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与危害

三、缺陷与危害

综上所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命题的理论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公平”概念的误读。几乎所有的争论，都是因为对“公平”概念的认识未达统一而致。其实，公平、公正、正义、公道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是行为对象应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的行为。当代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也认为：“正义是给每个人——包括给予者本人应得的本分。”王海明教授认为：公正是平等(相同、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是等利(害)交换的善行；不公正则是不平等(不相同、不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恶行，是等利(害)交换的恶行。

其次是对“平等”概念的误读。“平等”是人们相互间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不平等则是人们相互间与利益获得有关的差别。比如，一个人的长相、性别等本身并不直接就是利益，但长相、性别可以带来利益，因此也是利益的来源。这样的话，如果两个人在长相、性别等方面相同，就属于利益来源相同。相反，人的工资和职务本身就是利益，如果两个人的职务、工资等相同的话，就属于所获利益本身相同。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从其产生看，“平等”一般有自然的与社会的两大类。区别在于自然平等仅仅是个利益问题，而不是个应该不应该的权利问题。反之，社会平等则不仅仅是个利益问题，而且根本说来，是个应该不应该的权利问题。法国《人权宣言》：“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人享有的一切权利都是应该完全平等的。事实上，只有基本权利才应该完全平等，而非基本权利则应该比例平等。而且，当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基本权利的分配应当优先于非基本权利。比如，一个人要吃饱(基本权利)与一些人要吃好(非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吃饱应该优先于吃好。

再次是对“公平”与“平等”关系的误读。从上述对“公平”与“平等”的概念分析可知，公平是利害相交换的平等。可见，二者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平等原则是一种特殊的公平，它从属于公平原则。这是因为，“平等”与“平等原则”的内涵与本质根本不同。如前所述，平等是指人们相互间的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而平等原则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它从属于公平原则又重要于公平原则，是一种特殊的公平原则。

最后源于“效率”概念。“效率”是指用多少活动实现多少目的的比例。它既取决于主体活动的能力和活动工具，也直接决定于其活动方式。但决定活动效率的动力因素虽然是活动能力、活动工具以及活动方式，但却不是动力因素，而决定效率的动力因素是人的活动的努力程度，也就是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通常由公平决定。

从上分析可知，如果一个社会越是公平，那其成员的贡献便会与他的所得越一致，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就会越高，反之，其劳动积极性便会越低。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越公平的话，一个人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便会与自己所受的伤害越一致，即“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不公平的话，一个人损害社会或他人越多，则自己获利越大。就是说，“公平”与“效率”是完全一致的正相关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提高“效率”，这意味着“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二者是根本不会发生冲突的。但是，“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本说来是不一样的，而平等原则与效率的关系却完全相同。道理在于，平等原则是一种特殊的、最重要的公平，它从属于公平，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不会发生冲突的。

具体地说，平等与效率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基本权利完全平等”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二是“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平等原则与效率的关系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样具有正相关性，而平等(或不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则完全取决于平等(或不平等)是否符合平等原则、是否公平。如果符合，便与效率成正相关关系；不符合，便与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即平等与效率具有双重关系。就基本权利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而言，越是平等便越有效率，越是不平等便越无效率。就非基本权利的结果平等而言，就不公平的平等来说，平等与效率具有相关的、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越是平等越无效率，要平等便无效率，要效率便无平等。可见，效率是衡量平等是否公平的标准，无疑，效率对平等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因为，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如果选择平等，那就既失去了效率又失去了公平的平等，而得到的只是不公平的平等；如果选择效率，则既得到了效率又得到了平等，而失去的只是不公平的平等。

由此可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命题的理论缺陷在于：一是将公平与平等等同起来。公平与平等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平等的外延较广，是一个类概念，而公平的外延较狭，是一个种概念。平等不都是公平，但公平却都是平等，公平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即人际利害相交换的平等。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是正相关关系，而平等与效率常常是矛盾的对立的。就是说，如果将公平与平等混同起来而得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对立的推论，进而要求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二是将“在此之后”等同于“因此之故”。比如，把不公平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不公平等同起来。比如，由奴隶社会不公平的社会分工提高了效率的正确前提，错误地得出结论——社会分工的不公平提高了效率。事实是，提高奴隶社会效率的决非分工的不公平，而在于不公平的社会分工。

就其实践危害而言，不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命题提出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讲都是在为不公平辩护，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不公平行为的辩护者。一方面，当这一命题被作为社会改革的主导理念时，其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是不可低估的，而且对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一命题的负面效应更是不可小视。它最可能成为一些权贵们侵吞公共财产，化公为私的借口与“遮羞布”。另一方面，当一个社会存在公共财产的时候，如果社会监督不到位，一些拥有公共财产处理权力的掌权者，就会打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号，大行鲸吞社会公共财富之实，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在社会治理方面，则很可能成为一些固步自封、僵化保守者拒绝社会变革，背离人类普世价值的理论借口。因为如果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命题为旗帜，就可以借着效率的招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剥夺人们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这是因为，在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对广大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分配应当优先于非基本权利的分配。而在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所谓的优先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所谓的为使人们得到较大经济权益而剥夺其政治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其实不过是侵犯人权的借口罢了。

2005.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