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地球博物学的主要特点及影响

3.1　约翰·雷地球博物学的两大特点

约翰·雷在思想和写作方式上同现代地质学者的不同，以及他在处理化石问题时最终表现出的犹疑态度，都体现出其地球博物学的总体特征。从本质上说，他完全是一位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家，尽管他在通信和著作中自由地讨论了各种“可能性”，并且无疑接受了日心说，但他的宇宙观依然与弥尔顿所描绘的情形相去不远，有关大洪水和创世的传说即便不是解释地球历史的唯一权威，也仍占据显要地位。这种传统的世界图景决定了，他的地球博物学具有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与此同时，思想的开放性则使他采取了一种“反理论”的理论研究方式。

3.1.1　整体性与连续性观念

约翰·雷地球博物学的整体性表现在两个层面上：横向的层面，和纵向的层面。从横向上来说，其论述的对象从矿物、水体、山川，到动物、植物，以至人类，再到天上的日月星辰；从纵向上来说，考察范围从地球的诞生、形成与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消亡或净化重生，其中不仅援引了古代文献、传说和大量哲学思考与经验考察记录，而且最终的主题观察直接关系到地球及人类未来的命运。

尽管波特声称基歇尔的有机地球观念并未在英国思想界占据显著地位，但约翰·雷在其著作中不仅一再引用基歇尔的观点，而且在驳斥泉水是来自地下水的渗透时如是说道：“我读过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他们想象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动物，海水的涨落就是它的呼吸。现在我想，如果这种学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它的血液循环，或某种类似的运动。根据这种（地下水循环）设想，水在这个圆形动物脉络内流动的速度，就其体量来说，必定比其他生物体内血液的流动更快……”（Ray，1692：94）在给李斯特的信中，他声称自己翻阅了基歇尔关于“地下世界”的论述，这对他“没什么太大帮助，不过其中某些内容可以用到”（Lankester，1848：52-53）。他似乎并不完全认同大小宇宙之间的类比，然而他至少接受一种看法，即地球并非一个单纯的研究对象，其各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甚至与人类的生活和未来命运紧密相连。在《造物中展现出的上帝智慧》里关于地球的讨论中，他指出：“我所说的地球，不单是指陆地或与水体相对的土球（注：十七世纪有一种观念认为地球由两个球组成，一个是水球，一个是土球，两者混合在一起，并且会产生相对位置上的变化。），也不是一种元素‘土’；而是水陆形成的整个球体……”接着他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地球的运动、地轴的方向及由此带来的气温差异与寒暑变化对人们的体质和平均寿命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地球上各组成部分的稳定性。此外他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地形的丰富性带来的好处：动植物的生存与繁衍，各地产生的独特花果种类，例如热带地区的“滴水树”（Dropping-Trees）。对于“滴水树”，他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出自植物本身的独特性，而是由特定的地点和场所决定（Ray，1717：190-220）。

类似地，在谈到大洪水时，他不仅讨论了大洪水可能带来的地表影响，而且探讨了大洪水对人类平均寿命的影响：为什么大洪水之后人类平均寿命下降并最终稳定在70岁左右的水平？他表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过于复杂，但他提出这必定是由空气温度、食品质量，或者人类体质的变化所决定的。他认为这并不能归为奇迹，否则“为什么不是在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世代人均寿命就减少至70岁？为什么若干个世代都能抵御恶劣的空气与饮食条件？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前人的体质更强”。环境条件的恶化带来体质的下降，体质的下降使人难以适应恶劣环境，如此形成一种循环。而引起水质变化的因素，同样会影响到大气与土地，使之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Ray，1692：42-43）。尽管约翰·雷仅仅视其为一种假说，但其中包含的整体论思想是无可否认的。地球的未来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大洪水只是一次演习，地球最终将走向解体，还是从净化中得到新生？这些问题无疑是早期地球论中的关键，而现代地质学者已经无暇顾及。

约翰·雷的地球观很显然影响到他在化石问题上作出的判断：他认为起初全能的造物者不仅制造出“一切简单无生命体赖以生成的各种原则”，使其遍布于地球的上层部分，而且制造出生命体赖以生成的生殖原则，并使其遍布于各处的陆地与水体，第一批动植物借助他全能的“言”得以生成，此后，那些物质不再具有产生任何个体的能力，一切动植物都通过世代繁殖生成（Ray，1692：170）。上帝赋予了每种物种产生相似后代的能力。因此，自发产生是不可能的，“塑性自然”在化石问题上显然也失去了说服力。与此同时，物种数目是固定的，不可能灭绝，也不可能产生出新的物种，否则就会使上帝的创造变得不够完美。此外，约翰·雷最终认可利维德的理论，除了它能解释生物遗迹说在当时语境下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种理论维护了世界的持续性与完整性：生物的精子能在矿物中成长，正如石头能从动物内脏中形成，矿物界充当了连接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中间产物。总而言之，世界是连续的，每种因素之间都相互关联，其间不应存在任何明显的断裂。

3.1.2　“反理论”的地球理论

艾伦伯格称约翰·雷是他那个时代“公正严谨的代言人”，并认为约翰·雷的积极影响还在于“他拒绝建立一套理论来解释那些明显存在冲突的事实；相反，他小心细致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由正反两方论证组成的图景。后来的学者可以十分方便地从中抽取自己想要的材料”。

这一点在约翰·雷的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在《关于世界的解体与变化的散论》中，他指出“洪水可能还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将大量贝壳以及贝克鱼类卷上海滩并散落在陆地上”。就学者们在自成论与遗迹论之间的争论而言，“双方都有有力的论证和支持者。我将不去衡量谁更有威信，仅限于考察和权衡论证本身”（Ray，1692：104）。首先他介绍了后一种观念，即胡克的观点：自成论者认为化石是“大自然的游戏”，这违背了自然的伟大智慧，因为自然不会产生出任何无用的东西。对此普罗特的回答是：产生多样的化石，目的是为了美化世界，就像郁金香、毛茛等大多数花朵一样。约翰·雷认为花朵不能与化石相提并论，因为植物具有一定程度的生命，花朵对植物体的美化是合理的；花朵起到包含果实的作用，其任何一部分都有利于果实与种子的成长；尽管有些化石也有药用价值，但花朵具有更广泛的用途，无论是在食用还是药用上。接着他又说：“然而我不想掩饰，在自然界中地球有一些现象，令我难以与在其他作品中观察到的自然之谨慎协调起来；这有力地证明，自然偶尔会玩游戏，并勾画出这些图案，别无其他目的，仅仅是为了装饰这些石头，并让我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或是锻炼我们的智力。”对于印在石头上的叶形，他提到利维德（注：原文拼写为Lloyd。）给他寄来的标本以及伍德沃斯的评价，然而“对这些图案还需要进一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Ray，1692：106-107）。他将个人观察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观察结合起来，对化石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但他始终不曾作出绝对的判断。在引论普罗特提出的“特定矿场出产特定化石”这一证据之后，他说道：“对此我的回答是，这种论证并不必然具有决定性；因为其中可能有某种理由，尽管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轻易地想象出这种理由。”事实上，约翰·雷经常会采用反反复复的论证模式，他的看法往往被淹没在大量经验事实与反复的审慎论证中。必须花费一番气力才能从中找出他个人的观点。

在约翰·雷看来，经验数据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正如波特所说，他“始终深知在化石起源这类重大问题上经验证据的模糊性。不仅如此，他相信尽管创世论和大洪水是地球历史方面的重要线索，但是经验并不能对此作出清楚明白的阐释——无论是这些事件的原因，还是其结果”。类似地，在谈论山体的成因时，他阐释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最终还是承认：“……无论我们提出何种假说，都只能是猜想。那些最接近《圣经》文本的应该得到最大认可，那些与《圣经》冲突的则应当被拒斥，无论其自身看起来多么协调一致。因为这类理论无异于在本该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制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来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制造世界。”（Ray，1692：165）在上帝以及伟大的造物面前，人类的理性并不那么可靠。显而易见，约翰·雷的《自然神学三论》实际是一种“反理论”（Porter，1977：82）。

很难说这种谦逊的态度是出于意志上的软弱和对传统势力的妥协。在科学史上，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不像后世学者回头看时那么显而易见；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之间的对错也并非一目了然。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谦卑的态度，采取“悬置”方案，无疑比独断性的判断更可取。

3.2　对同时代及后来学者的影响

胡克的手稿直到死后才出版，且流传不广。与此相反，约翰·雷在开始关注地球理论之前，已经通过他在动植物领域的研究确立了绝对的威望，他的地球理论著作广受欢迎并起到很大影响。《自然神学三论》在短短几年中推出三版，其后于1721年、1732年两次推出新版，十九世纪中期，即1850年，又推出一版。此外，这部以英文撰写的著作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其中荷兰文译本分别于1694年和1783年发行，德文译本于1698年和1732年发行（Keynes，1976：110）。

瑞温和鲍德温等人均认为，约翰·雷的论述不仅对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而且对地质学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在地质学以及化石起源问题上的研究，也足以使他和斯特诺一同被视为地质科学的奠基者（Bryan，2005：48-49；Raven，1986：419）。艾伦伯格认为约翰·雷在地质学上的地位，相当于第谷在天文学上的地位：尽管约翰·雷本人并未提出一套综合性的理论，然而他留下了最全面最可靠的经验记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大量宝贵的资料，而且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主题，其中包括当下主义（actualism）、流水对地表的侵蚀以及原初地表的断裂产生的造山运动、泉水的多重来源等。在十七世纪的学术圈中，约翰·雷与其他学者之间广泛而自由的通信，不仅启发了同时代学者的思想，也提出了很多备受后来地质学者关注的问题，包括与当时信念不符的物种灭绝观念，以及关于地球年龄的大胆推测。尽管约翰·雷本人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与总结，但他的确提到了这类可能性，而且详尽、忠实地论证古代以及近代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和争论。

布丰将约翰·雷的著作视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地球理论》（Théorie de la Terre）中多次大段引用约翰·雷的原文，例如有关流水对地表的缓慢侵蚀作用的论述（Ellenberger，1999：107）。从莱尔对约翰·雷的评价来看，他十分熟悉约翰·雷的著作。而艾伦伯格认为，赫顿必定也读过约翰·雷的著作，而且受到较大的影响：从赫顿著作中，可以找出很多与约翰·雷思想一致的内容（Ellenberger，1999：116-117）。此外，艾伦伯格猜测了约翰·雷、李斯特与斯特诺的历史性会面，推断这次会面对双方都有很大影响，他问道：“这次会面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了约翰·雷和李斯特的职业生涯？更重要的是，又在何种程度上导致斯特诺从解剖学转向地球研究，并写出那本非同寻常的《论固体中的固体》？”（Ellenberger，1999：103）这种猜测或许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但是约翰·雷对地学研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