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理论

2.3.1　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理论

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其中的资本，包括以机器、设备、建筑物和存货等形式存在的物质资本，我们可以将其归为基础设施资本和生产性资本两大类。资本存量的多寡、资本形成的快慢，是促进或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资金不足和经济基础薄弱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约束条件。而经济基础薄弱的根本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发展不足。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姑且不说其资金的短缺以及筹措过程中的艰难，即使具备一定的资金供给条件，发展加工产业又具有更为迫切的意义^[39]。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程中，如何促进资本形成并在基础设施和其他产业中间合理配置就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我们所接触到的有三类理论：平衡增长理论、非平衡增长理论和交替优先增长理论。

2.3.1.1　平衡增长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成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罗森斯坦·罗丹。在1943年，他在《经济学》杂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足，工业落后，收入水平低下，市场容量和投资规模小，依靠少量的投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也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罗森斯坦·罗丹强调，要全面、大规模地在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全面发展，通过这种投资的“大推动”来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推进”工业部门的全面、迅猛发展^[40]。

尽管罗森斯坦·罗丹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平衡增长，推崇资本形成的整体“大推进”，但他对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基础设施的供给是“不可分”的，必须一次性大规模形成。他对基础设施理论的重要贡献归纳如下：基础设施投资是社会先行成本，在消费品工业建立之前，必须大规模地筹集大量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先行资本，即建立起初经济的基础设施；这类投资通常在社会总投资中占30%～35%；基础设施诸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均要求有最低限度的投资量；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形成社会基础设施资本，必须通过规划、组织等步骤，通过公共投资的方式形成社会先行资本。大规模投资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中存在某种“不可分性”，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可能形成相互的市场需求，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必须是大规模“跃进式”的；大规模投资对厂商和社会都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不仅企业本身能降低成本，从而提高“获利能力”，而且其他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可分享“外部经济效益”，从而提高社会的“获利能力”。但是罗森斯坦·罗丹强调的平衡增长是一种极端的平衡增长，即各个工业部门同时、按同一比率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克服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使平衡增长走向了极端^[41]。

罗森斯坦·罗丹的“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分析了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强调了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可分性，指出“大推进式”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途径，并规定了“同比率”投资和“同比率”增长的严格条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一条起点较高、道路狭窄的经济发展路线。实践过程中，这一理论模式缺乏现实意义，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它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引发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对基础设施资本形成的认识，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线索。

2.3.1.2　非平衡增长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成理论

在对待基础设施的发展问题上，非平衡增长理论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平衡增长的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理论。创立非平衡增长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赫希曼（Hirschman），他在1958年出版的《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本的角度出发，对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和直接生产活动（加工产业）之间关系、优先次序选择及资本形成战略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

赫希曼非平衡增长理论的一个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和直接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赫希曼指出，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角度看，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都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但是，平衡增长对欠发达国家并无益处，各产业部门齐头并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在这些国家是缺乏的，况且同时解决各种问题也不现实。可行之举是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非平衡增长方案，在不发达经济阶段，若优先发展加工产业，会产生对基础设施的强大瓶颈压力；但反之，若优先发展基础设施，会建立良好的基础条件，从而会对加工产业的建设产生吸引力。而压力比吸引力更具有威力，所以弥补起来就较为容易^[42]。

赫希曼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打破了人们长期对平衡增长的固有认识，开拓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新思路。他首先提出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两大部门，并以此探讨两大部门之间发展顺序的选择问题；强调社会间接资本对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意义，一定量的、必要的社会间接资本的资本形成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条件；强调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之间的联系，通过联系和诱导投资来相互促进，并认为这比简单的平衡增长有更快、更好的效果；同时指出，社会间接资本的资本形成不同于直接生产活动，其成本与效益难以直接估量，规划不好有可能比直接生产活动的失误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赫希曼的非平衡增长理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没有看到基础设施的瓶颈状态所造成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阻碍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没有看到基础设施一旦成为发展的瓶颈，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43]。因为：（1）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短期内难以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2）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很难适应加工产业同时期迅速增长的需要。所以，基础设施的瓶颈状态，很可能会使加工产业发展速度下降甚至倒退，从而，滞后的基础设施在低水平上保持平衡，导致加工产业生产力的闲置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3.1.3　交替优先增长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成理论

如何在客观上确定基础设施与生产性产业的资本形成，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除了前述的平衡增长方案和非平衡增长方案外，还有一种主张让基础设施和生产性产业交替优先增长的方案，这是由发展经济学家姆里纳尔·达塔·乔德赫里提出的。

乔德赫里主张先集中力量发展社会分摊资本，促进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然后再促进直接生产活动的资本形成，发展生产性产业，待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显得短缺时，再集中形成社会分摊资本。乔德赫里认为，他分析的国民经济集中形成基础设施阶段，就是罗森斯坦·罗丹所说的“大推进”阶段。乔德赫里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尚属非生产性的社会分摊资本。由于该部门规模经济的作用，需要有较大规模的社会分摊资本。在下一个阶段，储蓄直接形成生产性资本，这些投资具有收益来得快的特点，产出增长率较高。基础设施的过剩能力耗尽阶段很快就要到来，国民经济再一次需要集中形成社会分摊资本，如此循环往复。可见，乔德赫里主张社会分摊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的交替优先增长^[44]。

对一个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认真规划基础设施的融资极其重要，它可以使生产性投资不会因缺乏基础设施而受到抑制，也不会使过多的稀缺资源沉淀在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上。迄今为止，有关工业化和基础设施问题的理论分析，都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不存在地理区位上资源配置的问题。但是这种假设对于一个小地理区域如新加坡来说是相符的，而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基础设施资本的形成，不可能在没有指定基础设施所在地的情况下加以解决。考虑到中国地域广大、区域环境的巨大差异性，基础设施的建立必须联系直接生产活动一并考虑，某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必须确定在直接生产活动企业所在的区域，只有预先知道直接生产性活动的经济地理分布、产出品构成和增长的时间分布格局，才有可能设计出符合客观需要的基础设施配置的蓝图。

但是，问题是要在国民经济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同时做出所有决策，乔德赫里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最优化决策方案，超出了当前人们对可计算模型的认识程度。即使所做出的一些理想假设被认为符合生产性经济增长的地理布局，一个地区较广的经济体系中基础设施的配置也很难确定。在一个地理分散的国家，要确定对这些投资的规模、分布和阶段，即使提出一些简单的指导方针，也难于奏效。

本书在比较分析上述各种战略选择的基础上，认为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应实行一种新的非平衡增长战略选择，即实行农业基础设施优先发展、促进其资本较快形成的战略。通过在短时期内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然后通过良好的基础设施带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并最终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