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及后世学者的评价

1.1　谁的成果？

1660年，约翰·雷与F.威路比约定共同研究自然界中的各方面，约翰·雷负责考察植物界，威路比负责他更感兴趣的动物界（按照早期的划分，整个动物界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1672年威路比去世后，这部分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约翰·雷的身上。正如约翰·雷在给考托普的信中所说：“威路比的逝世，在我本乐意承担的工作之外又增添了额外的任务。”（Ray，1928：38）按照约翰·雷本人的说法，他只是替威路比整理其留下的手稿。《鸟类志》序言中开篇指出，出版这本著作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纪念“本书的作者”，即威路比：他拥有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家世，不仅如此，他“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有过人的天赋和能力”；他在各方面的学习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尤其是在那些“最抽象、普通人最难以理解的学科”（指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至于他在自然哲学，尤其是动物志这方面的能力，我不说是现在，而是到目前为止，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海外，我都不曾见到任何人在这方面具有如此广泛、全面的知识”。他进一步盛赞威路比的美德和优点，然后介绍这部著作，“让读者熟悉他（指威路比）写作时的境况，以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他特意指出，这些动物是“按照威路比本人构想出的一套方法进行归并”（Willughby，1678）。《鸟类志》出版多年后，约翰·雷仍然称这本著作为“威路比先生的《鸟类志》”，而丝毫不曾提及他本人的贡献（Lankester，1848：148）。因此林奈学会的创始人史密斯（J.E.Smith）如是评价道：“事实上，约翰·雷过于看重他那位逝友的名声，并且极其小心地维护后者留给人们的记忆，以至于我们会将大部分成就归于威路比，而仅将极少部分归于他本人的危险。”（Lankester，1846：74）

1844年约翰·雷学会成立之后，人们似乎已经认可约翰·雷在组织和整理威路比的材料上花费的大量精力，以及他本人的分类思想，而不仅将他视为这部著作的编辑者。然而一些鸟类学家坚持认为，《鸟类志》中遵循的是威路比的体系，不应当归为约翰·雷的博物学成就。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十八世纪的科学家内维尔·伍德（Neville Wood）和威廉·斯温森（William Swainson），以及后来的彼得·伯彻姆（Peter Bircham）。瑞温大为不满地为约翰·雷辩解道：“人们通常认为约翰·雷在这方面的著作几乎只是编辑朋友留下的材料，并将成果归之于威路比。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评价。早在威路比之前他就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在与威路比结伴同行的岁月里他也做了大部分观察记录，不仅如此，在秉承逝者的遗愿接手这项工作并充分利用威路比的研究成果时，他从少量不完善的备忘录中创作出了一系列著作，其中每本都标志着该领域的新纪元。”（Raven，1986：308）伯彻姆认为瑞温将约翰·雷视为科学天才，因此一意孤行地将威路比视为业余爱好者。他声称，瑞温对威路比的看法是基于“对约翰·雷的评价，而不是与威路比相关的真实证据”，在他看来，威路比正如斯温森所说，是一名优秀的动物学家，而约翰·雷是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Bircham，2007）。威路比实际的才能和贡献大小或许无关紧要，对本书来说关键的是，约翰·雷本人在动物学方面做了哪些研究，他对动物又持有怎样一种观念。

图4　F.威路比（FrancisWilughby，1635-1672）肖像

1661年约翰·雷曾与斯基庞（Philip Skippon）结伴同行。早在这段时期的旅行日志中，约翰·雷已对动物表现出多方面的关注。例如，8月9日在惠特比（Whitby），约翰·雷描述海岸上发现的海藻及各种岩石后，接着写道：“附近村民告诉我们，卡姆登（Camden）从前有个传说，据说野鹅一旦停歇在惠特比的海滩上，就无法再起飞，也不能飞走，正如韵律诗中所说：如果野鹅停在惠特比海岸，最小的孩子也能让它乖乖就范。”（Ray，1760：173）类似地，8月19日，约翰·雷提到贝斯岛（Basse Island）上一种在英美文学中十分有名的鸟儿：

我们看到岩石上有无数只塘鹅（Soland Geese）。成年的大鸟全身都是白的，只有鸟翼或者说翅膀上的硬羽为黑色。成鸟的头颈上半部分具有一种微微发黄的暗褐色。它们各自只产一枚蛋，而且蛋并不是很大；它们胆子非常大，适于成群聚集，直到有人走到它们旁边，因为它们不习惯受到惊吓或骚扰。在苏格兰，塘鹅的幼鸟被视为一道佳肴，而且卖得很贵（一只8英镑）。……它在大小上稍逊于家常的鹅。幼鸟背上为黑色，有一些白色的小斑点，胸腹部下方为灰白色。塘鹅的喙非常尖利，嘴巴又宽又大，舌头很小，眼睛大大的，脚掌上具有四个带蹼的趾。它以鲭鱼和鲱鱼为食，幼鸟的肉闻起来和尝起来都有这些鱼的味道。（Ray，1760：191-192）

随后，他列举了在贝斯岛上筑巢的其他鸟类，并简要描述了这些鸟的特征。在着手编写《鸟类志》时，约翰·雷汇集了他与威路比自1660年“人类岛”（Isle of Man）旅行，一直到后来的“大陆”之旅期间收集的材料，并充分吸收了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献。毋庸置疑，在材料方面，约翰·雷补充了大量内容。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断，这两位博物学家彼此意气相投，合作十分满意”（Allen，1951：419）。

与《鸟类志》类似，1674年的《鱼类志》同样以威路比的名义出版。不同的是，在编写《鱼类志》的过程中，威路比的母亲逝世，约翰·雷被迫离开米德莱顿府邸后，多数时间无法方便地查阅威路比的手稿。随后威路比的遗孀改嫁，资助出版的任务落到皇家学会肩上。这部巨著几乎令皇家学会面临财政危机，并且因此无力资助后来被视为巨著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楠川认为，这体现出皇家学会对这两部著作关注程度的不同，不过她也指出：“事实上对皇家学会来说，不为希望在其名下出版的著作提供资助，是更常见的事情。”（Kusukawa，2000：179-197）《鱼类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集体协作的结果。对博物学著作而言，这似乎是更为常见的现象。不过，正如E.G.艾伦所说：“约翰·雷具有丰富的鸟类知识，他远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适于承担完成威路比作品的这项任务。”（Allen，1951：425）

图5　1686年彩色手绘本《鱼类志》封面

在约翰·雷早期的旅行日志中，同样可见大量与鱼类相关的记录。例如，1661年8月8日，在斯卡伯勒“市镇附近有个大型的鱼市。我们看到Ling和Codfish（注：Ling和Codfish中文译名均为鳕鱼。）、鳐、刺鱼、大菱鲆、小无须鳕，以及鲱鱼……我们观察到，Ling的盲肠（intestina caeca，当地人称作Kelk）比Codfish的盲肠更粗大，但数量更少。大菱鲆具有三根盲肠，位于腹部稍下的地方，也非常粗大。此外我们还看到一种又长又大的软骨鱼类，当地人称作Hay，（据他们说）与狗鲨（Dog-fish）没什么太大的不同”。（Ray，1760：167-168）类似叙述经常出现。这类冗长的记载，如果说出自一位对鱼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笔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博物学研究更为倚重集体协作。《鸟类志》与《鱼类志》成功的要点，也在于约翰·雷对前人及同时代学者著作的熟悉与汇总，以及与同时代学者的广泛交流。格林德尔详细考察了诺丁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插图，他指出，1672年威路比去世后，约翰·雷在整理手稿和图片并准备出版的过程中，增加了大量图片。其中包括出自前人书中的图片、从诺威奇的托马斯·布朗那里借来的图片（这些图堪称书中最精致的插图），以及额外请人绘制的一些插图（Grindle，2005：18）。依照格林德尔的说法，威路比在收集图片时认为“那些图片结合在一起，就像一种具有内在关联的体系”，它们“与威路比广泛的兴趣更为一致，而不是与雷更为狭窄的植物学研究一致”。威路比的兴趣极其广泛，这意味着他的图片收藏具有临时性，“就像威路比的很多观察与活动一样，这些图片可以说是一种实验，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格林德尔意味深长地写道：“这些图片与约翰·雷那本有名的著作关系十分遥远，我们可以说，这既是缘于威路比生前所做的工作，也是由于威路比的去世所导致的（a consequence of Willughby’s death as much as his life）。”（Grindle，2005：15-22）结合威尔金斯的普遍语言，格林德尔指出，应当从图片本身的意义来考察这些收藏，而不是仅仅从著作的角度来考察。亦即，“反过来考察图片之于著作的意义”。他暗示，F.威路比将这些图片视为一种语言，其本身展示出自然的秩序，而不仅仅是为了形象地表达文字描述的内容；虽然约翰·雷也认为图片具有一种独特的知识论地位，但是“只有当我们认可图片的语言学性质，以及语言的图像性质，我们才能真正看到，约翰·雷和威路比那样的人是如何理解、看待并使用那些图片的”。他似乎认为，是约翰·雷将威路比收集的材料纳入了自己的分类体系中，但接着他又指出，关键不在于采取何种分类体系，而在于，约翰·雷和威路比以及威尔金斯，都认为大自然中存在某种可以被认识的秩序。（Grindle，2005：15-22）无论这种说法是褒是贬，至少可以说，如果没有约翰·雷的工作，威路比的研究充其量是“暂时性的”半成品；在当时编辑一部博物学巨著，所耗费的精力和所需具备的知识都大大超出我们想象之外。不仅如此，《鸟类志》与《鱼类志》中的分类思想，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约翰·雷。

继《鱼类志》之后，应罗宾逊的邀请，他开始编写一系列关于整个自然秩序的手册或概要综述。威路比并没有留下关于爬行类、哺乳类以及四足动物的资料记录，因此在这方面，约翰·雷只能自己着手研究。《四足动物和蛇类要目》的编写工作始于1690年，最终于1693年出版。这本书中对“动物”进行了界定，并深入探讨了动物的生殖问题。在后来的《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中，他再次简单提到这一当时备受争议的问题。在分类上，他反对将动物划分为“卵生”和“胎生”，因为他认为这种划分并不准确。除此以外，他熟悉生理学方面的文献，而且受过解剖训练。约翰·雷的著作中有大量解剖学方面的论述，其中部分引自盖伦、维萨留斯、马尔比基、列文虎克等人的著作，部分出自他本人的经验。他对生理学和解剖学方面的文献涉猎极广，在观察和解剖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在内）上也有深厚经验。约翰·雷最早期接触解剖学是在剑桥时期。当时剑桥的学科设置仍然与中世纪时期一般无二，但相比于王党统治下的牛津，剑桥的学风更为开明。1642年内战爆发后，剑桥大学清退了许多保皇党派，从而补充了一些新的血液。剑桥的学者在担任教职之余通常也会从事其他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业余爱好。以约翰·雷为首的小圈子热衷于进行实验科学研究。约翰·雷受其同事尼德（John Nidd）的影响很深，据记载，尼德的私人住所里不仅有各种解剖材料，而且还有饲养动物的水箱。约翰·雷曾提到他如何观察尼德养在水箱里的两只青蛙的交尾过程（Ray，1717：312）。1663—1664年间，约翰·雷在当时代表欧洲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帕多瓦学习了一年的解剖学知识。1671年他曾亲手解剖过一只死去的海豚，证实海豚的脑容量极大，这“表明这种生物具有不同寻常的智慧和能力，由此看来，普林尼所说的一只海豚迷上一个小男孩并驮着他穿过海湾的故事，并不比希罗多德讲述的古代传说更富有神话色彩、更不可能。”（Ray，1928：61）从这类记载足以看出约翰·雷对解剖技术的熟悉，以及皇家学会乃至整个英国学术界当时对解剖学的着迷与热衷。约翰·雷在完成《四足动物和蛇类要目》后，又编写了《鸟类和鱼类要目》。出于各种原因，这部著作迟迟未能出版，直到约翰·雷逝世后，书商（Mr.Innys）碰巧从一堆材料中找到这份手稿，并转交到德尔哈姆手上，才最终于1713年初付梓（Lankester，1846：68-69）。这部著作补充了《鱼类志》与《鸟类志》中遗漏的物种，并对鱼类分类方法作出了较大调整。

在约翰·雷去世之前的几年中，他一直忙于研究他家附近的昆虫。相对之前的工作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很多研究者都表示“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很难想象约翰·雷是如何在晚年有限的时间里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的领域”。然而从之前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雷对昆虫学并不陌生。无论是热衷于研究蜘蛛的李斯特和兴趣广泛的罗宾逊，还是后来的德尔哈姆和戴尔，都一直与约翰·雷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并就许多问题询问约翰·雷的意见。约翰·雷的谦逊与审慎，以及他在博物学方面的判断力，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不同领域中的权威。或许正如艾伦所说，约翰·雷的秘诀在于“他对自然界一切事物都保持着极大的敏感性”（Allen，1951：425）。这种敏感性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来，无论是在剑桥时期，还是在后来的大陆旅行中。《剑桥郡植物名录》已经提到过一些关于昆虫生命史的问题。1670年，约翰·雷发表在《哲学汇刊》上的一封通信中详细地谈到了他对蚁酸所做的实验：

我最近弄了一些菊苣花，做了这个实验……。用一根小棍把蚁穴扒开，然后把花朵插在上面，你就会看到密密层层爬上去的蚂蚁。蚂蚁在爬动的时候分泌出一种液体，看上去闪闪发亮，在这些地方，你会马上看到花朵上出现了一大块红色痕迹。有时要隔很久才能将花染红，有时突然一下就变红了。一开始我猜测，可能它们因为蚁穴受到惊扰而恼怒了，所以把刺蛰进花朵里，将那种强酸性液体注射进去。但是通过把它们碾碎并把汁液擦在花朵上，我发现花朵一样会变色。众所周知，蚂蚁爬到我们的衣服或者身上时，会弄出一种疼而且痒的感觉，就像针扎一样。我认为，蚂蚁并没有刺咬我们，而是释放出了上文提到的那种腐蚀性液体。（Ray，1670：2063-2066）

这是一种典型的博物学实验，其趣味性在于，它既是一种动物生理学实验，也体现出动植物之间某种相互作用与影响。他的昆虫学笔记中广泛谈到了毛虫的食性问题；对当时穆菲特等人所谓毛虫头部转变为蝴蝶尾部的说法提出反驳；通过实验证实“苔状蔷薇虫瘿”中飞出的是苍蝇而非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说的甲虫；以及植物上的“泡沫”并非由唾沫或者天上的雨水变成，而是从一种叫沫蝉的昆虫嘴巴里吐出来的等等。在最后的《昆虫志》手稿中，约翰·雷澄清了先前的观察与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其中包括姬蜂幼虫在毛虫体内的寄养现象（Ray，1710：114），以及沫蝉的真实形态：“其后肢几乎不比前肢长；尚未发育完全的翅膀出现在肩部；一根长长的口器向后弯曲靠在腹部上，并位于腿脚之间。它们经常蜕皮，在它们吐出的泡沫旁边可以见到蜕下的皮。当它们还裹在泡沫中时，它们缓慢爬行；脱离泡沫之后，它们通常跳跃行进，这时后腿也变得更长、更结实有力。它们更类似于蝉而不是蝗虫；它们比蝗虫跳得更高，翅膀也遮住了整个身体。”（Ray，1710：67）

约翰·雷晚年之所以研究昆虫，既是因为晚年活动范围的限制以及这位博物学家对昆虫与生俱来的热情（从他早期的笔记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也是因为显微镜下的发现引起的热潮。不幸的是，在与威路比合作的日子里，他将昆虫学方面的研究留给威路比。1690年，当他回到昆虫学上时，他只能重新开始。1704年，也就是约翰·雷生命中最后一年，当他编写完《昆虫分类方法》（Methodus Insectorum）之后，才借到威路比的笔记。按照瑞温的说法，《昆虫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约翰·雷本人主要的研究领域，即关于鳞翅类的记载，在这方面威路比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约翰·雷清楚地描述了47种英国蝴蝶，其中至少有6种为新种。（注：瑞温详细论述了《昆虫志》中关于蝴蝶的部分，见Raven，1986，pp.406-416。）约翰·雷去世时将所藏的标本全部赠给了他的友人兼邻居戴尔，接近完成的《昆虫志》手稿却被交到“对昆虫一无所知的”德尔哈姆手上，致使这部著作迟迟未能付梓，一直到1710年才草草出版。戴尔和瑞温等人都深感惋惜：如果约翰·雷的生命再延续一个夏天，他很可能已经完成了这部《昆虫志》。但无论如何，约翰·雷为此准备了很多年的材料，并且极大地推动了昆虫学研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1.2　有何创新？

在谈论约翰·雷在动物学方面的创新之前，有必要简要追溯一下西方动物学发展的历史。人类最初接触并豢养野生动物，无疑与狩猎活动相关。随后，人们对动物的需求从最初的食用慢慢转移到观赏和娱乐。从古巴比伦时期，驯养动物的皇家园林就已经出现；古希腊人最初并没有这类设施，直到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才对大型猫科动物和大象产生兴趣。古罗马的公民喜爱饲养奇异鸟类，并视之为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罗马帝国后期逐渐养成用野兽来进行搏斗表演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就动物学研究而言，按迈尔的说法，由于“脊椎动物、昆虫、水母之间，甚至在脊椎动物之内的哺乳动物、鸟类、青蛙和鱼之间”的形态差异十分明显，并不像植物那样难以区分，因此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主要的动物类别就已经分清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复苏时，动物分类相对植物分类而言处于相当领先的地位。但自普林尼的《博物学》以来，一直到中世纪的《动物故事》，以至十七世纪重新兴起的《伊索寓言》，动物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始终十分盛行，甚至超出了动物本身的科学价值。新的动物学家依然习惯于“忠实地引证经典作家的传统和沉迷于对动物名称的意义进行语言学分析的学究习气；另外对旅行家所谈的荒唐故事以及存在妖魔怪物的轻信仍然相当流行。”（迈尔，1990：192）到此时为止，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动物四篇》、普林尼的《博物志》以及盖伦的生理学著作，依然代表着动物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鸟类学家在谈到某种鸟类时，通常只描述何处能见到这种鸟、这种鸟是否适合食用、医疗价值如何，以及它所具有的“人性特征”（例如，鹪鹩被视为勇敢的象征，而雀类则呆笨无知）。在鱼类学方面，乔治·迈尔（Georges Myers）指出：“事实上，除了古代亚里士多德、普林尼等少数几位作者的著作，鱼类学本身在欧洲直到1492年都尚未诞生。”（Myers，1964：34）除此以外，动物学的另外几个分支几乎也处于同样状况。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探索者们在亚洲和美洲大陆上的伟大发现，使正以空前规模汇聚于欧洲的各种异域动物大受青睐。随着地理发现与旅行活动的展开，人们逐渐发现古代动物学论著中的错误或遗漏之处。格斯纳（Conard Gesner，1516-1565）“完备而非系统地”记录了他那个时代所知道的一切动物，编写出一部5大卷的《动物志》（Historia Amimalium，1551-1587）；阿德罗范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发表了一部3卷本的鸟类研究著作以及昆虫方面的著作。贝隆（Pierre Belon，1517-1564）与郎得勒（Guillaume Rondelet，1507-1566）通过亲自考察地中海区域的动物群，证实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动物形态。贝隆分别于1551年和1553年出版《鱼类志》和《鸟类志》，郎德勒则集中研究地中海的海洋生物，于1554年出版《水生动物》。

然而，这些著作依然主要以古代文本为依据，而且存在很多模糊和混乱的地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依然充斥着关于神话动物的古老传说；动物学书籍中各条目通常采用字母排序，名实不符或是将雌雄两性视为不同种的现象极其普遍；神父们也习惯于将《圣经》中记载的怪兽当作习以为常的事物来谈论，一方面用作伦理隐喻，另一方面则为布道增添趣味性。这正是为什么约翰·雷在《鸟类志》的序言中声称要“去除象形文字、象征、道德、寓言、预示以及其他与神学、伦理、语法或者任何一种与人类学问相关联的事物”。针对前人的著作，约翰·雷如是说道：“无论是本书的作者，还是我本人，都无意去撰写一部鸟类全书——把前人写过的一切相关事实，无论真假虚实，一律收录进来，就像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书中大量出现的那样……”他试图通过细致的对照和严格的考察来落实前人书中提到的每种动物，列出每一种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名称，从而消除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现象，从混乱中建立秩序。与前人不同，他并不单单是描述其他人提到过的动物，而是确保“通过亲自观看和审视摆在眼前的物种”来细致地描绘每种动物，他声称这些努力并不是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确实“通过这种办法消除了很多困难，也纠正了格斯纳和安德罗范迪著作中的很多错误”。（Willughby，1678，Pre）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套明确可靠的检索系统。他写道：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阐明鸟类的博物学（History of Birds），这门学科在很多具体情况上混乱且模糊不清（正如我们之前在普遍谈论动物时说过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准确地描述每种鸟类，观察它们独有的特征，让读者能确实理解我们的意思，只需将任何鸟儿与我们的描述进行对照，就能弄清是否是我们书中所记载的种类。读者也不难查出某种不知名的鸟儿是书中提到的哪一类：只要首先对照目录表，从最高或者最上面的类别（genus）特征开始往下找，他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最下面一级的类别；而在同一物种（Species）之间，由于种类并不太多，只要再对照若干种鸟儿的描述，就能迅速找到那个种。（Willughby，1678）

这正是为什么“F.威路比的《鸟类志》”被普遍认可为欧洲鸟类科学的开端。它代表当时最好的鸟类分类思想，其中采用结构特征作为分类标准，而不是像贝隆等人那样结合生境之类生态学因素来进行分类（Allen，1951：424）。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ie）与伯克海德（T.R.Birkhead）指出，“F.威路比的《鸟类志》”之所以尤为突出，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①定义了“鸟”是什么；②基于外在的形态特征来区分出种；③将先前的作者所描绘的那些神话和想象中的鸟类与证实为真的鸟类分开来，从而试图将鸟类学研究建立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Montgomeri&Birkhead，2009：884）。瑞温则认为，《鸟类志》的分类思想主要出自约翰·雷，威路比早期的分类法主要是依据羽毛之类的特征，而约翰·雷采用了羽毛与喙和趾等形态特征相结合的分类方法。在《鸟类志》中，约翰·雷首先将鸟类分为陆禽和水禽，水禽又分3类：涉禽（waders，经常在水中行走，但不潜游）；游禽（swimmers，具有蹼趾，在水中潜游）；以及介于涉禽和游禽之间或兼具有两者特点的，其中有些是偶蹄分趾类，然而能游水，还有一些是蹼趾类，但是具有像涉禽一样的长腿。这种分类思想被现代鸟类学家视为最早对鸟类进行理性划分的尝试。类似地，约翰·雷的《鱼类志》也被视为“最早将鱼类根据少量解剖学特征划分为若干类别的”著作，大体上现代鱼类学家仍然认可这些分类（Myers，1964：35）。

图6　1678年英文版《鸟类志》插图1

《鱼类志》与《鸟类志》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书中的插图。很显然约翰·雷已经意识到图片的语言学功能，以图片来替代标本，这给博物学家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图片可以形象地传达文字的内容。约翰·雷在选择图片时进行细致的对照和鉴定，极力避免图片与文字不符的情况。相对早期具有隐喻色彩的图片而言，约翰·雷更注重插图的自然主义特征（Kiser，2010）。手绘卷中大多数插图上的鸟类“色彩和形态都与实际情况十分吻合，总体上精确性要超过直至十七世纪末的所有其他鸟类著作”（Montgomerie，2009：889）。实际上，约翰·雷本人曾抱怨无法直接监督插图绘制者以及雕版人员的工作，导致出现混乱和错误。某些现代学者指出，雷没有使用威路比收藏的白腹沙鸡（Pterocles alchata）图片，是因为他未能辨认出这种鸟类（Charmantier，2008：469-472）。这种所谓的失误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雷的审慎。

图7　1678年英文版《鸟类志》插图2

在昆虫与兽类方面，约翰·雷的研究同样引人注目。后来的生物学家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拉丁语使他获得了更高的声望，在同时代学者眼中，他是‘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在后来居维叶等人的眼中，他是‘科学的’动物学、鸟类学、鱼类学的主要奠基人（Lankester，1846：65）。居维叶称约翰·雷的研究奠定了“整个现代动物学的基础”（Lankester，1846：65；104-106）。米克尔则如是评价《昆虫志》：“其中对动物生命史、变态发育、寄生以及排泄现象的观察，必须被视为有关昆虫及其生活方式与手段的最早的科学观察与精确的文字记载。”（Mickel，1973：5）瑞温声称，约翰·雷对蝴蝶和蛾类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事实上除了少数色彩艳丽的大型种类之外，这类动物在当时几乎完全不为人知。此前没有任何人曾认真地收集它们，也没有人意识到研究其变态发育以及完整描述出其生命各阶段的重要性。约翰·雷似乎已经领悟到，如果要真正地了解那些昆虫或是对其进行正确的分类，仅收集成虫是不够的，而比他晚150年的昆虫学家们还有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Raven，1986：416-417）包括林奈在内，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仅将蝴蝶和蛾类的成虫形态作为划分种属的标准，而完全忽略了更早期的成长阶段。因此瑞温感叹道，如果有人将约翰·雷收集的标本对照他的手稿，印制成带插图的书籍，那“将免去一个世纪的摸索”。就兽类而言，《四足动物和蛇类要目》中的“分类体系标志着一次巨大的进步”，约翰·雷广泛运用了比较解剖学方法，居维叶因此称他为“第一位采用比较解剖学方法的动物学家”（Mickel，19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