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权利先于税负轻重

纳税人权利先于税负轻重

黑盾：这是一个关涉纳税人基本权利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利益的多少与轻重问题。

黄钟：是的。所以孟德斯鸠说：“国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宽减赋税。这是通则。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英国政治家柏克也有类似的观点：“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这是因为，在专制国家，独裁者的困惑在于永远无法确知赋税轻重的界线，永远无法让国民交税心甘情愿。在柏克看来，“人在权利上所受的伤害之深，与在钱袋上受到的伤害之大，是可以同样之甚的。一项剥夺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财产大受损失。人在大路上被抢了两文钱，使他大为愤恼的，主要不在于这两便士”。一句话，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罢，并非得把人逼得没有活路，榨干最后一滴油。

黑盾：就是说，税制改革的根本在于如何尽快建立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不在于税负的轻重。在于如何扩大民意、言论自由等方面，不在于轻重之争方面。

黄钟：对。比如，一个蟊贼从一个家财万贯的人那里抢劫了一文钱，另一个蟊贼抢过他三百文钱，所谓多少不过情节轻重而已，但抢劫是一样。倘若抢了一文的称自己抢的比那抢了三百文的少多了，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都是抢劫，都没有尊重财产所有者的意愿。当然，更不能说，那财主某年某月一次就给某灾区捐了三百贯钱，我们抢的才那么点儿，怎么能算是犯罪呢？！显然，横征暴敛或轻徭薄赋，不是个百分比多少的数字游戏，如果是愿意，就像当年卢作孚用自己的船队为国家抗战服务，牺牲巨大，可谁见他就此说那是政府横征暴敛了？政府胡乱摊派征缴，无论多少，都属于暴敛横征。倘若以当年汉普登和他家乡山民的标准，或者以杰斐逊们的观念，中国自秦汉至清朝覆亡的赋税，无论数量大小，都属横征暴敛，都是苛政、虐政。

黑盾：这么说，“苛政猛于虎”。这苛政，就不单单是指赋税和徭役的繁重。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里的感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就不单单是指赋税和徭役的繁重比永州那咬了人没法治愈的蛇还毒。而是指封建皇权赋予专制税制本身的非人性与残酷性了。

黄钟：正是这样。轻徭薄赋，曾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和仁政的象征。但孟子把那种千方百计为君王充实府库的人称之为“民贼”。道理就在这里。孟子主张对百姓要“薄其税敛”，对自己认为的重税深恶痛绝。有一回，他跟宋国大夫戴盈之聊税改的事情。戴盈之说：“实行什一税，免除关卡和商品的赋税，今年还做不到，准备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全面推行，您说怎么样？”孟子的回答很是让人下不了台：“现在有人每天都偷邻居的鸡，有人说他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他就讲：‘准备减少，先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就完全不偷了。’如果明明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道义，就应该赶紧停止下来，为什么还要等到来年呢？”

黑盾：其实，几千年中国传统赋税史，都是在封建皇权的固有框架里打转，都是朝廷说了算，百姓只有缴纳皇粮国税的义务，一切只能由收税的朝廷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