员进行一个上午的培训，培训内容是“如何审查财政预算？”“谁在用钱？用钱干什么？这钱该不该用？用了以后效果如何？”而“民主恳谈会”的参会人员，则是采用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从全镇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名代表。

细究起来，新河镇“民主恳谈会”缘起于1999年温岭市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最初的想法只是在温岭市进行“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但因负责这项工作的陈亦敏同志是一个喜欢写杂文，不太循规蹈矩的人，而将其办成了一个类似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让官员和民众有问有答，名字定为“论坛”。第一次论坛开坛前五天就贴出通告，原则是自愿参加、自由发言、有问必答，有300多人参加了开坛。对当时在场的大部分村民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拿话筒向领导提问”，话题迅速变成村镇建设、邻里纠纷、工商罚没等，气氛异常热烈。到年底，论坛就被当地人称为“松门镇的焦点访谈”，在村民强烈支持下变成一季度一次。很快，类似的官民对话在温岭市迅速蔓延，“便民服务台”“民情直通车”“农民讲坛”等名称五花八门。2000年夏，在当地媒体报道中，这样的形式才被统一定名为“民主恳谈会”，进而它才成为政府文件中的正式称谓。到了2000年底，一些专家学者前来观摩后惊喜地将之称为“中国21世纪基层民主的第一缕曙光”。专家学者的这一评价再次触动了当地官员的灵机，“民主恳谈会”因此也不再仅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而成为一种原创性的民主制度。2003年开始，在多位政治学家、法学家的建议下，温岭市开始寻找将“民主恳谈会”制度化的路径。因为“民主恳谈会”是“体制外的东西，没有法律地位，需要与体制结合”。显然，体制内最好的接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基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有四项法定的重要职权，即选举权、罢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权力大多被虚置。2004年，温岭市市委又出台了关于民主恳谈的文件，规定民主恳谈是乡镇政府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其列入政绩考核体系，与乡镇官员奖金直接挂钩。因之，政府内部已有人将之称为“小人大”。2005年，著名学者李凡教授来到温岭时建议，将公共预算与民主恳谈会结合，并承诺“我请专家来指导”。当年，专家还没到来，新河镇就于7月率先开始了公共预算的民主恳谈。但由于没人指点，进行得比较简单。而最令人沮丧的是，当时的镇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小组成员在民主恳谈会上，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替政府辩护。2006年春节刚过，中山大学财政预算专家马骏就到了温岭，与宣传部官员共同制定了新的公共预算程序。至此，“新河试验”又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