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简要说明及本书创新点和主要内容

4.1　文献说明

就原始文献而言，约翰·雷生前收集的标本，他的手稿与通信等材料多数交给了德尔哈姆（William Derham）和戴尔（Samuel Dale）。他的藏书（约计1500册）则由他的遗孀玛格丽特·雷做主，于1708年在伦敦拍卖出售。德尔哈姆和戴尔均为约翰·雷晚年在布莱特恩的邻居，也是他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交圈。他们分享了约翰·雷在博物学上的兴趣。德尔哈姆是一名牧师—博物学家，也是约翰·雷的遗嘱执行人。在后来的波义耳讲座中，德尔哈姆沿袭了约翰·雷的自然神学进路。尽管有人诟病他“对昆虫一无所知”，不能胜任《昆虫志》的编辑工作，但无论如何是他整理出版了约翰·雷未完的《昆虫志》手稿，以及《鸟类和鱼类纲要》手稿。1718年，他又整理出版约翰·雷《哲学通信》（Philosophical Letters）。戴尔是一名医师兼地质学家，在博物学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撰写的约翰·雷生平最初发表在《1706年欧洲全史》（A Compleat History of Europe for the Year1706）上。1916年，沃德博士（Dr.W.Warde）在牛津大学的博德莱安图书馆发现戴尔手稿，并由沃德的学生克拉克（Andrew Clark）发表在《埃塞克斯博览》（Essex Review）上。这类原始材料后来一再重印在不同的出版物中，并被不断转述，为后人了解约翰·雷提供了极大方便。

从十八世纪直到约翰·雷逝世三百周年，人们并未忘记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1760年，乔治·斯科特（George Scott）编辑出版《约翰·雷遗稿选录》（Select Remains），其中收入四篇祈祷词与冥想文（Meditations），以及约翰·雷1658-1662年的旅行日志等；1844年，以约翰·雷之名命名的雷学会（Ray Society）成立，学会的宗旨是致力于资助重印博物学方面的旧书籍；时隔一年，雷学会的秘书兰克斯特（Edwin Lankester）整理出版《约翰·雷备忘录》（Memorials of John Ray），其中除生平等材料之外，还收录1844年前往布莱克诺特利朝拜约翰·雷墓碑的颂词，即“Pilgrimage to the Tomb of John Ray，the Naturalist，at Black Notley”，以及林奈协会的创始人斯密斯撰写的约翰·雷生平，与居维叶等人对雷的评介，此外详细描述了以约翰·雷的名字命名的Raiania属植物及该属的种。1848年，兰克斯特又推出《约翰·雷通信》（Correspondence of John Ray），补充了德尔哈姆编辑的《哲学通信》中遗漏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冈瑟（Robert Gunther，1869-1940）于1928年编辑出版《约翰·雷通信续篇》（Further Correspondence of John Ray）。冈瑟是一名科学史家兼动物学家，也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的创始人。从1923年到1945年间，他先后出版14部《牛津早期科学》（Early Science of Oxford）系列图书。1942年，瑞温的巨著《博物学家约翰·雷的生平及其成就》（John Ray：Naturalist，His Life and Works）全面介绍了约翰·雷生平与著作，以及相关的研究状况。截至1963年，科学史著作，无论是生物学史（包括生物学通史与植物学史和动物学史）还是地质学史中，通常都会提到约翰·雷。虽然其中不乏较深入的介绍与研究，但多数仅限于复述原有材料。正如索亚所说，“关于这位著名博物学家的生平，目前已知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出版过如此多次，仅仅列出一个简短的总结，未免也嫌啰嗦”（Sawyer，1963：97）。不过，1976年杰弗里·凯恩斯（Geoffrey Keynes）编写的《约翰·雷书目1660-1970》（John Ray，（1627-1705）：A Bibliography1660-1970）依然值得一提，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约翰·雷的每部著作，而且阐述了这些著作的出版及再版情况。这位凯恩斯先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弟弟，他本人是一名英语传记作家、医生、学者兼藏书家，他的夫人则是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先生的孙女。

1986年，人们对约翰·雷的热情再次达到高潮。为纪念约翰·雷《植物志》出版300周年，剑桥科学经典书系再版瑞温的传记著作。鲍德温（Stuart A.Baldwin）出版《埃塞克斯博物学家约翰·雷：生平、工作及科学成就概述》（John Ray（1627-1705），Essex Naturalist：A Summary of His Life，Work and Scientific Significance）。同年，约翰·雷理事会成立，以促进公众对约翰·雷的认识，并每年为研究者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短期项目提供资助。2005年，即约翰·雷逝世300周年，约翰·雷理事会第一任主席布莱恩（Malcolm Bryan）发表《自然科学先驱约翰·雷：对其生平与成就的赞颂》（John Ray（1627-1705），Pioneer in the Natural Sciences：A Celeb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2005）。这部新的传记作品着力于“将约翰·雷置于他的前人及同时代人的语境之中，评价他的独特贡献”。

在更深入的研究材料方面，相关论文有1999年布莱特恩“约翰·雷与他的后继者：作为生物学家的教士”会议论文，斯特恩在威尔金斯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和《植物学拉丁语》中的附录，以及N.吉利斯俾和斯洛、贝利（R.J.Berry）等人的论文。基督教学者们更注重约翰·雷为当今神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致力于从中寻找一种将人置于一个更大伦理圈中的自然神学。这一点与生态学上的研究是一致的。就专著而言，上文提到瑞温那本传记著作以及他的《英格兰博物学家：从尼坎姆到约翰·雷》（English Naturalists from Neckam to Ray：A Study o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1947）都可算作此类。瑞温本人是生物学家，对英国博物学的熟悉使他对约翰·雷的研究有更多认同感，并以高度的热情详细阐述约翰·雷的生平和著作。在某种意义上，瑞温的作品是一座里程碑，此后的研究者很难绕开不去谈它。然而瑞温的热情使他极力将约翰·雷与现代科学拉拢，他本人的神学思想，也促使他着力强调约翰·雷在“开放的神学”思想上的先驱意义。另一部谈到约翰·雷的宗教与其博物学之间关系的著作是阿姆斯壮（Patrick Armstrong）的《英格兰牧师—博物学家：科学与宗教的融合》，这部著作论述了英国牧师—博物学家的传统，但针对约翰·雷个人的论述较为单薄，多数是引述其他研究者的观点。二十世纪后期，古典学研究者拉曾比（E.M.Lazenby）的博士论文《约翰·雷的“植物通志”第一卷翻译及阐释》（The Historia Plantarum Generalis of John Ray：Book I-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1995）翻译并阐释了约翰·雷1686年的《植物志》第一卷。这篇论文从原始文本入手，结合古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家的研究，并援引植物学史家萨克斯与默顿等人的研究，逐条解读约翰·雷的植物学思想。全文内容丰富且充实，然而仅限于分析《植物志》文本，对约翰·雷其他工作涉及不多。麦克马洪（Susan McMahon）先后在其硕士论文《博物学或对自然的研究》（Natural History or Histories of Nature：Perspectives on English Natural Histo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94），以及博士论文《1650年-1700年间英格兰博物学的建构》（Constructing Natural History in England（1650-1700），2001）中探讨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并谈到十七世纪英格兰博物学范式的形成。麦克马洪的博士论文借鉴玛丽·赫西的科学哲学思想，采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进路，着重阐述1700年左右博物学如何从早期零散不成体系的活动，转变为明晰可辨的学科范式并得到自然哲学家共同体的认可。她对十七世纪英国社会、宗教与政治语境以及约翰·雷对于现代博物学范式的确立与博物学共同体的形成所起作用的重视，以及对约翰·雷交际圈所做的数据分析，都别具一格。然而她以此来证明约翰·雷在政治上亲保皇党派，则有些武断，不足以令人信服。她谈到约翰·雷为了使自己的研究融入保皇党人热衷的“农事文学”传统而有目的地选择赞助人，也不符合约翰·雷的实际行为。此外有奇瑟（April M.Kiser）的博士论文（Making True and Lively Figures：Early Modern Natural History Ima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Nature，2010）是关于约翰·雷博物学著作中插图的研究，此处不予赘述。国内关于约翰·雷的介绍，多见于翻译过来的科学史著作，但篇幅和内容均有限，缺乏专门研究。仅“《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一文略有提及约翰·雷的自然神学。2012年初出版的《博物人生》中进一步评述了约翰·雷博物学的特点，其著作以及在博物学史上的地位（刘华杰，2008：166-178；2012：130-134）。

4.2　本书创新点及主要内容

现代学科划分直到十九世纪才形成，在约翰·雷的时代并不存在。以现代学科划分来看，约翰·雷的研究领域除植物学、动物学之外，还涉及地质学和语言学等诸多看起来似乎十分零散的方面。然而在约翰·雷的时代，这些领域共同组成对自然界全面、广泛的考察，它们并非零散的点，而是相互交织的有机整体。因此本书在研究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时，需要全面了解其著作与生平。在此基础上，结合传记、书信材料及相关专著，从植物学（以分类学为主）、动物学、语言学等各方面进行“点”上的剖析，并在每一章节的叙述中结合其他方面的研究。进而着重分析“分类”、“物种”与“自然神学”等观念，及其中涉及的宗教、文化、语言问题，由点及面地铺展开约翰·雷博物学的整个体系。

相对前人研究而言，本书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强调十七世纪的动植物与地球研究关注的重心及研究模式：早期研究更注重自然界的整体性以及事物“质”的方面；就材料来源而言，除了实验和考察记录之外，神话、传说以及古代文本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在论证方式上，通常汇总大量材料，从正反两方面举证、反复论证，而不贸然得出结论。

（2）将语言学统合到博物学体系之中，讨论语言学著作中包含的大量博物学知识。约翰·雷的语言学著作并不仅是出于对民间知识的好奇，或是单纯的词源学考察。博物学的两大传统，即口头传统与文本传统，都与语言相关。语言直接反映博物学认识水平，反过来，博物学的发展也会使语言产生变化。

（3）着重于分类学在博物学中的地位。分类学集中体现了博物学研究的特征，以至于博物学甚至被等同为分类学。这与分类学这门学科的基础性、历史性和终极性相关。本书并不限于阐述约翰·雷的动植物分类，而是结合他在其他著作中的论述，将分类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更全面地了解约翰·雷的分类思想，并在此语境下重新阐述他的物种观念。

（4）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澄清约翰·雷的宗教倾向，揭示他所提倡的一种建立在博物学基础上的自然神学，并指出这种神学思想蕴含的实践德性。

（5）探讨十七世纪博物学活动实际涵盖的范围：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博物学范式”的确立，到十八世纪博物学成为一种“橱柜式”流行文化，背后隐藏着博物学家与数理科学家之间一直以来的紧张关系。博物学范围的缩减，实际上是因为数学化与机械化进程的加剧而被迫作出的让步。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书写作目的、意义，以及本书立论的依据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包括第1到第5章，分别阐述约翰·雷博物学中包括的几个重要主题，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从科学史上对林奈与约翰·雷的评价入手，指出传统科学史过于强调分类学，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广泛的植物学研究。约翰·雷的成就未曾完全得到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现代语境下，早期植物学研究被视为不成熟的先驱性探索，唯一对现代学科有贡献的就是经典的形态分类学。经典分类学的留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来生态学与进化论研究取得的科学地位。然而那些被忽略的研究，不仅体现出约翰·雷个人的广泛兴趣，也鲜明地展示了十七世纪学者们对大自然的关注和探索，以及当时特有的研究进路。本章将阐述约翰·雷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契机与目的，进而梳理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与著作，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植物学研究中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及其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

第2章“约翰·雷的动物学研究”，从相关研究中关于约翰·雷动物学研究的争论入手，概述雷在动物学方面的主要活动、他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交往、他个人取得的成就，以及后来研究者对他的评价。随后分析约翰·雷的动物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即主要探讨的问题，其中包括动物形态结构与功能的适应性，以及动物的本能。最后结合实例，从理论上探讨约翰·雷的动物学著作中体现出的朴素的动物保护思想，及博物学视野中动物与人的情感纽带。

第3章“‘自然神话学’时期的地球理论”，试图从近代早期地球理论研究与现代地质学的特征性差异入手，介绍和评述约翰·雷的地球理论研究及其独特之处，进而阐明“前范式时期的地球理论研究”在当代语境下的借鉴意义。

第4章“语言学中的博物学”，简要叙述十七世纪英国思想界在语言学研究上的动机及主要活动，介绍约翰·雷的语言学著作，结合实例阐释其中丰富的博物学内容，在此基础上探究约翰·雷对伦理、象征、寓言、隐喻等“关系到人的学问”所持的真实态度。约翰·雷的语言学研究实际上是对《鸟类志》中理性宣言的呼应，约翰·雷的真实意图恰恰是从博物学的田野研究出发，弄清隐喻的来源，并纠正语言流传中产生的谬误，从根本上恢复语言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结语处将进一步探讨语言学与博物学的关系。

第5章“分类学与物种问题”，试图从哲学层面上整合前面四章的内容。本章首先界定分类学的定义和范畴，指出这一学科的特点及其在生物学中的重要地位，随后结合约翰·雷在不同著作中体现出的分类思想，论述其分类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而剖析约翰·雷在界定分类学术语以及作为现代分类学基本单位的“物种”概念上所做的阐释，引出下一章节中有关约翰·雷自然神学的讨论。

全文第三部分为第6章，即“自然神学、博物学与‘神圣生活’”。这一章将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探讨约翰·雷的自然神学与其博物学的关系。在约翰·雷后来出版的自然神学著作以及日常的通信中，他明确地指出博物学只是业余爱好，神学才是他的职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博物学是一种“在休息日里”从事的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只是一种单纯的消遣。约翰·雷的自然神学观念对其博物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博物学研究在整个自然神学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不仅如此，历史上自然神学本身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理论，约翰·雷的自然神学思想既非单纯重复古代自西塞罗和盖伦以来的自然神学观，也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现代“进化论”的反面，即“设计论”。关于“神”的形象，神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自然神学信仰对于人类世俗生活的指导意义，约翰·雷从当时的语境出发，结合他的博物学研究，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约翰·雷晚年的著作《神圣生活劝导》（Persuasive to aHoly Life）虽然并未引起学者的关注，然而其中对“神圣生活”的探讨，不仅明确体现出约翰·雷的神学思想与古希腊斯多亚学派伦理思想的联系，而且涉及“知识”与人类幸福的关系问题。本章意在考察约翰·雷的自然神学，他的自然神学与博物学的关系，并从实践伦理的角度论述约翰·雷提出的“神圣生活”。

全书结语将总结约翰·雷在他的时代所起到的作用，并指出博物学在现代语境下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