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公共财政试验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公共财政试验
——上海惠南镇公共财政试验述评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31期以《政府花钱，人大票决15%——上海惠南的公共财政试验》为题，特别推出了记者黄琳采写的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公共财政试验专稿。文章告诉读者，惠南公共财政试验是为了改变以往财政预算用于政府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不良现象。其主要做法是，尊重民意，将财政收入的15%用于民众急需和认可的项目，即所谓的“实事工程”。

对此，笔者毫不否认惠南镇公共财政试验中发挥公民参与民主决策尝试的积极性。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遗憾地说，对处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圈中的惠南镇，如此所谓的财政预算改革，实在与其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与形象不符。更不好意思的是，还将自己的所谓财政预算改革与浙江温岭市新河镇的民主财政试验硬向一块扯，这岂不让世人感到羞惭和汗颜！

众所周知，1994年开始的新税制改革，全国都实行了国地税机构分设，但上海市是两个特例之一。尽管关于国地税分设得失的争论至今还余音未了，但上海市这个特例，却一直令国人难以理解，为何政府的决策到了上海就卡壳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恐怕是，这样对上海有好处，不然，谁敢与高层抗衡呢。不好意思的是，上海市还要用惠南镇这样的仅仅具有一点点公共财政意思的试验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浙江温岭市的新河镇财政试验，其突出特征在于政府的全部预算都由人大代表讨论决定，而上海惠南镇的所谓公共财政试验，只是从个别项目切入而已。尽管我们不可全盘否定其尝试与创新的价值与意义，但与浙江温岭市的新河镇财政试验相比，二者不论是从质量还是数量而言，其价值与意义的大小都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就更别说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3号税案相比了。按照美国加州第13号税案规定，州政府85%的预算都由纳税人事先投票决定，政府首脑只有15%的提议权，而且其运用还要接受州议会和相关机构与纳税人的全面监督。如此比较，85%PK15%，孰优孰劣，谁胜谁负，昭然若揭。

固然，在政府主导财税机制的现实下，从过去的全部预算由政府决定到现在能有15%的预算由公民决定，这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只能说是小小的一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积少会成多，可能有一天会发生质变。让人遗憾的是，这一小步，不是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而是在国际大都市上海迈出的。因此，更加为上海的纳税人感到悲哀！

上海惠南镇公共财政试验告诉我们，就是假定这次公共财政实验完全成功的前提下，广大纳税人85%的财富，其支出决定权还是掌握在保姆——政府的手中，作为主人的纳税人，是无权过问的。社会之所以对此感到进步和满意，就是因为在大家看来，有15%的决定权，总比一点决定权都没有要好一些。知足者常乐，要向前看嘛！多么好多么宽容的国民啊！

这就是权利意识已经泯灭了的中国纳税人的必然命运，这就是长期被愚弄被蹂躏了的国民精神的最好注解，这就是21世纪国际大都市洋洋自得的所谓公共财政试验！不追问本源，不捍卫公正，随便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几乎成为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积习。面对来自政府的强大压力，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铤而走险的亡命之途，从来没有将争取自身基本权利的斗争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没有将捍卫一个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渗透进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千年来，一辈又一辈，就这样循环着，忍耐着……这是一种无法宽容的怯懦与悲哀！

其实，征纳关系就如同主人与保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与雇佣关系，谁主谁次，没有多么深奥的道理可言。如果这个关系颠倒了，就是违逆天道，就不可能建立起和谐的征纳关系，就不可能实现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试想，如果一切以保姆的偏好为偏好，一切以保姆的意愿为意愿，保姆成为主人家庭的主宰，主人成为被悬置的木偶，甚而成为被绑架的人质，这样的家庭关系如何和谐。事实上，这早已不是正常的家庭所需要的关系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主人如何才能感到舒心和满意，如何才能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而且，如果主人连最后辞去这个保姆的权利与力量都没有了，那主仆关系颠倒下的家庭，如何才能存在与发展？这能不是纳税人的悲哀吗？

因此，面对我们日益忧心的税收生态危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我们能不发出——“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公共财政试验”的追问吗？这是上海纳税人期待回答的问题，也是全国所有纳税人期待回答的问题。

2007.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